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益盟操盘手论坛

 找回密码
 5秒钟注册

用新浪微博连接

一步搞定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楼主: 孙三华

[复制链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20:05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哲学角度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要用简单的词语,来概括出丰富绚丽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比较难的。但是单从哲学的角度来把握毛泽东思想,就相对容易些。我的体会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造反有理】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其实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毛主席说的【造反有理】,就是指【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右派造无产阶级的反是没理的,这一点毛主席搞得很清楚。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看看吧,你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如果没讲到【造反有理】,就等于没讲到点子上。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角度可,毛主席就是用【造反有理】这四个字来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毛主席还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这两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实事求是】最早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提出来的,意指在治史时不乱编,有什么写什么。但是在礼教盛行的旧中国里这句话影响不太大。毛主席抓住其朴素唯物主义的精华,用来通俗地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部分,表达了要根据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寻求其客观规律的新含义,又用【一分为二】的形象比喻来阐述其辩证的那部分;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这么简练的用两个词就把辩证唯物主义普及到中国人民和干部队伍里,真是妙笔启蒙啊。


    所以,从哲学角度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包括了【造反有理】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两个方面。


    【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如果认为仅仅是一个【实事求是】就能概括,却是不合适,不全面的。也庸俗化了。因为古人提出的【实事求是】非常简单,连盛行实用主义的霉国也愿意接受,资本家也愿意接受的。这里面没阶级分析的内容,就是一种观察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没有【一分为二】,不分析,就容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看不见事物的本质,目光短浅,容易走弯路。有些人,唯富为先进,看见强盗家里富就羡慕,就是犯了这种毛病。至于【造反有理】,绝不能缺。要是缺了这一点,就不成其为毛泽东思想了。毛主席晚年悲凉的英雄情怀,有几个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懂得?生产资料私有化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了,不反抗行吗,不造反动派的反行吗?毛主席写“只几个石头磨过”,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毛主席不是一个单纯的专注于实事求是、寻求规律的学究,而是一个善于质疑、积极思辫的思想家,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家。如果忘掉了【造反有理】,就完全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了。毛主席不是古代哲人。他不仅博览了而且扬弃了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吃透了马克思的哲学,把它与中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毛主席不仅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专著,而且把他的哲学思辫融会到他许多军事社会文论诗词里,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思想。

    近三十年来,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要全面、准确、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哲学领域里,我个人观点,光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是由【造反有理】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组成。这样的解释,才比较妥当。


    附,毛主席的那首有关的《贺新郎 读史》:

    贺新郎 读史
    (1964年春)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造反有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20:0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活着的使命:
    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
    溪水吟
    毛泽东活着就是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使命

    2006年12月26日,新华网发表了来源于红网的《湖南韶山万人同唱东方红纪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报道,其中有下述的文字:
    “12月25日,来自全国的近万人在韶山毛泽东同志铜像广场观看‘公共大戏台唱响韶山'演出(刘晓波 摄)
    12月25日,近万人在韶山毛泽东同志铜像广场上的“公共大戏台唱响韶山”活动中齐唱东方红(李坚 摄)
    毛泽东诞辰于1893年,逝世于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几乎天翻地覆。
    毛泽东活着就是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使命……
    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
    毛泽东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
    总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总有一种怀念历经风雨日臻醇厚……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13周年纪念日。主席故乡韶山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用这些文字来描述毛泽东,是完全真实的,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夸张。尤其是其中的:“毛泽东诞辰于1893年,逝世于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几乎天翻地覆。”,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一生的功绩;“毛泽东活着就是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使命……”则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毛泽东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则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杰出的才华; “总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总有一种怀念历经风雨日臻醇厚…… ”则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给人民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和人民对毛泽东的永久怀念。

    其实,毛泽东的巨大贡献还不仅仅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更重要地是对人类的,对全世界和世界人民的。上述文字对毛泽东功绩的描述远未尽净,所以说一点也不夸张。

