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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孙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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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1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和演变
    分歧的缘起:农业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被废除,转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进程进一步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这种以农民个体所有、个体经营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贫富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了不同看法,毛泽东与刘少奇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怎么办呢?报告提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报告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增强公共积累;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还提出,对于农业的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在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立即找刘少奇请示。刘少奇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 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同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再次严厉批评了山西省委的观点。刘少奇之所以如此重视并反复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应该分为两步走: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离开强大的国家工业,乡村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刘少奇主张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发展,不应急于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这就是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报告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据薄一波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的道理说服了刘少奇等人。这次谈话后,刘少奇命人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收回了 7月5日在春耦斋发给他们的材料。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也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深层分歧。
    分歧再现: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

    关于解放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本是一致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指出,党在城市、在老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也持同样的观点。 1949年6月,刘少奇在一份提纲中指出,战争快要结束了,“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同年8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为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解放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这些问题上,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是在党的“八大”后出现的。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其间,毛泽东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的修改问题。在经过各代表团、各小组和常委会的讨论后,毛泽东批示:“照此付印,付翻译。”《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根本上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讲话。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既为此后近二十年的失误种下了祸根,也为日后毛、刘之间出现更大分歧埋下了隐患。
    分歧加剧:如何评价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工作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积极的,并没有反对。比如1958年7月5日,他在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同干部座谈时说:“有的国家人才少,劳动力少,困难一些,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赶上英国不是十五年,十五年是要超过美国。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干起活来,不计上下班,干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刘少奇的头脑也是比较“热”的。邓小平后来曾这样回顾和评价这段历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可见,在发动“大跃进”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无意见分歧。分歧是在如何评价这段时间的工作上出现的。
    众所周知,从 1958年开始,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首先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我国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却下降22.8%。其次是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亿斤,1958年4000亿斤,1959年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则又减少到2710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年的正式统计,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本想让人民快一些过上好日子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分歧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未免有些刺激性,令毛泽东不快。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尽管今天看来完全正确,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我们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还比如,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10年再“做出结论”。这些话,对于把“三面红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泽东来说,当然不顺耳。
    虽然毛泽东没有正面评价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对林彪的讲话的高度评价中,间接感受到他对刘少奇讲话的不满。 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讲话的基调同刘少奇完全不一样,带有明显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色彩。与刘少奇不同,林彪在讲话中首先全面肯定了“三面红旗”,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在谈到这几年的困难时林彪又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在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路线。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了林彪讲话整理稿之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两个讲话,对其中的一个不评价,对另一个则极其欣赏,毛泽东的态度不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吗?
    分歧公开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围绕当时的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及搞法的问题,两位伟人的分歧暴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一次,开一次大会就讲一次。正是出于抓阶级斗争的考虑,从1963年初开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分工,1964年12月以后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刘少奇是赞成的、积极的。他对“敌情”的估计甚至还有甚于毛泽东,比如毛泽东在1964年6月8日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稍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当他听到有的干部对毛泽东的判断有怀疑时便予以严厉批评,他还说:“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基于这种认识,刘少奇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中去。所以说,在开展和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一场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并无分歧,分歧是后来出现的。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集中研究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要分歧,并且逐步公开化。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问题上:
    第一,主要矛盾。在我国的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他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对此,刘少奇是十分清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农村的主要矛盾产生了新想法,并提了出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会议上,当毛泽东讲到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插话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党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对刘少奇的插话,毛泽东非常不满。因为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径自插话表述相反的观点,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1964年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冲突。毛泽东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会议进行过程中,当刘少奇讲到农村的主要矛盾如何表述时,毛泽东未予理会,继续着他的话题。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以商量的口吻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有人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是不同意。讨论中,毛泽东始终盯着“当权派”问题不放,避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稍后,刘少奇又以肯定的语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接着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又跟了一句:“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这次的意见冲突显然令毛泽东非常生气,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战略性判断。
    第二,运动的性质。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这是一个和如何判断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及其特点紧密相连的问题。早在 1964年8月初,刘少奇就指出:“现在的敌我矛盾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同年10月24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进一步说:“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正是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就运动的性质问题批评刘少奇,他说,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字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他带的那两本书上。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道,‘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毛泽东的这一大段话,实际上是说他作为党员,有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力;作为公民,有发言的权力。这主要是针对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因为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负责会议具体组织工作的邓小平鉴于以往一般会议毛泽东大多不参加,而这次会也是以讨论具体工作、听取各地汇报为主,所以邓小平提出,如果毛泽东有事可以不参加会议。刘少奇呢,主要是因为前几次会议上在毛泽东讲话时他多次插话,阐述不同意见,或者是在他自己讲话时毛泽东插话,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讲完,自己就又接着讲起来。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这种带有一定意气成分的不满,加上对一些重大分歧的过重判断,使毛泽东对刘、邓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越来越把矛头指向他们,特别是刘少奇。
    第三,运动的搞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把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刘少奇逐步形成了一些他认为比较好的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大兵团作战,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他主张把各县的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配到地委,在省委、地委带领下集中搞一个县。当时,甚至出现了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到一个县搞社教的情形。另一条是扎根串连,下去蹲点。 1964年7月2日,刘少奇在召集出席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时说:“所谓蹲点不是到点上听听汇报又回来了,而是从扎根串连开始一直到四清搞完为止,一直搞下来,取得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各级党委才能真正领导好这次革命。”从理论上来讲,要指导运动,了解情况,倡导到下面扎根、蹲点,并不错。但是非常不应该的,是刘少奇在阐述扎根串连的重要性时,轻易否定了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开调查会”的调查方法。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阶级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这当然容易引起毛泽东的不快甚至误解。实际上,毛泽东也确实很早就对刘少奇的某些做法有意见。1964年8月30日,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后来,到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的不满终于公开化了。
    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他还说,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方法要改。1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对前一段运动的搞法提出批评,说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1965 年 1 月 14 日,连续召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通常所说的“二十三条”)后结束。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所形成的裂痕是巨大的。尽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做了自我批评,但从历史事实看,毛泽东并未完全消除对刘少奇的误解。 1970 年 12 月 18 日,当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问他是在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答道:“那就早啰。 1965 年 1 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可见在那时毛泽东就已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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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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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1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号召带领人民大众
    破除权威迷信的现实意义
    作者 听光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熏染下,官僚权贵和文化人相对于广大普通民众来说是高贵的,是不可侵犯的,是只能仰视的;显然,这种盲目的封建迷信意识是与现代民主自由独立思想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家的伟力号召率领人民群众向这一顽固的封建迷信思想意识堡垒发动了摧枯拉朽的重击。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要改造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而要实现这一文化改造,原则就是“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权威主要来自上层领域,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文化权威,都遭到了民众的各种形式的批判,这是一场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思想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在政治领域,有些党的干部竟然把自己个人同党组织等同起来,声称批判他们本人就是反党,以此来压制群众的批判;但显然,个人与组织不是等同的,但从中却可以看到有些干部试图在群众中以党的名义树自己个人权威的思想,这无疑是与共产党所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符的;通过这样的例子,人们也懂得了要学会一分为二地看待共产党内的党员问题,要学会辨析谁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并坚决拥护真正的代表。在文化领域,历史遗留下大量的传统文化人,他们仍然按过去的办法宣扬老一套的东西,甚至有些人公然以学阀的姿态在学术界大发淫威,压制后学;所以说旧的教育制度和体系必须给以批判,进行革命,要改变过去专门学习书本知识,而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的教育方式,而强调学习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育理念;要改变过去教育中的个人主义思想,而教育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思想;要批判学阀,批判压制青年学者的现象,如此才能打掉压制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过去的运动中,毛泽东是群众的导师,是人民手中的旗帜,当然不是群众批判的主要的对象,而是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旗帜指引下,向其他一切所谓的权威发动批判,通过群众自身的实践运动,来破除他们自己头脑中的权威迷信思想。

    毛泽东去世后,社会掀起一股批判的思潮,这次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本人,于是最后一个权威也在民众的头脑中动摇了,有人不是说“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类的话吗。

    一轮下来,所有的权威的地位都动摇了,人们的思想中开始出现瞬间的真空,这是从破到立的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社会在思想上一下子多姿多彩起来了,过去的那一套开始没有时间提了,新的思想还来不及搞明白,就已经成为末日黄花。啊,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各种莫名其妙的名词飞快地轮换,人们杂乱地不停地向前涌动,社会也以各种方式飞快地变换着自己的面貌。

    不经意间,三十年过去了,在剧烈的振荡之后,也该停一下盘算盘算了。前思后想,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数百年的发展史一比较,中国已用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上百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震荡,经过无数历史事件的反复冲击,中国人开始沉思,新的思想开始成长。真理是经过无数的历史考验而为人们接受的,而一旦真理为群众所掌握,就必将焕发出惊人的力量。人民批判权威,但崇信科学真理。

    历史到达一个新的路口,社会利益已经经过重新的配置。对于在这个过程大捞了一票的人来说,有的人想守住既得利益停滞不前了,有的人还想按以来的路子捞的更多,等等心态日趋保守,其中的势力也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正在试图包装出一种新的权威,来使他们的利益和地位永世长存。他们开始编织他们心中永恒的梦想。

    但历史不会止步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愿望,既得利益者也不例外。在辩证法的眼里,没有永恒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某些人试图树立新的权威的主观愿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经过文化性格改造的民族来说,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了。在网络上人们已经见识了这种深深蕴藏在社会中的批判的革命的力量,这是一股崭新的潮流,正在汇聚,并终将浩浩荡荡。

    中国人民将继承毛泽东教导的批判和革命的思想,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踏上新世纪的长征之路。这是中国人民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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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的“五不怕”
    春天的惊雷
    有人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为它是人类改造、认识世界成果的最高抽象。

    这里,我要说,毛泽东的“五不怕”,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关于人的哲学的品、性、质、德的最高境,也是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说心里话:从初听乍闻“五不怕”,一直到今天,我的灵魂是不断受其震撼的。

    毫无疑问,毛泽东著名的“五不怕”理论,是专为积极地开展党内斗争而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散见于他的多次讲话中,比较完全完整的一次是他和吴冷西的接谈。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首先是针对党,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至于对全体人民,仅是作为一种努力目标和方向,提出来的。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和行将上任于《人民日报》社总编职务的吴冷西说:“……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这“五不怕”精神,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思想又得到大大的传扬。

    与以上“五不怕”相一致,毛泽东还说过: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并且,毛泽东还经常提倡“当海瑞”,──新时代的“海瑞”。毛泽东本人确是当过新时代海瑞的,比如中国共产党建党后不久,一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基本上一直处在“海瑞”的角色上。

    今天,细析毛泽东“五不怕”之深意,我个人的看法是,起码是一箭三“的”:“引火烧身”、“去国人奴性”和“熏陶民主”。

    ──首先是“引火烧身”。

    细读有关毛泽东的文章,人们会发现,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即同有关人表白过自己心里的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作为彻底的革命家,要永不歇脚,不断革命,始终得坚持革命原则,敢于工作,敢干批评斗争……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因权、名、利在手,不敢坚持原则,尤其不敢通过批评毛泽东而坚持原则。这就给毛泽东带来一个忧虑:党内“无斗争”的和谐,或是仅有上对下的单向性批评的专制式和谐,是会窒息革命的(横向的平行性批评,通常会转化为上对下的批评).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此时的毛泽东,不得不从进一步焕发共产党人的“舍己\不怕牺牲”的精神入手,要人们“无私无畏”:他希望同志们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怕挫折,不怕有人议论讥笑,敢于斗争,敢于批评,──直至最上层,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知道,在革命夺权年代,不少共产党人是有这种精神的,对陈独秀的批评,同王明的斗争,与共产国际派来的洋指挥的争论,以及延安时期任弼时对自己的批评……则充分表现了这一点.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在于“有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的彻底革命精神。

    人们可以理解毛泽东,到了和平年代,我们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毛泽东本人成了最高权威,此时,毛泽东沿着“任何政党,任何个人,当然包括他自己,错误缺点总是难免”的逻辑,就自然地提出“五不怕”,以鼓励人们敢于给上级──主要指毛泽东自身──提批评意见。这实质是“引火烧身”。

    ──其次是“熏陶民主”。

    在建构广泛民主活动的意义上,所谓民主,就是自由地且合理合法表达意见。在这里,如果说在平行的同级间,能自由表达批评意见,仅有点增强民主的作用,那么,上级对下级的批评,则几无“熏陶民主”的意义,而下级能对上级、组织(直至最高级)“自由地且合理合法表达意见”,则对增强民主有决定意义。