    毛泽东的最伟大贡献在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管理等各个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造性地付诸于具体而又深刻的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为人类如何摆脱剥削和压迫制度,实现自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专制制度以来,一切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家们所明确提出的人人平等,实现人的普遍幸福的人类理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独特的策略和技术。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不说号称八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在觉悟了的只有一百万的人民军队面前只能大败而逃,就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只能在赤脚、布鞋的一群志愿军面前缴械投降。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世界上最弱的小国也不再畏惧妄自称霸的大国,尽管千里之外飞来的炸弹可以准确地击毁深藏地下百丈的掩体,但击到不了哪些受到了毛泽东思想启发的人民的意志和精神!毛泽东告诉人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

    毛泽东为未来指引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奠定了灿烂的思想和文化。他用具体而又深刻的实践,告诉人民如何去建设一个国家无分强弱、肤色无分黑白、民族无分大小平等相处,和谐友好的社会;一个不需许多官僚、许多警察、许多法庭、许多监狱就能维护好社会秩序的社会;一个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日益弱化,劳动对资本的统治日益成为现实的社会;一个学生可以自由发展,数学、物理、化学、文学、音乐、美术随你爱好,不必为所谓爱好不当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人上一点的工作而发愁,下课之后就玩玩、跳跳、闹闹、打打,不必为各种必须硬着头皮学许多无用的知识,而又无奈不能不应付的各种考试所累的社会;一个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只是社会职责分工不同,彼此平等、互相管理、互相监督、互相敬重、喜怒同喧的社会;一个成长在布满繁华街道的城市人为了建设的需要,一声号召打起背包就会奔赴千里之外的还结着羊肠小道的乡间的社会;一个高雅的文化人乐于奔走在大地为劳动者歌唱,而不再只躲在小楼里自吟自泣的社会;一个不需几个铜板,主要靠人们的热情就可以组织起来攻克一道道科研难关,建起一家家工厂,筑起一座座水坝,修起一条条道路,开出一片片良田的社会;一个阳光灿烂,人民意气风发,劳动者自豪地歌唱,邪魅和妖魔只能遁迹消形的社会。

    这些难道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化?难道不就是列宁《国家与革命》论述的实践验证?

    这也许对于那些由于抱着私有观念不放,因而难以摆脱来源于剥削阶级社会的、带着剥削阶级思想烙印的、颠倒地观察世界所产生的所谓人治、法治和一切五花八门的思想影响,怎么也走不出柏拉图所言的思维“洞穴”的人们无法想象和理解,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脚步,以及那些来自历史深处、来自广阔原野的呐喊,却实实在在地印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深刻和伟大。

    政治总是利益的冲突与平衡,无论他是最圆滑的政客还是最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好评,即使一个不惜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只为小集团利益奋斗的政客,在哪个得利的小集团内也未必不会得到很好的评价。关键是无论好评还是坏评,先要看评论者站在什么立场、观念和角度,评论者自身的立场、观念和角度,才是考察一个评论者评论是否中肯合理、具有一定高度的首要因素。对于一些人来说,你可以指责毛泽东一千遍,谩骂一万遍,也许他为了把你带向美好的天堂,不经意惊扰了你美好的睡梦;也许他带领大众前进的脚步迈得太急,撞痛了你的腿脚或胸膛;也许他唤起的时代风雨,给你留下了许多的悲伤。何况毛泽东也早就说过,“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也是毛泽东的政治品格。但作为评论者来说,如果是真理的热爱者,人类美好的向往者和追寻者,又何妨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处,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姿态、明亮的目光回眸以往,投射未来,对毛泽东予以重新的审视和感悟?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8:5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是“一国两制”
    方案的最早的真正设计者
    作者:求真文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990-881页的记载,针对炮击金门等有关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

    毛泽东告诉他们:“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①(①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