    现实又告诉人们,作为个人、下级,对上级领导人、组织的缺点、错误批评斗争时,特别是重大原则问题,是很难保证在一次性的斗争中,正确能战胜错误,故而,也不能保证坚持正确意见的个人不受打击。而作为原则性的斗争,作为斗争的上、下级双方,从逻辑上讲,都要求对方不在没有搞清是非善恶时,就放弃观点。这样势必造成持正确意见的下级、个别人,在重大问题认识和解决之初,会受到某种不公正的待遇,如被组织批评、停止某项工作、解除一定的职务等。在特别重要的问题和时机上,甚至可能受处、坐牢(至于杀头,──毛泽东认为,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因为,为了防止出现斯大林式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杀人,──尤其在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一旦杀错了人,其错误是无法纠正的。我党和毛泽东的这一政策,正好表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革命事业负责和对个人负责的坚定原则精神,以及十分科学的态度)。

    以上,是民主实践、实现过程的必然代价。这个代价,对还缺乏民主要求和觉悟的基层一些群众来说,是付不起,也不愿付的。那么,这个代价,只能还是指望“为共产主义作彻底奋斗”的共产党干部去支付。所以,真正做到“五不怕”,是最具“熏陶民主”的意义的。

    这里,有少数知识精英的这样一种观点,是让人鄙视的,即认为:毛泽东提倡“五不怕”,是故作姿态的政治技巧,是"钓鱼"和"引蛇出洞",是视人们的利益、荣誉和生命为儿戏的态度,是政治迫害狂人对被玩于自己掌中之人的残酷捉弄。

    我们鄙视这些知识精英的观点。这二三十年来,这些知识精英通过“伤痕文学”“政治拨乱”等,已把自己这些鄙俗、自私的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人的这些观点讲出之前,人们曾相信过他们)。公正的社会主义者都会体味到,作为社会主义的早期斗争,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的。我们提倡斗争,提倡“五不怕”,正是因为斗争永远不会只直接等于正确和真理的胜利;甚至民主也不等于不犯错误。但正确和真理的出现和胜利,世界的改造、历史的进步,又半点离不开斗争。

    ──再次是“去国人奴性”。

    毛泽东希望人们,首先是共产党员、干部,要做忠实的战士,要去除奴性,敢于斗争,自觉斗争,即使受了伤,也不要哀号,不要彷徨,更不怨天尤人,而是疗好创伤,不屈不挠地继续战斗。就是说,这是一种坚执的追求;无怨无悔的苦斗。这也是无产阶级“斗争哲学”的最高境界,及斗争武器最大程度的优化。

    可以想像,一旦人们──相当一部分人们(首先是共产党人、干部)──达于这一境界、斗争武器优化到这一程度,毛泽东的“五不怕”在这方面的潜台词将会出现:即“任何独裁者的不民主状况会大大收敛,社会民主会越来越充分;它更不会去造育根本不愿独裁的所谓独裁者;一切实质性的进步将会插上强健的理性双翅,高高飞翔起来。在落后中徘徊,在旧周期中兜圈子的情况将极难发生”。

    这时,如恩格斯仍健在,会因毛泽东这一激发人们历史主动性,积极开展“积极性斗争”的“五不怕”,而欢欣鼓舞说:我所认为的“人民大众的积极的一往无前的斗争,……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被毛泽东和中国人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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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08 | 显示全部楼层
    读毛泽东主席重上井冈山谈话后的感想
    作者:青争
    读完王卓超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1965年)的一次谈话,有许多触动与感想。我觉得这篇文献的意义非常的重大,说说自己的体会。

    [毛主席说: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

    这话说明了一个重点。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对路线,对未来的思考比较长远。对国家的发展,与长远的政策与路线,深思熟虑比较多。可困难的是,如何正确有效地评估和平时期的国家路线呢?主席很坦白的说,这件工作比起战争时期困难的多。

    主席在65年发表的这段谈话,其实可以看到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不妨由此分析一下。见识一下一个伟大的战略的思维之力量在哪里。

    主席时刻在想的是:我们中国凭什么去取胜的问题。这是一个跟走什么道路非常相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席那时讲的,今天的我们才能理解到是有相当精辟而富于远见的。

    [王超然回忆说:记得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我觉得这段话特别的有远见,特别从近廿年,世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发展历史看,文明冲突体现在以市场垄断,资源垄断,技术垄断为特征,大多数国家只能落得个劳力输出,资源输出,陷入长期债务偿还的下场,而只有西式民主,自由好像才是西方大国免费,甚至出钱大力资助的。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制度要成熟的多。哪么我们凭什么取胜啊?主席点明了走什么道路的利弊后,又回到了我们凭什么取胜的分析。

    [主席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这里表明了主席思考的重点。新中国成立16年,经历的风风雨雨,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正有如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几经挫折才坚定走井冈山革命的道路。所以才有主席重回记 井冈山。提到了井冈山精神,可最重要的还是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好制度与好作风。这是我们凭什么取胜,凭什么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有必要回顾一下文章中的这一段:

    [记者:到 1965年 5月,建国已经 16年了,毛主席认为要怎样才能发扬井冈山精神?

    王卓超:主席认为,要发扬井冈山精神,首先要分清路线问题。毛主席很强调路线,这点给我印象很深。主席结合当年井冈山的斗争,说了这样一些话。他说,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地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 越用越活。]

    也正是在历史的回顾与反省中,我们总结出好的制度,好的作风,摸索出新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主席在这里提到了政治民主以及提领导与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从这里可以看到文革的动机(另一种制度建立,政治民主与权力监督)。

    [记 者:毛主席提到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具体是指什么?

    王卓超: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在这里主席特别强调与重视士兵委员会,强调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上升到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权力监督方式。这对理解文革后,中国工厂与企业出现革委会,出现老中青三结合的制度有所启示。看得出毛主度发动文革的动机之一,就是想如井冈山建立了那个时期的好作风好制度一样。通过文革,建立起和平时期,摸索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制度与新作见。在这里,毛主席指明了是摸索,会有一个摸索与提高的过程。正如主席所说“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 越用越活。”一样。

    [我记得,当时刘俊秀请教主席说: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土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主席还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了我们自己。]


    从这段话,联系后面主席有关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可以看到毛主席对权力与特权的担心。特别是毛主席对士兵委员会与工会与农协这些机构在民主政治与权力监督上的不同。由此看到,毛主度发动文革是想建立一种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绝非某些人造谣所说的是为了权力独裁,相反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权力。文革后的革委会与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可是毛主席当年那些想法,连这些省级领导当时也不能理解。文革运动在不同势力的插手下,演变另一种历史,远离了当年毛主席设想的一种新的,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作风,制度上的模索与实践。这反过来说明了,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生的事物。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实践与建设在超越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制度,还有一个过程。

    但是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毛主席65年在井冈山对中国走什么样的路线,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的思考是相当有远见的。总之,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之中,中国凭什么生存与胜利,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主要问题。所以主席当时就说: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对照今天的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阶级矛看,民族矛盾是不是已经激化了,是不是已经到了被其他文明可以加以利用的程度了,我想是的。

    当然读了这篇文章,我最为佩服的,不是需不需要民主,而是什么样的民主才是一个好的制度,利于国家建设,利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也给出一个高明的答案:士兵委员会的建设,结合各个行业,单位的实际的一种民主,政治与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这种民主更有效益,相对于西方的几年投一票的,依靠被操控的新闻媒体来施行权力监督,并通过这种媒体来进行选票民主制度,确更有建设性。而且在这篇文章中,有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消除三大差别,消除领导与权力的特权。这其实也是一种判断什么是真正民主的特殊标准。因为从历史上看,西方历史上的民主体制,都是加强特权,加固帝国,加固对其他国家,民族与文明的侵略,奴役与扩张的。是以其他文明,文化与国家的消亡为代价的,希腊如此,罗马如此,美国也如此(印地安文明的消亡)。

    总之,这篇文章,我觉得对文革的重新认识,对毛主席晚年思想的重新认识都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中国凭什么在世界之林去竞争,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有着极深刻的启示。


    附录

    王卓超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1965年)的一次谈话

    王卓超,1929年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是中共七大代表。建国后,历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兼江西省检察署检察长、江西省副省长,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等职。2002年1月逝世。本文是2001年7月王卓超同志健在时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录。


    记 者:王卓超同志,1965年5月您和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等一起陪同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可以谈谈基本经过吗?

    王卓超:可以。1965年5月,我正在赣南瑞金县蹲点搞“社教”工作,突然接到江西省委通知,要我马上回南昌。到南昌后,省委主要领导告诉我,毛主席要到井冈山来,要我与刘俊秀代表省委、省政府前去迎接,并负责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毛主席1965年5月21日从长沙出发,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当天到达湖南茶陵住了一个晚上。5月22日中午时分,主席一行到达江西永新县。我们提前一天在永新县等候。第二天接到毛主席,在永新县委招待所吃的午饭。主席还接见了永新县委的同志,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午饭后,驱车经宁冈三湾、龙市、茅坪上山,走黄洋界,傍晚到达井冈山,下榻井冈山宾馆115房间。毛主席在井冈山一直住到5月29日上午9点多钟才离开。


    记 者: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有什么重要活动或重要讲话?

    王卓越: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当时没有对外公布,是秘密的。在山上没有举行什么会议,只有小范围座谈。主席坐车到茨坪中心地区看了看井冈山的建设。在井冈山的7天中,主席每天习惯散步,散步时曾讲过当年井冈山斗争的一些情况。记得张平化提前下山(因湖南省委开会)的那天(5月25日)下午,汪东兴通知我和刘俊秀到115房间,主席有一次比较长的谈话,主要是讲井冈山斗争,还有对当时“反修防修” 的一些看法。



    记 者:请您详细谈一下,好吗?

    王卓超:主席是一种漫谈的形式。关于井冈山斗争,主席谈到革命青年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作用,说牺牲了一大批青年人。他特别提到这么几个人,印象很深。第一个是卢德铭。原话记不准确,大意说: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同志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支持我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的提议。他在芦溪一战牺牲了。

    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学生,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团指导员。三湾改编任第一团三营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还有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学生。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1928年 7月打郴州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回到崇义。8月,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叛变了。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萧劲。林彪比较会打仗,被提拔为团长。

    还有张子清同志,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三湾改编时,黄埔一期学生陈浩当团长。1927年12月,陈浩从茶陵率部队没有回井冈山,准备投降敌人,张子清和宛希先坚决反对。陈浩被逮捕后,张子清升任第一团团长。他很会打仗,立场坚定,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都县战斗中负了重伤。那时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他,他坚决不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使官兵上下一致,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张子清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主动提出留在山上做辅助工作,调任红五军参谋长。1930年牺牲在永新。张子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牺牲时也只有28岁。

    主席那天很激动地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重现出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主席还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 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接下来,主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了解袁文才、王佐1930年被错杀后井冈山各方面的反应。主席那天讲的第三个问题,主要是发扬井冈山精神问题。



    记 者:到 1965年 5月,建国已经 16年了,毛主席认为要怎样才能发扬井冈山精神?

    王卓超:主席认为,要发扬井冈山精神,首先要分清路线问题。毛主席很强调路线,这点给我印象很深。主席结合当年井冈山的斗争,说了这样一些话。他说,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地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 越用越活。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记 者:毛主席讲这些话时,您当时能理解吗?

    王卓超:不理解。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主席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记 者:毛主席提到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具体是指什么?

    王卓超: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我记得,当时刘俊秀请教主席说: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土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主席还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了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就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嘛。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1万多人,四方面军有8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就是路线正确不正确。



    记 者:毛主席那天谈到党内外一些问题,落脚点仍然强调的是要发扬井冈山精神,对吗?

    王卓超:对。主席那天最后总结说,今天的井冈山比38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将来,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简单地是几根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根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主席继续说,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主席再次谈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的干部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那天下午,毛主席情绪激动,又有几分忧郁。那是我一生亲聆毛主席讲话并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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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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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讲“五不怕”及含义
    作者:春天的惊雷
    为了让人们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关于要敢于坚原则、当公开反对派的含义,现将毛泽东关于“五不怕”的讲话,再转帖一次。

    ×××在《人民日报回忆录》中回忆说:

    1957年6月1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谈了一些别的事情后,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找你来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毛主席接着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有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说了,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遭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既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愤著《史记》。

    他说,他自己有这个体会。

    他说到: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自已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讽刺说十六字诀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然后,毛主席笑着看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我回答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受冤屈的话。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这次谈话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人民日报》上班。毛主席说的“五不怕”,我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经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否敢于坚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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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
    迅速成功是如何可能的?
    作者:老田
    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开始,中国历代第一波起来反抗统治阶级暴政的起义者,多数都在与旧精英阶层撕拼的过程中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奋斗到取得最后胜利。从技术和兵器差距看,毛泽东和同志们是非常不利的,从前的冷兵器时期,起义者与统治者的武器差距是大刀长矛对锄头镰刀,而毛泽东却是面临着锄头镰刀对洋枪洋炮,在这样的差距之下,胜利是如何可能的,需要我们来重新审视。

    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上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要经由权力运用来实现,在一个经典意义上,所有运用权力去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过程就是管理过程,就是运用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话语权)去整合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但是所有的革命,都是从前掌握权力最少的平民阶层,推翻了掌握几乎全部权力的精英阶层而告终,因此革命过程必然意味着常规管理手段的失效,新的整合因素在革命过程中间起主导作用。

    如果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是管理过程中间的常规整合因素的话,那么革命过程中间肯定是有“非常规整合因素”起作用,否则所有的革命都只能是归于失败。我们就距离今天最近的中国革命为例,去追寻一下当年的“穷鬼”是如何“变天”的。中国革命过程中间,毛泽东的见解最为超卓,因此本文也将意味着要在管理学的视野里来界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及其战略战术。

    由于革命时代的状况,与平时截然相区别,因此需要使用一些新的概念,并重新定义。需要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立,是如何形成的,考察力量格局、利益格局和思想格局的形成与作用效果。

    一、 毛泽东对竞争社会的认识和矛盾论的完善

    毛泽东承认唯一的方法论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论。而矛盾论本身只是承认一种日常现实,是对社会处在竞争状态中间的把握,可以在“大同社会崩溃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的状态下,直接得到把握,无须经由论证。由于大同没有了,社会就总是处在竞争中间,这其实就是矛盾论(或者竞争论)的依据。这样就可以忽略西方的思想发展里程,也同样无须自然界的现象进行类比说明,自然辩证法也不需要,直接就在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的把握中间中间求得。

    在竞争社会中间,竞争到底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还是在集团层面进行,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需要实践检验了。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竞争都是群体竞争为主的,一个社会总是分化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野主要是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不同。精英阶层的强势地位,除了有形资源掌握多之外,还有控制无形资源的话语权去瓦解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因此强势群体的竞争优势并非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还在精神层面。

    竞争的目标是资源的分配,而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的有利份额,就必须取得相应的支配权或者控制权。根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支配权只存在于三个方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最开始的竞争仅仅局限于资源分配关系上的互为消长,然而由于资源分配的依据是三种“支配权”决定的,因此竞争就相应地发展到了关于支配权的竞争,这个竞争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掌握更多的“竞争力”而发起的竞争。对资源分配的竞争还可能出现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就是马克思所指望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状态,去消解人们的竞争意志和愿望。但是竞争已经发展到“支配权”的这样的竞争力上,这就没有解决的希望了,人们在指望自己竞争力上升的同时还追求对手竞争力的相对下降,瓦解或者消灭对方的竞争力。因而矛盾论将适用到地老天荒。

    有一个美国佬的故事,是说上帝去考验一个人,说可以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条件是给他邻居以双倍,最后这个人选择“瞎一只眼睛”同时邻居“瞎两只眼睛”,这个故事就非常形象地表现了竞争发展到“支配权竞争”层面的现实选择。在支配权问题的竞争上,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的,为了更好与竞争对手竞争,必须时刻牢记掌握“优势竞争力”。

    竞争社会的控制成本趋于上升,内部整合成效下降,革命胜利的曙光就在这里。航船与婴儿。

    二、 竞争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有形资源是人财物,无形资源是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竞争力是两者的乘积。把阶级斗争作为有组织竞争来看待,追寻竞争优势的转换过程。

    矛盾论在竞争社会里面表现为群体竞争关系,这个竞争关系可以借助克莱因国力方程来帮助理解,克莱因方程表示如下:

    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包括GNP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战略打击能力和常规军事力量。克莱因认为“战略意图”的最高值是1,多数国家的的战略意图是自卫和保护性的,评分居中为0.5分,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历史久远,则大于0.5分,战略目标模糊或者摇摆不定,则低于0.5分。克莱因把“战略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约占33%,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34%,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33%。(王恩涌等《政治地理学-大时空中间的政治格局》)

    克莱因原来是分析国家之间的竞争力量问题,我们为了表示国内对垒阶层竞争优势的形成原理,把有形资源构成划分为掌握国家机器(军事力量)、经济资源(资本和分配权),把无形资源划分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总是掌握着国家机器并占有或者支配大部分资本和社会剩余分配,在有形资源方面,平民阶层是永远处于劣势的。但是在无形资源方面,竞争意志的强弱,最终是要和个人生存处境相联系的,而组织程度可以合理归结为平民阶层能否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问题,在高认同条件下,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会急剧下降,最终在无形资源方面的胜出,这个条件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兵必胜”。

    这样在一个国家的内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竞争力对比关系公式就是:

    阶层竞争优势=(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竞争意志+组织程度)

    在这个公式里面,有形资源部分曾经被先秦法家总结为“农战”,无形资源被高存在于老子定义的“哀兵”中间。文化资源和话语权没有直接表示出来,而是通过影响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来实现的。其中政权的理论除了体现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体现为影响组织程度,依托政权的精英阶层在通常情况下组织程度要高于平民阶层。通常情况下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优势地位是绝对的。

    社会剩余的分配最终会形成特定社会的利益格局,如果平民阶层的利益能够体现在利益格局中间,那么他们的竞争意志就肯定会下降,对精英阶层的秩序认同感上升,其实这就是恩格斯的关门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当时面临的形势: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可以指望在资本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经济要求,所以阶级斗争手段和暴力推翻资本家的优势地位并非必须,后来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出笼,其实就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利益实现同时伴随着竞争意志的瓦解过程。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其实就是工人竞争意志的下降,这样一份修正主义的思想格局的出现,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人阶级对斗争手段的选择。所以竞争意志是自身经济利益实现程度的函数,是文化资源影响的函数。如果反抗的机会成本和风险很高,那么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和组织意愿肯定要受到抑制,反过来统治力量有限,势必就要鼓励反抗的产生,所以竞争意志还是反抗风险与成本的函数,用公式表示就是:

    竞争意志=f【(1/利益格局)×(1/力量格局)×(1/思想格局)】

    上面公式的含义是:如果平民阶层得到的利益越多、与精英阶层的差距越小,那么竞争意志就越是下降(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国家机器越是强大、对反抗的镇压达到“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程度,那么竞争意志越是难以凝聚;如果平民阶层越是信奉精神的鸦片,老是相信精英阶层许给的“安乐窝”幻想,相信自己的处境就是天生的“命”,不想着起来反抗,那么显然竞争意志就难以凝聚,精英阶层的思想格局越是被接受,那么竞争的意志就越小。

    一般而言,由于精英阶层总是执行“枪打出头鸟”政策,组织平民阶层进行竞争和反抗的人总是优先予以镇压,例如《中国农民调查》里面的上访代表就是如此,所以组织成本的克服需要有牺牲精神的人挺身而出;同时,组织和管理成本还与个人追求利益实现的通道有关,如果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显然对于集体竞争的兴趣就会下降,组织和管理这些人就困难得多,如果个人已经无法单独追求目标实现,就只有转而追求集体努力了,例如杨献珍在解放前好不容易谋到一个中学校长职位,结果还受到别人的勾结起来排挤,就一气之下去了延安,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无法在个人努力的渠道上解决一些基本问题,那么反抗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就会急剧下降,组织效能就会急剧上升。那么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就是个人努力是否成功的函数,在个人努力无法生效的情况下,“毫不利己”的人就会大量涌现出来,毛泽东“老三篇”也更容易深入人心。这样的时代,按照老子的说法就是“哀兵必胜”,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忧患时代个人努力已经无效了,个人只能是主动融入集体努力的努力过程),精英阶层的优势就是被压倒了。毛泽东说“小米弭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坦克”,基本原理就是在这样的忧患时代,平民阶层在竞争中间所具有的无形资源方面的优势太大,精英阶层在有形资源方面的优势无法抵消。

    这样组织程度就可以益公式表示如下:

    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f【(1/个人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个人为整体利益牺牲的意愿)】

    对于全球竞争中间的弱小国家而言,对于国内的平民阶层而言,由于在有形资源方面不可逆转的劣势存在,为捍卫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在无形资源增长上面下功夫,在精英阶层掌握着大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形资源的情况下,平民阶层必须增强竞争意志的作用,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错觉,否则将难以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地位,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天天讲”,其实就是要砥砺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

    老子说“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哀兵”的竞争意志是最高的,“当兵吃粮”和“抓壮丁”的队伍其竞争意志就不怎么样。哀兵的整合成本很低,因此无形资源很丰富,毛泽东“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坦克”的依据,在于无形资源方面的优势超越了有形资源的差距。

    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天下叛之,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其实就是统一战线的奥妙所在,国民党无法整合知识精英,无法整合小地主小资本家,上海的一个小资本家对他的学徒说“现在坏了,共产党要得天下了,99%的人反蒋,80%的人支持老共,老共要得天下了。”统一战线成绩主要是国民党的失败造成的,而不是共产党的成功。

    军队与民众关系上的根本区别,使得解放军能够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可以实现集中优势兵力,以弱打强。

    三、 管理成本与整合成效

    实现目标总是以人力物力整合为凭借,管理成本越高,整合成效就越差。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管理成本差距,是精英阶层造就哀兵而扩张的。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样一条分化与整合成本的变得曲线。忧患时代对整体利益认同程度高,整合成本就低,安乐时期利益分化严重,整合成本急剧上升。私欲之蔽和天理之明的认知条件,个人奋斗无效自然就把目光转向整体努力过程。

    《礼记-礼运》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段落非常有名,就是解说个人行为模式的决定机制的,清楚的表述了国家的宏观管理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个段落里面,实际上把国家和社会之所以还能够管理的奥秘都讲清楚了,少数管理者为什么可以影响和管理多数人的奥秘仅仅在于:如果多数人能够根据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完成自我调节的话,那么强制性的管理仅仅需要针对少数人的出轨行为进行纠偏就可以了,而这个强制性的纠偏措施的目的主要还是着眼于改变人们的预期,帮助他们实现自我调节。也就是说,管理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在于:多数人能够最终在对于未来的预期之下进行自我调节,而个人对于未来的预期是可以经由强制力量外在进行安排和肯定的。管理最终是经由调节个人预期的手段来实现的,调节个人预期包括软硬两手:软的是教化,硬的是刑罚,这两者可以经由国家政权的力量帮助实施,去帮助人们确立稳定的预期,按照孔夫子的话说就是“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孔夫子还反复提到,这个稳定预期的建立最终要靠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来实现,让人们的生命过程和各个阶段都能够取得适当的资源和剩余,支持生命的过程与循环。换言之,就是稳定预期虽然可以经由软硬两手帮助明确,但是其基础还只能是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按照孔夫子的说法,关键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就是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去榨取平民阶层的有限剩余,“安”的重大价值是没有精英阶层的压迫和剥削,平民阶层就肯定不会有反抗的意愿和行动。换言之,稳定预期建立不能依靠老百姓对利益的放弃和禁欲,而是精英阶层不依仗自己的优势地位去榨取社会剩余,那么老百姓就肯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保障的。换言之,老百姓都知道:损害老百姓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不是什么豺狼虎豹,而是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去过分提取社会剩余的结果。所以老百姓对长远利益的把握和信心、稳定预期的建立的前提条件都是:精英阶层不滥用优势地位去提取社会剩余。

    毛泽东对孔夫子他们发现并反复申说的管理奥秘领会最深,从井冈山时期就要求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辽沈战役的时候进攻锦州的战士不吃老百姓的那个苹果,再到三野九兵团进入上海的时候要求他们露宿街头,都是向老百姓展示“强势群体不会滥用优势去侵占老百姓的剩余”这一根本管理要点。这不是简单的行为公共关系学展示那么简单,而是对管理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素的反复重申,而且要宣传得让全国人们都知道,以帮助老百姓确立关于长远利益的信心,帮助人们建立稳定的预期并完成自我调节。解放后社会风气迅速好转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势群体,要求自身不滥用优势地位去提取剩余剩余,因此老百姓在这样的事实教育面前能够迅速完成预期的变换,全国人民大多数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都迅速地建立起关于未来的信心,调整了自己对于未来的预期,并据以进行自我调节,所以新中国的社会风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根本好转,从而证实了儒家“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英明论断。