    毛泽东这次谈话,是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的重要补充。后来被周恩来概括成为“一纲四目”,于一九六三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引者注)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②(②见张治中给陈诚的信,1963年1月4日。)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纪念毛主席诞辰113周年
    泛子
       明天,又是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可以想象,鲜花、掌声仍然专属于毛泽东,各地的人民群众自然会自发地深刻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网友们仍然会以潮水般的网文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当然,这一切都是必须的。

       但是,如何科学、正确、准确地纪念毛泽东?却始终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决非简简单单的毛泽东、一个社会主义中国,而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就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她不是简单的物质东西,却是意识和精神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实质,因此,我们要科学、正确、准确地纪念毛泽东,首先是要学习毛泽东,学习他的哲学论,学习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学习他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我们要科学、正确、准确地纪念毛泽东,就必须坚持科学、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白猫、黑猫地乱抓一气,更不能不辨方向地乱摸下去,要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找到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新时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胡锦涛思想,自始至终地科学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我们要科学、正确、准确地纪念毛泽东,就必须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看待历史和现实的问题,科学地实践以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上,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要明白,物质世界、精神意识、生产力、劳动人民之间的科学关系,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以人为本,这是最根本的核心,以人为本,不是以官僚资产阶级为本,而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根本,不能搞极少数人发财而让广大人民群众买单的官僚资本主义,要充分保证人民群众根本的、合法的权益,要让人民说话,要让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或者是其他的,诸如医疗、文卫、科技等一系列社会成果,人民都应该、而且必须有权享受,教育、文化、科技不是“先富们”的专属,而是人民群众的共享,那种搞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所谓“改革”,该批判的就必须彻底无情地批判,该否定的就必须彻底无情地否定,因为,我们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绝不是官僚资产阶级专享的人吃人的资本主义伪善的“和谐社会”。

       我们要科学、正确、准确地纪念毛泽东,就必须坚持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必然是共产主义,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尽各种挫折,尽管国际共产主义面临各种风险和威胁,但是,我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来到,当前,实践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就是胡锦涛思想中的和谐世界理论体系,只有世界和谐,各国人民、各族团结起来、和谐相处、共同奋斗,才能真正地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略和霸权主义,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地得到和平,并实现人类社会的科学、和谐发展,最终才能实现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

       敬仰毛泽东,纪念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充分信任、拥护、支持以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谐发展、为构建科学和谐的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8:5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当年一“阳谋”,右派至今难解“套”
    春天的惊雷
    小时候,父母常给我讲三国、水浒等,有一则叫“死诸葛治死活司马”的,让我有很深的印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十分佩服诸葛亮的才能和智慧的。记得我曾对父母发问:诸葛亮怎么会有这么高明的计谋?我父母的回答是:“人心好(在我父母的认识上,刘备、诸葛亮是汉室正宗,是爱民的好人),就勤奋,勤奋就有知识;好心,加上知识多了,就智慧超人……”

    父母的这些回答,在我发问的那个年龄上,其实是听不懂的,但我记在心里。后来,渐渐就领悟了,知道父母是在说,一个人私心少、或无私心,是很有力量的。历史,在善良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朴素地”贯彻“正义无敌”“邪不胜正”的道理的。

    我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耳闻目睹毛泽东的言行,也看到了毛泽东去世后少数人反对毛泽东的各种作为,如今,又面对着群众起来捍卫毛泽东及其伟大思想的壮举,这就让我想起“死诸葛治死活司马”的故事,——想到毛泽东一生中,尤其是晚年“反右、反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阳谋”伟略。

    这就要先说到毛泽东说秦始皇。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秦始皇既是中国的“始皇帝”,也是最“差劲”的皇帝。可是,毛泽东偏偏不信某些知识分子的“这个邪”。他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承认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自比秦始皇。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的说法,曾有过多次。上世纪七年代,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回答了客人的“你是不是秦始皇的后代”的提问,他说“当然是”。除此,毛泽东还说过,我们“镇反”,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厉害得多!毛泽东说:秦始皇坑了460个儒,我们反右时坑了×万个儒,是秦始皇的 100倍。