    毛泽东时代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并不仅仅是“以身作则”那样只有简单的学习和模仿价值,而是深刻地反应了管理的核心问题――精英阶层不能滥用优势去榨取社会剩余,这是民众的信心和确立稳定预期的关键。解放军在上海露宿的事实,不仅是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保证和信心,就连资本家也不例外,荣毅仁自己后来回忆说:“解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怕共产党,跟国民党政府倒有不少关系。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我自己‘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以后逐步加入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行列。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是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与几天前还在城里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痞相比,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资本家对共产党政权和对自己未来的信心,也是在这样简单的事实中间提取有用信息的。

    因为精英们总是忍不住到处乱伸手,总是想着要把社会剩余的多数攫为己有,因此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推卸精英阶层作为社会风气决定者的责任,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精英们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表现。变着法子把本应是精英阶层应该承担的责任,加在老百姓的头上去,当时所谓的禁欲主义宣传,实际上就是精英们在自己控制的舆论中间,推卸精英们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故意把水搅浑,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人人有份,借以模糊精英阶层的首要责任,逃避老百姓的监督。

    在最近20年里,中国的精英们利用一切优势,拼命地朝自己怀里大捞特捞,老百姓一看,不用多么高深的逻辑和数学知识,就很清楚在这些“大老鼠”们的狼偷鼠窃之下,我们过去辛勤劳动的积累不仅会被他们瓜分光,未来的日子也不知道咋过,长远利益肯定是没有保障的了,短期里能多捞一点算一点,除了物质利益之外,精英们什么的美妙许诺都对老百姓不起作用了,因此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可能再维持了。从而证实了儒家另一半论断“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从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看,精英阶层也清楚失去了老百姓的信赖,所以也不再指望他们少数人能够持久地控制住多数人,换言之,精英们也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势了,所以自己的行为模式也很快的陷入短期化,就像胡长清对他儿子说“中国以后终究是不行的”,所以能捞多少算多少,也不考虑可持续剥削了。看来历史的经验还要加上:中国今天精英们不仅通过自己的极端行为让老百姓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精英们自己就首先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结果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陷入了短期化和利益化。

    孔夫子还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是只要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走极端,过分提取社会剩余,多数人将能够建立稳定预期并据以完成自我调节,这就叫做“德治”,老百姓就会主动认同精英阶层的管理,从而国家管理成本会急剧下降,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走极端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关键,这其实就是儒家著名的“中庸政治”主张。但是精英们总是忍不住要乱伸手,但是又害怕老百姓起来反抗,就编造一个主流经济学理论说“只有让精英们发财足够多,资本积累顺利实现,才能带来经济发展,最终导致结果公平。”这就是著名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言说,但是事实终归要胜于雄辩,纸面的东西跟现实一比,就没有多少让人信赖的价值了。

    理论破产总是现实破产带来的,老百姓认同的下降必然带来管理成本的上升,最终精英们将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管理成本,以应付老百姓的最后反抗,这对精英阶层而言是“管理破产”,对老百姓而言是“革命胜利”。一般而言,根据历史经验,精英们总是说社会风气败坏是别人的责任,不是自己过分榨取社会剩余造成的;等到精英们在政治上垮台了,他们肯定又要说是一些专门喜欢干革命的坏人,象神仙那样法力无边,通过“散布仇恨”召唤来向来就不受他们节制的“天兵天将”把他们打垮的,而不是精英们自取灭亡的结果。

    低成本认知与思想整合

    只要是个人努力无效,那么肯定对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的认同迅速上升,管理成本会迅速下降。此时话语权和思想传播很简单,只需要启发就行了。林彪的忆苦思甜活动,对激发阶级意志和主动认同的作用。一个顺口溜就管用“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穷人参军为革命,红军打仗为穷人。”至于长远目标的胜利实现,在反抗成本为零的时候,也变得很简单:“马桑树,起红苔,砍一根,长满岩;一个红军倒下去,千人万人跟上来。”选择站在哪一边,以及必胜信念的输灌,很简单实现了,接受程度空前高。

    知识精英的高招基本上无所施其技。革命思想的不适应也仍然起作用。王明的作用和知识精英分化,一大代表的选择和分化过程。内部整合和信任问题与这个过程适应。整个内部都是左得很,团长对杨守正说,如果十年之前看见戴眼镜的,问都不问,就给拉出去枪毙了。与共产党内部的分化过程呈现一致性。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的。

    孙子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持久战是规避短期内的决战,等待对方的分化瓦解,自己一方的低成本整合过程的完成。

    革命成功对精英阶层而言是管理破产的结果,对于革命者而言是新的管理体制建立过程。

    四、 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推翻旧政权

    政治势能的积累过程,毛泽东说人愈穷才愈要革命。

    竞争意志就是一种政治势能,政治势能可以用力量格局与利益格局的落差来表示。列宁说“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的局面,就是利益格局遭遇极度不满情绪。

    被统治者无法生存的处境,使得反抗的风险和成本急剧下降为零,这时单个人的努力过程已经无效了,必然是通过追求整体利益实现而实现个人利益。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写照,杨献珍去延安的背景。老三篇为什么能够被广泛接受,都是因为个人努力已经无效了。个人努力的有效,就是死于安乐的条件。

    分化的限度,大贫小贫与赤贫的区别,没有阶级斗争。从表面上看,倒也不无道理。竞争分化不显著本身竞争受到极大的自发舆论抵制的结果,乡村社会分化的看法。

    国民党对农民的政策变化过程,同盟会“地权平均”到“节制资本”“扶助农工”,到1930年代实施的“保甲连坐”。国民党的不得已是要节省管理成本,就需要与精英阶层保持更高程度的一致,结果达到无法兼容民众的生存利益的地步,以威胁农民的生存权转嫁作为管理成本,本身就是管理破产的自己承认:我没有能力继续承担管理成本了。

    “社鼠城狐”之患,精英们总是把提取社会剩余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政权。形成以政权为中心的利益同盟。信息成本不为零,所以转嫁成本和风险成为可能。

    宋之酤酒者有庄氏者,其酒常美。或使仆往酤庄氏之酒,其狗龁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问曰:“何为不酤庄氏之酒?”对曰:“今日庄氏之酒酸。”故曰:不杀其狗则酒酸。桓公问管仲曰:“治国何患?”对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涂之,鼠因自托也。熏之则木焚,灌之则涂陁,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则为势重以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谩侮,蔽恶以欺于君,不诛则乱法,诛之则人主危。据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执柄擅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壮大,实际上是无法正常规则化实现积累过程,就是向政权转嫁资本积累的成本和风险。即便是按照市场化的意识形态,这个也是没有认同感的。

    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完成,政治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的整合过程,政权、资本和话语权的高度整合,竞争力的集中化和服务方向单一化,就是革命的基础。反动派的反动性越强,越是造就革命前提条件。孟子说“为丛驱雀者,雕也;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在毛泽东看来桀纣有这么三拨人:日本侵略军、美国人、蒋政权。

    五、 革命前后新管理权威的建设成本与革命的正义性问题

    整风、反地方主义域中央权威建设得成本支付,自己人好使唤,信任感问题,了解程度高些,拒绝信息成本的承担。

    三波干部转换,武汉的红工,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有点心里过不得。新政权的高成本阶段。

    共产党处理得最好。还有谁整合谁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与已有的思想格局相反带来的反抗。高华的结论,精英们被淘汰,想以此论证共产党本来都不是好人,或者从来就没有好制度。认同越低,整合过程越是痛苦。高华继承父辈的心灵创通。实际上不明白。政治家和革命家之不同。

    革命过程的落伍者的反抗,张国焘和王明的意气。山头力量对比,地下党的冷遇。精英阶层内部矛盾长期不能缓和的角力与竞争。刘邓的弱势地位的风险敏感性。

    马基亚维里和韩非,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化,度量指标不同,道德不准不同。没有秩序是最糟糕的,精英阶层的合法性何在,为什么可以作为秩序的化身的,反革命永远有理由。新生事物的支持者,会如何。革命的正义性何在。建设新权威的成本,老权威的机会成本,净损失。一个政权的重建成本有多高,一个新制度的建设成本有多高,谁来承担。

    毛泽东时代的管理手段欠缺,政治帽子作管理手段使用的后果。拔白旗结果需要670万反右倾的大帽子才把错误盖住。越错误的政策,推行成本越高,认同感越低,结果败坏了刘邓的执政基础。毛泽东与刘邓分歧的就是。

    革命的正义性,在于高成本支付后的收益,革命前的苦难作为影子价格计算。

    六、 革命后的遗产总结问题

    毛泽东认为一些人“贪天之功为己有”,革命成功不是英雄和精英们的努力成就。而是要感谢日本侵略军、感谢美国佬、感谢屠杀人民的蒋介石反动派。重视反面教员。

    建立管理权威的需要,干扰了宣传的实际化。知识精英傍大款的诉求,讴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格局经过革命之后,没有能够总结革命的成就和遗产。只有毛泽东是例外。王明说毛泽东长期逼迫80%的干部做检讨。

    双方的遗产总结都不对,苏联第五纵队阴谋论,共产党无信义论,东北有60万伪军被接收,间谍迫害国民党,包括共产党一方的英雄高人等等论调,都是无法通常的理论无法解释优势国民党集团垮台的结果,或者不服输的竞争意志在起作用。我要和他不肯,孔夫子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毛泽东的专政理论,所指与马克思不同。意味着力量的平衡要点是政权的服务方向,必须为多数人服务,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竞争阶层的力量均衡,有组织的少数人优势存在自我扩张趋势,分化会加强精英阶层的优势,并加速优势的发展,优势发展永无停止之日直到管理破产。毛泽东在革命过后,矢志不忘革命遗产,他坚持要走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重申多数人一个基于“避免革命”如何可能的认知。他在发动文革之前说,中国革命死了多数人他们都忘了。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不搞运动我就不是毛泽东。

    由于全球竞争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低成本国家控制方式必须强制淘汰,新的国家机器支持基础问题有待解决。低成本整合的关键在非西方的管理模式,其基础在于平民主义的,而非精英主义的。梁漱溟的蠢材认识,不识时势,世道急变,中国不再有可能固守传统。工业化成为必须,战争工业化尤为迫切,安全与历史成本记忆的对照。

    毛泽东时代政治势能的反向积累过程,高积累政策和平民主义分配方案,与力量格局的落差,最终积累为政治势能,可以用来变天。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作者看到了。今天感受到的反向政治势能,觉得很危险,需要调整,政治家不是书斋里的观念人,误解了毛泽东,最后不要再误解胡温。知识精英要有前瞻性和责任意识,要从改造“国民性”和“启蒙”的僭妄中间走出来,面对现实。

    二○○四年八月九日初稿

    题记:2002年7月,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上,偶然参与了佩里-安德森的讲座,他提到“我不知道1949年那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思想遗产,至今还留下多少?”自此之后,笔者就一直希望就这个问题作些探索。2003年10月,笔者在北京期间,得到一些老同志的帮助,得以访问十多位老红军、老八路,他们向笔者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给笔者提供了书本无法传递的“现场感”,使得笔者能够就此形成一些相对系统的思考,特此致谢。这个草稿在老田的计算机里面停留了很长时间,一直无法深入下去,所以先拿出来在网上接受网友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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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毛泽东在“大跃进”的几篇文章
    看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探索
    作者:溪水吟
    现在一些人总是喜欢拿大跃进说事。不错,“大跃进”的确有其失误的一面,主要的是公共食堂的普遍推行,加之自然灾害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最后的粮食困难,以至于许多人挨饿,这是事实,无须讳言。笔者没有挨过饿,但我家里人都饿过,并且是饿过后不久,生下我的,以至于我小的时候,还时常可以听到父母和周围的人们谈论那段挨饿的经历。但在我的印象里,对于这段挨饿的历史,谈论者似乎大都只有痛苦的述说,以及对来自上面的官员要求虚假数字,听到真实数字便不高兴的怨恨,但并没有对毛泽东或党的怨恨。有的甚至说,“毛主席也是为我们好”。也有的说,幸好在公共食堂是煮饭的,没有饿到,说起来还脸上还有几点自豪似的。这是颇奈人寻味的。因此,对所谓“大跃进”的问题,简单评价其成败是不可取的,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必须转变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首先,要分清作为“公共食堂”几年的“大跃进”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路线的“大跃进”。前者只是试图全面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建设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起始性探索,只是整个探索战略和过程的一个点;后者则是一种战略。一个起始性探索点出现的问题只是为整个战略实施探路,提供经验,并不能由此证明整个战略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在独立自主之后,不想个赶超的办法,制定赶超的战略,行吗?难道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不成?从“大跃进”到现在,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进行这种赶超的各种探索吗?“GDP”,“跨越式”不是为了发展速度快点、更快点吗?名词和术语的变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中国作为后发的工业国家,不可能不寻求一种更好更快的发展战略和各种方案措施。