    很明显,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是从新型的国家政权对极端的反对派镇压的职能上比喻的。 毛泽东是多么的伟大磊落。他无需象某些知识分子那样,把严峻的阶级斗争,描绘得“含情脉脉”,去欺骗麻痹人民。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残酷的“你死我活”。对顺应历史发展的“力量”来说;对今天的人民来说,之所以要对敌人表现某种“残酷”,完全是由历史剥削阶级、历史反动派的残酷决定的。因为,历史反动派对进步要求、进步发展和进步阶级,是从来不手软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要革命、要前进,尤其是在革命夺权斗争中和人民掌权后的一个叫“初期”的阶段内,人民是必须把一些反动派送上“封神台”的!也许,未来,随着阶级的逐步消灭,革命会逐步减少血腥。

    毛泽东即由此,去认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斗争。他看到,作为封建制度的巩固,作为社会统一的进步,秦始皇是站在历史大势的潮峰上的,合乎历史潮流。这个有巨大历史作用的统一斗争,不可能没有戮杀,故而也不可能不留下一批批心怀仇恨的人们的。通过秦始皇的划时代革命的遭遇,毛泽东也自然认识到今天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困难。

    深熟于历史的毛泽东还看到,因秦始皇早逝,二世软弱,在终至政权易主后,反封建(当时封建是一种伟大的进步)的“保奴隶主”的人们,前六国的遗老遗少们(这支队伍极其庞大),开始疯狂清算秦始皇…… 一桩桩丑闻,一个个劣迹,一项项罪恶……,诉之不完,书之不尽。这样,历史为秦始皇留下的,除了他自已拼搏来的——文人们无法抹杀的——“国家统一”“同文同轨……”等历史进步外,全是罪恶!因此,毛泽东后来多次表达这样的意思:秦始皇的历史是后来的反对者编写的…… 毛泽东还注意到:一个不可无视的历史事实是,当时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参与度极小,又几乎都是文盲。

    毛泽东是辩证大师,他不但精熟这些历史,还能解读历史现象中的“扑朔迷离”。他由历史文人霸夺垄断对“秦始皇的说明解释权”(实际上,刚才讲了:秦始皇的好多“劣迹”,是他们添油加醋和编造的),油生一个伟大的战略创造,一个惊世性“阳谋”:让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以便人民在日后有权解说历史(或不让右派涂改历史)。

    ——并且,毛泽东是幸运的,因为,历史发展到大生产时代,人民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登攀向主人宝座。况且,今天的伟大革命,也向每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家,提出这一“发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解释历史”的任务。

    请看毛泽东吧。如果说,毛泽东早期的“农民运动‘好得很'”,及后来的——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军事战争,具有较多的夺权意义;那么,后来的“西柏坡对策”,及晚年的,——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让人民参与诸如反右、大跃进、社教和文革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是军事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斗争,则明显具有“让人民操控一切”的意义。

    这是一个天大的“阳谋”,旷世的奇略。一方面,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巩固政权,政治民主的发展等,需要这样。毛泽东掌握这一历史脉络,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对毛泽东自已来说,他搞了一个比秦始皇伟大千百倍的革命,在其开创阶段,会有失误,另外,反对者也一定很多。为了不让“某些人掌控解释权”,他必须发动群众,参与——并由此而了解——他和人民自已的一切。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在毛泽东自己发动下,无产阶级一切的革命主张,社会主义改造,一切政治方略,连同毛泽东本人的全部思想,借助于群众运动,象倾盆大雨般地浇洒在——不仅仅是中国这块大地,甚至泽润其它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毛泽东的“所有”,尽数“阳光化”了。同时,这一“阳谋”在于,这一次次政治施展,也让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右派,尽入“套”中。