    其次,即使是作为一个探索点的“大跃进”,也并非只有失败的一面,没有成功的一面,而且成功的一面是主要的。首先,它证明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往和无比的热情,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有利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在这场“跃进”中,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建设积极分子,尤其是妇女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社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是政治探索上的巨大成功。二是工业体系,尤其是以钢铁生产为龙头的重工业体系的建设得以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得以启动,并取得巨大成就,大、中、小型各种水利设施在全国各地得以兴建。在当时农村地区交通十分落后,机械化建设还无法启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人民的热情和肩挑手提的自觉而又十分艰苦的劳动,进行如此多的基础性建设,这是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这是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功。这种在物质条件仍然极为匮乏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现在看来都是使人难以想象和不能不令人兴叹的!如果不信,不妨可以在哪次旅游到那座水坝的时候,站在水坝上沉思沉思。

    再次,即使其失败的一面,其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正确地去分析和面对。如果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用错误的方法对待,得出社会主义否定论,则十分不利,必然导致思想的后退。但若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客观分析,不难看到,“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不过是残留在人们头脑中旧的文化观念、存在于政治体制中的旧的官僚体制的残余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事业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从毛泽东的下述文章中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困惑。如:“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在这种矛盾面前,毛泽东采取了积极主动调查研究的态度,但对于一些试图通过政治运动谋取政治私利的人则未必,恐怕更多地是对出现的问题推波助澜。因此,如果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即使其失败的一面,也完全可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宝贵经验。今天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字出官、出数字”,科研成果以论文数量论,学术造假,片面追求GDP,忽视科学发展等等现象,难道不可以从中悟到一些什么?

    后人评价前人的事业和作为,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才能正确面对历史,开辟未来,不要总以为自己聪明,前人是愚蠢的,采取简单否定和嘲笑的态度,这样不仅不会使自己比前人聪明,相反,只会似使自己比前人不如还不自知。同样,简单肯定的态度,不敢面对前人的失误也是要不得的。毛泽东不是神仙,他没有一开始就料到观念和体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冲突和由此所造成的可能结果。事实上,在“大跃进”后的一个时期,毛泽东始终面临来自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的两种评价观的挑战,而毛泽东思考的问题则要复杂和深远得多,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伟大之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种艰难的探索,对于出现的问题,最好的态度还是如毛泽东那样“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客观分析,正确面对,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不断解放思想,继续前进,而不是走上简单否定,悲观失望的道路。

    愚见以为,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实事求是”是一种方法论,要求不拘成见,不掩无知,但仅有方法论也还是不够的,只有如毛泽东那样,加上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大众的坚定立场,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才能看得深、看得细、看得全、看得远,得出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观点和结论。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4]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5]上,主张对一平二调[6]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7]我党的总路线[8]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2],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3]以后,一九三○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4]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5],武昌会议的决议[6],郑州会议的记录[7],上海会议十八条[8],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9]。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2]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3],有麻城的经验[4],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5],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6]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1]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2],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 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2]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3],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5]。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12]、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13]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4],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5],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16]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17]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18]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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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人民服务》与李鼎铭
    郑华淦
    今年9月8日,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发表62周年,而9月9日,又是他老人家逝世30周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奋斗和谋幸福的一生,他的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宗旨,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是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不仅使一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国内皆知,举世闻名,而且,也使人们认识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提出的“精兵简政”的伟大意义。他,就是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1881-1947),原是陕西省米脂县颇有声望的绅士,清末在米脂县创办小学,后被复古绅士封闭。他到榆林中学当过教员,还任过小学校长。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李鼎铭时任米脂县参议会会参长,他提了几个提案,其中一个就是著名的“精兵简政”。当时李先生找其他议员商量时,有人对中共能否采纳表示怀疑,但他看到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在会上认真听取批评建议,于是就把提案向大会提了上去。

    提案公布后,受到一些非议。有人在讨论中说:“提倡精兵,部队就不能发展了,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为此争论不休。那天晚上,当毛泽东翻阅提案,当看到李鼎铭的提案时,精神为之一振,他拿起红笔把重要段落圈起来,便一字一句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提案旁加上一段批语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精兵简政”提案被正式提交大会讨论,李鼎铭被安排大会发言,他刚刚讲完,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主席台前,用极其生动深刻的语言阐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11月18日在参议会上通过。李鼎铭一举成名,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家搬到延安,搬家时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1947年12月10日因病逝世,毛泽东指示边区政府为他召开追悼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李鼎铭墓碑提“爱国典范”四个大字。

    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中,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并又一次以李鼎铭和他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为例,说明,只要我们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六十二年的历史,不正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而今天,我们全国人民,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官员,以及我们的民主党派,富豪精英们,不是更可以从李鼎铭和“精兵简政”故事中,从《为人民服务》中,得到些新的教育和新的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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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2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一生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
    马门列夫
    右派否定毛泽东时代,老是拿出农民问题说事,似乎毛泽东不重视农民,搞工业化牺牲了农民,牺牲了农村,把农民当二等公民,扩大了工农差别,等等。

    我们先真实地回顾一下历史,看看毛泽东是不是不重视农民,再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认识中国农民问题,从而廓清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迷雾。

    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多数人忽视农民问题的时候,是毛泽东最早注意到农民问题,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湖南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组织了以农民暴动为特色的湖南秋收起义,在秋收起义的基础上组建了第一枝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武装,毛泽东第一个看出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攻打大城市的错误,毅然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路线,把革命引向农村,率部挺进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始终建立在发动农民群众的基础上,从来不是单纯军事主义,发动农民的办法就是农村民主改革和深入的土地革命,可以说没有土地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解放以后,毛泽东在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同时一点也没有忽视农民问题。发展经济的总方针在工业为主导的同时总是特别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共和国的国体表述中也丝毫没有忘记农民: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造”,一化是工业化,“三改造”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是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用极大的精力关注农业合作化运动,亲自为汇编成册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的报道文章一篇一篇写按语,在毛泽东的文集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毛泽东文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份量。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重视一点也不亚于对国企的重视,毛泽东视察农村的身影见诸报端的远多于城市。树立模范人物典型,主要是工农,而在工农中,农民模范一点也不少于工人,其中下乡知识青年的模范特别多。毛泽东有名的两个“宪法”,一个是“鞍钢宪法”,一个是“农业八字宪法”。毛泽东在全国树立三个典型,一个是农业学大寨,一个是工业学大庆,一个是全国学解放军。

    从历史来看,没有哪一个领袖能象毛泽东那样重视农民,能给中国农村带来那样广度那样深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毛泽东总是从工农联盟的高度看待农民问题。毛泽东说:“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资产阶级站在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说,合作化要赶快下马,否则农民就有意见,工农联盟就要破坏。毛泽东则说,只要改一个字,这句话就很对了,“下马”改为“上马”,合作化要赶快上马,否则,工农联盟就要破坏了。

    我们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农联盟事关国体的巩固,事关社会主义方向,事关我们消灭私有制的最终目标的实现。所以毛泽东说:“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但是,又不是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而是要“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搞社会主义能不限制资本主义吗?能搞完全市场经济吗?

    毛泽东说“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

    现在的右派精英直到现在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一方面挑拨工农联盟,诋毁毛泽东时代,诋毁社会主义,一方面用“小惠”诱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必然是把广大农民引向死路。

    精英打着关心农民的旗号,大肆鼓吹土地私有,实际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说话,按照土地私有的道路,农村最后富有的只能是极少数,广大农民只会落到“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地位上去。

    真正关心农民,真正懂得农民问题的是毛泽东,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能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言不及”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自由”“小惠”的道路,涌向城市的国家安置的道路,统统都不是农民真正解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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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24 | 显示全部楼层
    永远的《为人民服务》
    ——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
    安平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已经发表六十二周年了。今天,我们重温领袖的教导,抚今追昔,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六十二年前,一个名叫张思德的八路军战士,在执行烧炭的任务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了。毛主席亲自参加了为纪念这个战士而召开的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

    演讲虽然很简短,也没有什么特别精深难懂的理论,似拉家常一般娓娓道来,但在这平和亲切的话语中,却蕴涵着我们党,我们军队永恒的宗旨和奋斗的方向,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领袖的谆谆教导,依然回响在耳边。

    正因为有了这个宗旨和方向,我们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因为有了这个宗旨和方向,我们才能够战胜数不清的困难,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发展壮大,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无数事实证明,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生命的源泉。

    光阴荏苒,世事巨变。六十二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的祖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努力践行党的宗旨,正在率领全国人民向小康社会奋勇前进,必定会创造新的辉煌。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我们共产党人的队伍里,特别是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里,出现了与毛主席的教导,与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前进方向完全相孛的令人痛心的现象。这些不顾人民疾苦,贪污腐败盛行,不正之风肆孽的现象,已经在人民群众中间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更影响了党的强国富民好政策的贯彻执行,也使得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腐败不除,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党中央尊民心,顺民意,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坚决维护党的宗旨的纯洁性,领导人民向腐败分子宣战。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受到了法律的严惩,纯洁了党的组织,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为人民服务》是一面镜子,她随时随地都会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形象端正,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一把尺子,她时时刻刻都在衡量着每一个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是否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是常鸣的警钟,她每时每刻都在督促我们,要不忘人民疾苦,永远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做一个为人民群众欢迎的勤务员。

    六十二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为人民服务》所蕴涵的精神力量,必将与日月同辉,与山川同在,她将给予我们的党以无限的生命力,使我们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准前进的方向,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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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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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2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定五条件选接班人
      1964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某部在华东地区上空再次击落美制蒋军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

       消息报到中南海,毛泽东高兴地对即将出访缅甸的周恩来说:“我们的部队打出经验来了……”

       7月1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开始出版发行。

       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理论,着重讲述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修防修”的问题。文章包括了中苏两党展开论战以来的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文章还指出:“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文章断定,“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在文章中,针对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关于中国如何吸取教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1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严肃地论述: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指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还认真谈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在每一个条件中,都把苏联的赫鲁晓夫当成反面教员来加以论述: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最后,文章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至此,中共中央已经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的理论性文章。经过这场斗争,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相互关系上,逐渐地开拓了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的局面,摆脱别国党的控制和指挥逐渐成为了历史潮流。由于中苏两党的这场大论战,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领导本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反对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这种局面的开始出现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的一个最显著的收获。

       这场论战从表面看来像是发生在中苏两党之间,但它直接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根据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来进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认真走自己的道路,绝不能够按照哪一种"既定模式"来进行;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必须是独立自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绝不能采取像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样,以强欺弱、以势压人、占据别国领土、损害别国利益。正是由于这场论战,才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开始走上了根据本国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并且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和具体问题,这也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的又一积极的成果。

       在这场长达数年的论战中,也充分暴露了苏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一伙人的控制下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们想用"指挥棒"干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然而,这样的历史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7月1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全体演出观摩人员。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整个大会堂里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按捺不住激动不已的心情,脸上淌着幸福的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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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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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26 | 显示全部楼层
    纪念毛泽东:实践与认识
    酒半仙
       人类社会中的一切行为过程,都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认识,包含于社会实践当中。认识不是实践的全部,但是从一定意义上去表现、反应和抽象实践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实践和认识,是一种辨正的关系。


       实践的基本特性:

       实践的具体性。实践的具体性,包含了实践的历史范围的具体性,也包含了实践的区域性。不同的历史时刻范围和不同的区域,其实践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不同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过程,就再次给予了充分的证明。在今天,我们看看那些在不同的位置上所看到的一些泛起的沉渣所宣扬的各种关于社会实践的论调,有哪一个可以在中国目前具体的实践中确定为具有客观的现实正确性?缺乏了必要的自信心之下的自大,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很多具体过程在认识方面的表现特征。

       实践的前提条件。人类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并始终在这个客观世界中进行着自我和有广泛联系的实践过程。在这样的一个客观世界中,一切的社会活动必然要始终受到客观规律的必然制约。人类只能是逐步去认识这个客观世界,并且在认识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运用所掌握的客观规律去继续实践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过程,就必然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实事求是”的行为原则,其实就是认识到实践过程是必须有具体和必要的前提条件的。只有尊重这个客观存在的前提条件,才有可能使得实践的认识过程不至于存在缺陷。可是,这些年来的一些围绕中国具体实践的认识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缺乏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的。

       实践的承受代价。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所包含的成本,除了这个实践过程中必然所需要的时间之外,还严重包含了这个实践过程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人类历史中一切矛盾冲突最终爆发之后所付出的代价,很多都是血淋淋的客观事实。而且,相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说,这个社会群体在自我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代价,可能是这个社会群体能最终承受得住的,也有可能是这个社会群体不能承受的。敢于实践是一种勇气的表现,可是这种勇气在一个不能客观把握的时候所产生的代价,其沉重的程度,最终必然要由这个社会群体的领导者的实践行为形成所对应的客观事实。扭曲的社会,必然由扭曲的社会现实,就是已经从社会的不同层面上,去表征了这个社会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所必然的代价。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冷静客观一下,好好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到底付出了哪些代价。沿着这样的一个社会实践的轨迹向下走去,这个实践过程的最终结果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能承受得了吗?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实践,包含了认识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在总结认识过程客观规律的时候,除了看到认识过程包含的主观性之外,还要充分看到认识过程的最终本质基础具有物质性的特征。过去,我们对认识的认识,是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使得我们应该认识到认识不简单再来源于实践,是包含于实践。也就是说,认识不是实践的奴仆,认识是伴随着实践之中。人类社会的实践,没有绝对的单纯实践。人类社会的认识,没有单纯认识过程中的认识。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所表征出来的发展程度,实践和认识是在相互伴随中相互促进提携的。也就是说,单一的没有认识的实践过程,不能提高实践的过程。同样,单一的认识之上的认识,也是不能提高认识过程的。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能用自己的手提着自己的头发,在原地把自己提高。

       就是因为实践和认识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类社会在实践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没有一个新的认识,就难能有一个新的提高。

       当我们客观对待“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实践中,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就已经表述出来对于具体的未来实践过程,是没有一个必要的认识基础的。这不是也说明,中国的实践,需要在经过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分析和总结。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和总结的过程,去从认识上对这个实践的过程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可是,在一个“不争论”没有时间范围限制的过程中,能就这么按照某一些人的完全模式就低着头实践下去吗?

       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那么人类社会在所处的客观世界中的实践过程就要进行着。从一个狭隘的人类自我的范围来说,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是长久的。那么,这就必然对应着人类社会包含于其社会实践中的认识过程,也是同样对应长久着。在这样长久的认识过程中,任何人所提出来的真理,只能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点。也可以说,认识的轨迹是由认识中的这些“真理点”所组成的。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说,真理是由那个真理点的所在位置的实践范围关联下所制约的。没有永恒的没有前提条件的真理,只有有条件相对的真理。真理的相对性,相对于那个真理所对应的实践的具体对象。那种把真理推向了极端和唯一的人,是在割裂实践与认识的辨正关系,是在为自我利益的登峰造极的谎言创造钳制人们正确客观进行思想的工具。


       中国的社会实践在进行着,无论这种社会实践最终要把中国引向何方,其中最值得中国人必须在现在时刻关注的一点,那就是中国的这场实践过程,在未来的预期和代价,是不是这个民族所需要的?是不是这个民族所能承受得了的。当有的人把过去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认定为是沼泽的时候,摸着各自的良心说,难道走向未来的进程,就完全不可能是陷入到了泥潭吗?

       在纪念伟人毛泽东的时候,重新去探询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至少在目前,觉得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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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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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27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理论问题?
    马门列夫
    毛泽东是很重视实践的,为此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实践论”,有谁还比毛泽东对实践能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更深刻的认识呢?“实践”上超过毛泽东的有吗?“理论”上超过毛泽东的有吗?这里,侧重从理论方面回顾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理论问题。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特别重视探索“大本源”的问题,即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为基础的世界观问题,认为一日不确立这样的世界观,就一日不是真有理想。毛泽东最后找到的“大本源”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不是随波逐流的信奉马列主义,而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谛,作为自己真诚的终生的信仰,始终不俞地为之奋斗,特别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为我们不能不佩服和学习的典范。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大本源”的理论问题,是因为它是人生的指南,它是理想的基础,它是能使生命焕发异彩的阳光。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大本源”的理论问题,是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理论的清醒就没有实践的坚定,没有彻底的理论就没有光辉的成功的实践。

    毛泽东是重视实践的“实践论”者,和那些眼睛向“上”向“空”的“理论家”不同,他的眼睛是向“下”向“实”的,所以他能摆脱一切条条框框,看到随大流的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农民看到农村,看到土地革命的重要,看到革命可以向山沟沟里前进。

    但是,毛泽东是经验主义者吗?只满足于实践经验,而没有理论的高度吗?恰恰相反,毛泽东的理论高度高于所有的“山涧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理论家”。

    在井冈山的最困难的时候,在有不少人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时候,他豪情满怀的指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听到了躁动于母腹的婴儿的“胎音”,看到了蓬勃日出前的“朝霞”和出现在地平线上的航船的“桅顶”。在长征路上的艰苦岁月里,在蒋介石的政界弥漫在一片“抗日必亡”“速战速败”的悲观气氛中的时候,毛泽东写出了光照千古光照世界的人民战争的“论持久战”,其理论高度谁人能够超越?在延安紧张繁忙的岁月,在险象丛生的环境,在艰苦的八年抗战和此后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中,毛泽东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路线斗争的实践,而且从理论上深刻的总结了党的路线斗争的经验,进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还写出了抓住辩证唯物主义精髓的“矛盾论”“实践论”的光芒四射的哲学著作。

    毛泽东之所以在实践中这样注重理论的总结,是因为实践是革命的脚步和根底理论是革命的灵魂和头颅。中国革命所以能节节胜利,就在于毛泽东的路线的正确理论的正确。正如数学所说,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是社会科学家。他不仅严肃谨慎地对待实践,而且严肃谨慎的对待理论,和那些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地对待实践和理论的庸俗政客完全不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和平岁月中,在不少人“做了大官了,不想革命了”的时候,在不少人革命斗志麻痹的时候,是毛泽东闻出了“武训传”的封建主义毒素,“清宫秘史”的卖国主义恶臭,在50年代就及时开展了意识形态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在苏联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中造成世界共运的一片迷茫中,是毛泽东理论清醒慧眼独具,最早开展了对修正主义的在原则上毫不退让的斗争,著名的“九评”成了反修的光辉的历史文献,至今读来都让我们振聋发聩。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注重理论,特别是在晚年的时候一再强调全党要注意学习理论,号召全党“读马列的书”,就是因为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在是太重要了。它事关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前途,攸关党的生死存亡。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注重理论,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也有一套“理论”,是专门“修正”篡改歪曲马列主义理论的,他们的理论花样翻新,手段多变,往往是在理论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开展理论上的批判和斗争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就是我们实践和理论的光辉榜样,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毛泽东精神鼓舞下,我们的斗争一定要胜利,也一定能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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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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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时代是高境界的法治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法制秩序怎么样?大家应该承认,毛泽东时代官员清廉,黄、赌、毒、卖淫嫖娼、坑、蒙、拐、骗、偷、杀人放火……等违法现象是不是很少?有些严重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违法现象甚至绝迹,这是中国老百姓公认的,也是世界公认的。

    从实践结果上看,毛泽东时代显然是法制秩序很好的社会。法制是什么?是意识形态范畴,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实施法律的机构是国家专政机构。无论什么样的法制体制,最终的目的是规范人们的行为,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一个好的法治体制,并不是看这个国家拥有多少法律,而是要看最终的法治果是什么。比如说美国吧,该是一些人言之凿凿的“法治国家楷模”吧?笔者不这么看,比如美国的监狱里关押了多少罪犯?关押的这些罪犯占美国人口的比例是多少?能否和一些人眼里的“毛泽东时代是人治社会”作个比较?恐怕这些人得哑口无言了吧?这些人的一贯状态,就是见不得光,见不得事实。在事实面前,这类人往往是集体“失语”。

    一个好的法治体制,应该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比如说吧,法治成本低廉,法律条文精练、通俗易懂,法治结果良好,法治体制能够惩恶扬善。如果一个法治体制仅仅是看起来“公正”,实际起到鼓励犯罪的作用,那么,这样的法治体制,“公正”肯定是虚伪的。

    比如美国的法治体制就是虚伪的“公正”,因为美国监狱罪犯的比例,恐怕是全世界最高的。如果法律仅仅是事后惩恶,而不能起到扬善的作用,这样的法治体制,显然是最不人道的体制,很多罪犯,实际上是法治体制的牺牲品嘛。资本导向的法治体制,事实上是少数人法办多数人的体制,这样的法治体制国家,根本没有权利对中国的法治体制说三道四。毕竟,中国现在的犯罪率,恐怕要低于美国,更惶论美国政府和中国的美国迷指责毛泽东时代是人治社会了!

    退一万步讲,就算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是“人治”社会,但毛泽东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人治”结果,岂不证实毛泽东时代的“人治”社会,比最“先进”的法治社会——美国的法治果好得多?这样的“人治”社会,难道不是更先进的社会?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及其载体,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个社会中,阶级压迫越轻微,需要的法治成本就会越低廉,直至法律及其载体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最终消失。美国之所以是最“先进”的法治社会,恰恰说明美国社会中的阶级压迫最深重,美国的社会制度是最落后的,为什么?建议美国迷们好好思索一下其中的道理!

    毛泽东时代低廉的法治成本,良好的社会秩序无不证实,毛泽东时代才是高境界的法治社会时代。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看不到几个人民公安,看不到几个法官……用不着今天讨论这个法律,明天公布那个条文,这儿警察扩编,那儿扩编法官……!法律条文一大堆,法治成本一路飙升,而犯罪率逐年攀升,难道这个现象不值得中国的法制专家们好好闭门反思几年?

    所以,笔者说,不争论,毛泽东时代是高境界的法治时代嘛!这是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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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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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
    作者:萧延中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编著有《晚年毛泽东》,被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丛书”列为必读参考书;《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政治学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四卷本。


       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令世人震惊,他的这一突出特质,使得“笔杆子”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摸过枪。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去。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剑桥大学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换而言之,在更经常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昆廷·斯金纳教授如果懂中文,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他重要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嘴里的“辩证法”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很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人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 

       两天以后,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特别讨厌。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委书记们做到“三不叫”:“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重复…… 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要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 “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反抗。”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 

       讲到“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957年 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发扬“民族风格”,他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964年3月与毛远新的谈话) 

       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1957年3 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1957年3月8 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怒不可遏。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fen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会想到,在他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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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贡献
    作者:刘维芳

    一直以来,学术界系统研究毛泽东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教育、文化思想的较多,研究毛泽东法律思想的较少。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只讲政策,不讲法律,对法学缺乏研究。诚然,在毛泽东的诸多著作中,系统论述法制的内容不多,他的许多法制思想都散见于军事、政治等思想中。但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尤其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前,他在法学方面不仅不是一无创见,而且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摧毁国民党旧法统,为新中国法制建设铺平道路
    国民党旧法统是植根于旧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体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它同国民党旧政府、旧军队一样,是巩固一小撮有产者的反动统治和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在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同时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法律的斗争。摧毁国民党旧法统,就是废除以国民党《六法全书》为代表的一切反动法律。《六法全书》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修律奠定了六法全书的最初体系;国民政府成立时期,六法全书内容得到完善;国民政府时期,六法全书从体系到内容进一步发展并成熟。
    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国民政府法律对国民党政权的重要作用,深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为废除一切旧法律而斗争。从他在井冈山开辟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扩大苏区开始,就着手彻底废除旧法律,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一系列革命法规。抗日战争时期,他及时把“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内容提出。1940年2月,他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进一步指出:“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同年5月,他又提出,共产党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1945年 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将“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期的具体纲领提出。1946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并通过了伪宪法,中共中央于12月21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制定的伪宪法,谴责“非法国大”通过的这部宪法还不如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和曹錕宪法,认为只要“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独裁不取消,不论宪法字面上怎样,人民总之休想得到民主。”
    1949年初,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等作为和谈条件的声明,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文章,对蒋介石的法权要求进行政治上的逐条批驳,指出蒋介石是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倘若“中断” 了,“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1月14日,他又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针锋相对地将“废除伪宪法”和“废除伪法统”,作为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之两项,其实质就是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法统,彻底废除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一切法律。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指导原则,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指示》深刻阐明了新旧法律制度的根本区别,指出了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反动本质和摧毁其旧法统的必要性。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
    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民革命势力和国民党残余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背景下,恰似毛泽东所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除旧布新、废除国民党旧法统、确立无产阶级人民新法制的过程中,决不可能允许一些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法的继承性。所以,正如张友渔先生所说的:“解放初,我们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六法全书’代表国民党的法统,不废除这个法统,我们就不能确立自己的革命法制。”
    二、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
    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后,中国共产党要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必须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夕和新中国建立之后,先后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
    共同纲领是在毛泽东的具体领导下制定的。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为组长。
    毛泽东自始至终关心着纲领的起草情况。1949年8月22日,周恩来把《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份初稿,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据胡乔木回忆,并结合有关档案资料,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对四次草案稿、共计200余处进行了细心修改。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9月3日,他写便条给胡乔木:“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当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案稿送到他那里以后,他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并在竖写的题目右侧亲笔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
    早在纲领制定之前的I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就首先提出了要制定一个共同纲领的想法。建国前夕,毛泽东又为召开政协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多次向民主人士征求意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努力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共同纲领》制定前,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思想和理论也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阐述的“五种经济成分”理论以及此后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方针,构成了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篇著作中论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它的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澄清了当时在新中国政权性质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构成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政权部分的主要内容。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阐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指导思想,并为共同纲领中政协地位的有关规定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共同纲领》颁布后,毛泽东对纲领的实施也十分重视。他在1950年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会词中指出:“我们有伟大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
    《共同纲领》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成果,确立了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成为我国法制建设开端的标志。新中国后来历次宪法的许多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都是由共同纲领确定的。共同纲领所采用的“序言”、“总纲”式的文件形式,也被以后的历次宪法沿用。
    1954年宪法也是毛泽东亲自领导起草的。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名单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由33人组成。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到杭州亲自领导宪法的起草工作。为起草好这部宪法,他倾注了很多心力。1954年1月15日,他在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具体而详细,为按时完成讨论稿奠定了基础。为了使各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具备宪法方面的知识,了解各国制宪情况,以便在讨论宪法草案时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还在电报中开设了关于中外各种宪法的书目,共十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在此之前,毛泽东还让田家英搜集了两大篇有关宪法方面的书籍目录,进行比较研究。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部宪法成功的经验时说:“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在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召开了九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有过不少插话和讲话。如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在说明宪法草案(初稿)充分表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要求、指明为此而奋斗的可能的适当的道路时,毛泽东插话道:“就是总路线。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在说到资产价级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时,毛泽东插话道:“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在对民族自治地方、有关统率武装力量以及有关强化中央力量等问题的讨论中,他自始至终参加,不时表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这几次插话以及讲话,对宪法的起草和修改都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宪法草案讨论稿从内容到文字也进行了反复推敲和修改,使宪法更具科学性、严密性。虽然毛泽东修改宪法草案的文献没能完整保留下来,但从现有的16条批语中,足见其在这上面耗费的心力。例如,草案油印打字稿第5条的“说明”中说:“本条中所说的‘资本家所有制’包括富农在内。”毛泽东在“包括富农在内”边上写了“不甚妥”的批语。宪法第32条是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罢免权的,原稿中没有罢免国家主席的内容,而毛泽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在此上方批了“国家主席的罢免” 7个字。后来,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采纳了这条建议,在第2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1954年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它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记录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取得的胜利成果;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成为主人翁的事实。它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在我国宪法史、以至在中国整个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后来的宪法中,一些最根本的制度,例如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等,都是从1954年宪法那里延续下来的。即使是宪法的体系结构,也是由1954年宪法首先奠定的。
    三、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法制原则和思想
    1.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立法原则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制定方针、政策是这样,制定法律也必须这样。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革命根据地苏区和解放区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等,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的。从建国前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初期制定一系列法律、条例、章程到1954年宪法的产生,也是在毛泽东“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法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起草1954年宪法时,毛泽东确定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这就是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同时,在宪法条文的起草中,他还说:“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立法原则遭到破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恢复。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都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2.民主的立法原则
    民主的立法原则主要是指,在立法过程中始终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使法律更具民主性。建国前夕,为了制定《共同纲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制定之前就广泛征询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意见,制定中从初稿提出至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除各党派在组织内讨论外,先后经过了由到达北平的全体政协代表分组讨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讨论、筹备会常委会讨论等七次反复讨论。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有的被采纳或者基本被采纳,有的为进一步修改提供了参考。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草案经过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第一次共八千多人参加讨论,提出意见经过整理后共六千多条。第二次是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提出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的意见共138万条。第三次大的讨论,是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再次做了修改,并先后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4次会议和9月14日举行的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然后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毛泽东认为,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而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所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1982年宪法等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都是在坚持民主原则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3.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
    毛泽东一贯主张,在办事情和想问题的时候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坚持原则性和统一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办事情想问题要这样,立法工作也不例外。他在谈到1954年宪法草案时曾说:“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他还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实现、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和少数民族问题为例,讲了在宪法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运用问题。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他说:“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这也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82年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中央,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制定,但地方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人大常委会备案。这一内容正是毛泽东“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立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果断否定了中华苏维埃时期遗留的“唯成分论”和“唯功绩论”的观点;摈弃了红军犯罪、共产党员犯罪、有功绩者犯罪得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明确指出必须依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危害大小,作为定罪判刑的主要根据,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建国前夕,他指出,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1957年,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5.改造第一、给予出路的刑罚思想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还提出了改造第一、给予出路的刑罚思想。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待富农、地主以及叛徒时,曾经多次提出要给他们出路的思想。建国后,他又反复强调给予出路的政策,认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给予出路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主张“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的思想。解放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56年,他又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重申:“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后来,他还及时制定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动改造方针,使新中国在对犯罪分子的改造自新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劳改方针,突破了旧的刑法理论把刑罚作为单纯惩罚手段的传统,有利于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刑罚目的;对于防止冤假错案、防止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以及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等有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劳改工作从根本上得到恢复,党和政府提出了对青少年罪犯“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关于劳动改造罪犯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因为毛泽东一贯坚持给予出路的政策,所以他一再强调慎用死刑。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提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为了使“慎用死刑”的思想落到实处,毛泽东还提出了严格的死刑审批复核程序和死刑缓刑的思想。在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中,他多次指示,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审批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1951年 5月 8日,他又在《中央关于对犯有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此后,在对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死缓一直被沿用。1979年通过的刑法,将这项政策固定下来,成为死缓制度。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法制原则和思想,虽然到晚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一些思想被否定。但是,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不懈探索,则很难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制建设的良好开局。所以,“大辂始于椎轮”,毛泽东探索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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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3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的英雄观
    决战
    说透了,关于大救星与救世主的争论,与,关于崇敬伟人与民族希望的争论,是一个问题。

    右派分子要诋毁毛泽东,于是便说毛泽东不是大救星,因为国际歌不承认救世主。右派分子进而还鼓噪,期盼伟人的民主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右派分子的这两个观点,我进行了迎头痛击。而且大获全胜。没有再纠缠了,除非右派分子敢来纠缠我,遗憾的是它们不敢。

    但是,我的观点不能代表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的认识比我高出千万倍。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毛泽东关于英雄和伟人的态度。毛泽东怎么看待伟人和大救星呢?

    可以明确的是:毛泽东反对救世主,为什么呢?毛泽东性格很倔强,但毛泽东也唱国际歌,毛泽东也要唱到“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靠神仙很好证明,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无神论者自然不靠神仙。

    不靠皇帝也好证明,马克思主义靠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靠的工农联盟,皇帝、军阀、地主、资本家、列强、贪官污吏、附庸文人等等,都在打击之列,怎么能靠皇帝呢?

    那么,从来没有救世主对不对呢?又对又不对,国际歌不过是一首歌,而不是严密的学术论文。作为歌曲自然要表达某种情绪、主张、倾向,歌曲是艺术,而艺术允许夸张。而一旦夸张往往就不符合实际了。实事求是和艺术创作往往矛盾,科学求实,艺术求虚。

    从来没有救世主,这个观点又正确吗?严格地说不科学。耶稣就是救世主。释迦牟尼和默罕默德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耶稣若隐若现。救世主这个词儿从哪里来的?从耶稣身上来的。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夏娃在蛇的诱惑下首先偷吃了禁果,亚当也吃了。于是犯下了罪,于是被赶出伊甸园,于是开始犯罪赎罪。

    耶稣叫弥赛亚,是上帝的羔羊,耶稣诞生是为了拯救世人,耶稣殉难是为了惊醒世人

    按照宗教的观点,耶稣就是救世主。如果找到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说“没有救世主”“没有救世主”“没有救世主”,基督徒一定很生气,他们会反驳说耶稣就是救世主。中国有非常宽松的宗教政策,佛教、回教、道教、基督教都存在,和谐共处。

    国际歌比较马克思主义,宣扬没有救世主,可以理解。但宣传不等于真的没有,救世主没有定义啊,如果耶稣就是救世主,救世主的确存在过。也许救世主没有来自天国的超人的神力和大能,但号召人民起来自省友爱、抗击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的确也救助艰难困苦的以色列人民。

    从科学的严密性上看“从来没有救世主”是不科学的。因为,耶稣就是救世主。但另一方面,“从来没有救世主”也说的通,除了艺术夸张的理由之外,到底什么是救世主?各有各的说法,如果说救世主是上天派来的伟人,拯救世界,拯救百姓,我不相信,共产党人也不相信,没有天国嘛。国际歌那么唱也没错。

    但如果将救世主理解成大救星,或者做出过伟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也说的过去。只要去除天国的神话,而还原与世俗的力量,那么,的确有一些伟大的人物可以极大地影响历史进程。这时时候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就可以理解了。大救星是个比喻,没人以为大救星是天上下来的。

    唯物主义否认天国的存在,但没有否认世俗英雄的作用。当毛泽东唱出“从来没有救世主”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人民不要等、不要靠,要自己站起来,发出怒吼。至于人民歌颂“他是人民大救星”则是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确做出了无可匹敌的贡献嘛。

    人民歌颂是一回事,毛泽东的看法是另外一回事儿。毛泽东如何看待救主、伟人、英雄?

    毛泽东非常谦虚,“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意思是说“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人民万岁”,“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公社、人民法院、人民政府、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可靠的保证,人民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毛泽东并不迷信救主、伟人、英雄。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是历史学大家,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都很熟,毛泽东评点历史的时候,也时常夸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表明,毛泽东并没有否认英雄的作用。只不过毛泽东把人民放在历史中衡量,放在人民当中去发挥内核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英雄人物起能动作用。没有期盼出现伟人自己偷懒睡大觉的意思。如果有人那么理解,只能说他脑袋长歪了。“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意思是说“人人可以成舜尧”,“人人可以作英雄”,还有比这更平民化的表达吗?

    右派分子为了反对毛泽东而反对毛泽东,但反对什么呢?毛泽东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身高、体重、面貌并没什么可反对的。右派分子反对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思想号召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啊。难道右派分子反对这些思想吗?

    哈哈,他们的确反对的,比如左Y反对自力更生、的家反对独立自主、芒刺儿反对艰苦奋斗,而余杰之流早就嘲笑过雷锋的“为人民服务”了,呵呵,一帮子希望国家倒霉,希望人民为资本家贡献钱财的人却成了社会精英,不可悲吗?

    民主,是个很好听的名词,但是,如果民主人士和自由主义连普通人民都要反对都要蔑视,又如何实现他们的民主?难道他们的民主天生属于少数贵族?人民法院要删除人民二字,这可是右派分子要做的事啊,人民法院有问题,恢复其本真嘛,为什么连形式到内容一起去人民?

    人民热爱毛泽东,信仰毛泽东,归根到底是喜欢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毛泽东长的帅。既然如此,为什么右派分子反对人民纪念毛泽东?难道因为毛泽东说“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难道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或者因为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对剥削阶级专政,不给他们自由”?

    依我看,反毛人士或者是剥削阶级,或者是剥削阶级的附庸,或者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及其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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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3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教我们擦亮眼睛
    ——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
    笑 多
    人们天天面对着五光十色的人类社会,生活在五彩缤纷的自然界,怎样认识社会和自然界,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毛泽东教导我们擦亮眼睛,认识社会,认识世界,认识自己。

    毛泽东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逐渐懂得了存在决定意识;意识不过是物质的反映,如马克思所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知道认识必须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慢慢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知道劳动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了解了劳动群众的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等一些基本原理。

    毛泽东教导我们,要认识社会,就必须深入社会,深入实际;仅仅“跑马观花”不够,还要“下马观花”,必须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这还不够,还要参加各种改造社会的斗争,在斗争中认识社会。在他的教导和推动下,我们深入了农村、工厂,和农民、工人交朋友,和他们一起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斗争,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

    毛泽东教导我们,要具有理论知识,就要改造我们的学习。不能凭主观想象,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占有材料,并“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这样的认识才能称得上科学的知识。

    毛泽东教导我们,要科学地认识社会、认识客观世界,还必须改造主观世界。只有在深入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清除个人的私心杂念,改造自己,才能使自己的眼睛不被阴影蒙蔽,有可能真实、客观地认识自己和世界。为此,他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人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学习,但是,还不断地受到同志们的批评,甚至于受处分。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改造和批评、处分的教育中,我们逐渐擦亮眼睛,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懂得了个人在社会中,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在历史的长河中,更是转瞬即逝的流星。也只有如实地认识个人在世界、社会中的实际地位,才更好地发挥了个人的作用。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非常罕见,而我们却更怀念过去那种同志式的批评。

    毛泽东不仅是言传,而且身教,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冷静而科学地认识现实、认识社会。

    1949年全国胜利的前夕,他不仅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大功告成”,要“论功行赏”,反而以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对全党、全国人民说:“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并且严肃地指出:“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科学的预见,愈益显示出真理的光芒。

    1959年浮夸风最盛行时,毛泽东极力反对讲假话。他在《党内通信》中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他要求干部讲真话。说“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充斥着假话的今天,这些朴实的语言,显得更加震撼人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的声望更加高涨。但是,他却写信给江青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等等。历史事实证明,他的目光是多么深邃,真是“看穿了时间所掩盖的一切”。类似的事例还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

    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他的言、行,都依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理,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他的科学预见的指引下,依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就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东亚病夫”,跃进到拥有原子弹的第六大工业国;我们的国家、人民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大道,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总之,是他谆谆教导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方向,还世界以本来面目。

    毛泽东自称他是教员。“教员”逝世之后,剩下的多是一些市侩言论。二十多年来“媒体”有了很大地发展:什么平面媒体,电视、电脑等等,但是,宣传的内容却变得愈来愈肤浅:让少数人富起来,让钱包鼓起来,“发洋财”;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逮着老鼠就是好猫”;梦想成真,圆梦行动;书店里也充斥着如何“发财”之类的书籍等等。本来需要艰苦努力才能擦亮的眼睛,现在全被花花绿绿的美元、人民币遮住了;“眼球”全被“真金、白银”吸引,根本不可能看清世界,不可能还社会以本来面目!感觉、梦想能给群众指明前进的方向?能够指出正确的发展道路?能提高群众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在物欲横流的条件下、这种浅薄的认识引导下,只能把人们领回到“生存竞争”、“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怎么可能把我们的国家、人民引上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呢?

    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当前思想日益混乱的情况下,我们更加怀念导师毛泽东,更应该按照他的教导,擦亮眼睛,认清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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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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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人类社会模型
    高高的新安岭 (2006年9月)
    毛泽东人类社会模型 高高的新安岭 (2006年9月) 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对网上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很感兴趣。关于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 未来,毛泽东有其独特的思想、理论、或者模型。我想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谈一 下我理解的毛泽东的人类社会模型。
    写 这篇文章的想法与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的一次经历有关。我那天在书店的经济类 书架旁无目的的翻书,看到国内某大学一位经济学博士的专著,书名非常醒目,大 意是 MM 资本结构理论批判。由于题目的缘故,我翻了一下书的目录,大意是该理 论如何有问题、如何与实证不符。我虽然没有阅读该书的具体内容,但感到这位博 士批判的是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理论。
    MM 资本结构理论是两个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在50 年代提出来的。因为两人姓氏都 以 M 打头,所以称作 MM 理论。这个理论使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 大概意思是,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满足他们的前题条件) ,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 资本结构是无关的。一个公司的运作需要资金。资金的获得可以通过发放股份给投 资者,这就是股本资金。也可以通过借贷,这就是债务资金。股本和借贷的比例就 是这个公司的资本结构。比如,当一个公司增加借贷时,该公司面临的破产的风险 (因缺乏足够的偿还能力) 就会增加,但同时,该公司股票的回报率也会增加,结 果是股票的价值不变。
    这个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准确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的实际清况,而在于它给出 了一个理想的“基准” (英文叫 benchmark, 也可称做 “标杆”) 模型。从这样一 个模型出发,经济学家就可以研究在理想环境下的模式是什么,哪些因素会改变这 个模式,现实的状况是什么,为什么,等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MM 理论引发了关 于资本结构的大量研究,经济学家迄今为止仍在探讨资本结构的形成。没有人认为 MM 理论描述了现实,但经济学家毫不怀疑 MM 理论的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现在来谈主题。我把毛泽东看作是研究人类前途的。他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的人 类社会模式,包括奴隶制、封建君主制、资本主义制度、前苏联体制。通过研究历 史和现实,毛泽东深为人类尤其是中国的前途担忧。从马列的基本原理出发,毛泽 东形成了他的理想的人类社会模式,这就是他从大跃进、文革、直到他逝世这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探索并促成的中国社会模式。我把这个模式称作“毛泽东人类社会模 型”。这个模型有它的基本特征。我引用一个网友的话来示意性 地 (不一定确切地) 描述一下某些特征: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为利润的文化、一个普通劳动者成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一个学费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最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廉价的医疗保障 体系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用担心失业和竞争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有著安全感的社会是 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人不再是商品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历史意义的社 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 的社会是可能的。 。。。”
    按我的理解,这个模型首先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模型。类似于经济学中的 MM 理 论,毛泽东理想模型给出了人类社会模式的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展示了一种特 定社会环境下的人类社会模式。且不说这个模型是否现实,什么人喜欢什么人不喜 欢,研究这个模式本身却可以大大丰富和促进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但是同时,毛泽东模型也许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模式(这个观点可以讨论)。这个 模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是毛泽东以他无以伦比的能力和权威而主观促成的。离 开毛泽东个人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我们至少在现阶段的人类社会很难观察到这种模 式 (在经济学中的 MM 理论里,各种理想化的条件是直接设定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毛泽东模型的价值和意义。当人们把现实的社会现象与这个理想 模型进行比较的时候,人们对人类未来和现实社会的认识就深化了。有了这样一个 模型,人们就可以研究它的基本特征,可以探讨实现这种理想模式的条件,可以诊 断和比较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等等。
    目前越来越多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争论、对改革现状的质疑,正是这样一个认识深 化的过程。人们正在前所未有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腐败、色情、赌博、 黑社会等等社会问题是不是经济发展低水平的必然现象? 医疗、教育、就业、治安 等方面的保障是不是经济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类社会是不是原本就是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一个根植于人民的政党会不会走向人民的反面? 。。。如 果没有毛泽东模型的示范性实践,人们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更不可能提 出和讨论这些问题。这就是毛泽东人类社会模型的意义。
    有这样一种说法:无论毛泽东的出发点如何,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失败的。这个说 法好象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包括不少左派人士。对于这个说法,我的问题却是: 文化大革命应该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才算得上成功?
    实际上,毛泽东自己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善和巩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 期。那么,在他有限的有生之年他能做什么呢? 他可以设计一个他理想中的社会模 型。由于工程巨大并且时间有限,这个模型可能是粗糙的,建立这个模型的过程可 能是强制性的。但是,这个模型的价值和作用却不可低估。它不但对人类社会的发 展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拓性,并且为现实社会提供一面镜子。如果有“诺贝尔人类未 来学大奖”,这个奖恐怕非毛泽东莫属。
    纪念五千年中华文明和智慧的象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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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0 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人类社会模型
    高高的新安岭 (2006年9月)
    毛泽东人类社会模型 高高的新安岭 (2006年9月) 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对网上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很感兴趣。关于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 未来,毛泽东有其独特的思想、理论、或者模型。我想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谈一 下我理解的毛泽东的人类社会模型。
    写 这篇文章的想法与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的一次经历有关。我那天在书店的经济类 书架旁无目的的翻书,看到国内某大学一位经济学博士的专著,书名非常醒目,大 意是 MM 资本结构理论批判。由于题目的缘故,我翻了一下书的目录,大意是该理 论如何有问题、如何与实证不符。我虽然没有阅读该书的具体内容,但感到这位博 士批判的是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理论。
    MM 资本结构理论是两个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在50 年代提出来的。因为两人姓氏都 以 M 打头,所以称作 MM 理论。这个理论使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 大概意思是,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满足他们的前题条件) ,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 资本结构是无关的。一个公司的运作需要资金。资金的获得可以通过发放股份给投 资者,这就是股本资金。也可以通过借贷,这就是债务资金。股本和借贷的比例就 是这个公司的资本结构。比如,当一个公司增加借贷时,该公司面临的破产的风险 (因缺乏足够的偿还能力) 就会增加,但同时,该公司股票的回报率也会增加,结 果是股票的价值不变。
    这个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准确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的实际清况,而在于它给出 了一个理想的“基准” (英文叫 benchmark, 也可称做 “标杆”) 模型。从这样一 个模型出发,经济学家就可以研究在理想环境下的模式是什么,哪些因素会改变这 个模式,现实的状况是什么,为什么,等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MM 理论引发了关 于资本结构的大量研究,经济学家迄今为止仍在探讨资本结构的形成。没有人认为 MM 理论描述了现实,但经济学家毫不怀疑 MM 理论的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现在来谈主题。我把毛泽东看作是研究人类前途的。他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的人 类社会模式,包括奴隶制、封建君主制、资本主义制度、前苏联体制。通过研究历 史和现实,毛泽东深为人类尤其是中国的前途担忧。从马列的基本原理出发,毛泽 东形成了他的理想的人类社会模式,这就是他从大跃进、文革、直到他逝世这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探索并促成的中国社会模式。我把这个模式称作“毛泽东人类社会模 型”。这个模型有它的基本特征。我引用一个网友的话来示意性 地 (不一定确切地) 描述一下某些特征: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为利润的文化、一个普通劳动者成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一个学费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最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廉价的医疗保障 体系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用担心失业和竞争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有著安全感的社会是 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人不再是商品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历史意义的社 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 的社会是可能的。 。。。”
    按我的理解,这个模型首先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模型。类似于经济学中的 MM 理 论,毛泽东理想模型给出了人类社会模式的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展示了一种特 定社会环境下的人类社会模式。且不说这个模型是否现实,什么人喜欢什么人不喜 欢,研究这个模式本身却可以大大丰富和促进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但是同时,毛泽东模型也许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模式(这个观点可以讨论)。这个 模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是毛泽东以他无以伦比的能力和权威而主观促成的。离 开毛泽东个人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我们至少在现阶段的人类社会很难观察到这种模 式 (在经济学中的 MM 理论里,各种理想化的条件是直接设定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毛泽东模型的价值和意义。当人们把现实的社会现象与这个理想 模型进行比较的时候,人们对人类未来和现实社会的认识就深化了。有了这样一个 模型,人们就可以研究它的基本特征,可以探讨实现这种理想模式的条件,可以诊 断和比较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等等。
    目前越来越多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争论、对改革现状的质疑,正是这样一个认识深 化的过程。人们正在前所未有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腐败、色情、赌博、 黑社会等等社会问题是不是经济发展低水平的必然现象? 医疗、教育、就业、治安 等方面的保障是不是经济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类社会是不是原本就是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一个根植于人民的政党会不会走向人民的反面? 。。。如 果没有毛泽东模型的示范性实践,人们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更不可能提 出和讨论这些问题。这就是毛泽东人类社会模型的意义。
    有这样一种说法:无论毛泽东的出发点如何,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失败的。这个说 法好象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包括不少左派人士。对于这个说法,我的问题却是: 文化大革命应该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才算得上成功?
    实际上,毛泽东自己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善和巩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 期。那么,在他有限的有生之年他能做什么呢? 他可以设计一个他理想中的社会模 型。由于工程巨大并且时间有限,这个模型可能是粗糙的,建立这个模型的过程可 能是强制性的。但是,这个模型的价值和作用却不可低估。它不但对人类社会的发 展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拓性,并且为现实社会提供一面镜子。如果有“诺贝尔人类未 来学大奖”,这个奖恐怕非毛泽东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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