    现在的50岁以上的人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以下这些言行。那时,一些右派们一次又一次地表态:我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从不主张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不主张三自一包,我反对私有制,我拥护人民公社……我拥护……我拥护……还有,他们还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赌咒:我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家,我忠于社会主义,我更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从不反对毛主席……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的“阳谋”下的一系列举措面前,右派们尽现愚蠢和尴尬。这些右派们要是代表人民、代表正义,——就是说,当时,要是真因代表人民——而显得有点骨血,他们就应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决不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应有胆有识而又平和坚韧地批评共产党人的“这样”“那样”……所谓缺错。

    然而,这些人不代表人民,没有正义,故而也没有力量。他们只得假假地忏悔、佯说要重新做人。如此,右派们在毛泽东在世时,对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的表态,即被永远地作为历史的“存照”,裸呈于天下。

    毛泽东的“阳谋”实现了。一方面是共产党人、毛泽东的的伟大理论和实践,——还有其高风亮节,传布于社会的每一角落,另一方面就是深入广大的民众性的政治参与和“高知明度”,另一方面是历史右派们的“历史表态”,如上所说,——这一切,就等于逼右派进入了毛泽东的——也是人民的——“阳谋”之套中。

    在今天的现实中,毛泽东政治“阳谋”历史性实现的表现多多,其一表现为,使右派们的资本主义至今不敢大张旗鼓地亮出“名号”来,加上他们在历史上已承认过错误,——如今得象“小偷回避被人捉手的地方”一样,不敢直面历史,只能搞一个又一个的“弯弯绕”,而当这些“弯弯绕”的每一露真,都遭至党和人民的政治挞伐。再一个——大家已看到的标志——是:今天,不管大事小事,人民都要用自己掌握的真正的“事”和“理”,七嘴八舌一番,这就使得右派们对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一切“抹黑”,成为枉费心机,甚至只能使“抹黑者”自受已辱。


    ——当然,还有更多,历史会逐步演进,人民得慢慢回味的。不过,仅就以上这些,对已故去的毛泽东来说,——他的力量还在“致命地打击着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已是确似“死诸葛治死活司马”的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8:54 | 显示全部楼层
    纪念毛泽东思想:重谈阶级斗争问题

    关于阶级斗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他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重要性的一些观点,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口号。例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等。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其实就是这种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具体化和实践化。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正确与否,党中央有关决议对此已有结论,我这里就不再多说。我仅仅是谈谈个人对阶级斗争问题的一点看法。
    我党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政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集中全力搞好经济建设。我认为这是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是明智的选择。但我党过去历史证明,凡是反右反得过分时,就容易变成极左;凡是反左反得过头时,就容易出现右倾。现在我们反对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策,是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不是完全否认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既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现在有些人是走到了极端,连阶级斗争现象究竟存在不存在也不敢正视了,连阶级斗争这句话提都不提了,更不用说抓一抓了。似乎阶级斗争这个客观社会现象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真的到了大同社会了。其实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且不说当今我国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单单是看国际上,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以来至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复不断的武装干涉侵略、经济封锁制裁、意识形态的颠覆和施行和平演变等,其手段无所不用之极。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是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吗?如果谁不看到这点,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政治白痴!其实,自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至今,资产阶级有哪一天不诋毁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呢?有哪一天不干涉无产阶级运动呢?有哪一天不攻击社会主义理念和制度呢?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对从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分裂出来的乌克兰等所谓不够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所谓“颜色革命”,有谁敢保证他们不对中国等目前世界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阴谋实施“颜色革命”呢?一旦朝鲜被搞垮台了,下一个目标是谁?这不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吗?如果不是五年前发生“九?一 一”事件,这几年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麻烦事会更多。因为美国为了反恐,也要搞统一战线,不能不拉拢一下中国。一旦他的反恐大局已定,无须利用中国了,他就很可能又会给什么“颜色”中国看了。所以,在对手暗地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我们放弃阶级斗争,放松警惕,是很一种很危险的行为。
    有人可能会质问:现在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是不是又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抓阶级斗争上来呢?非也。本茶客意思是,在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适当处理好搞经济与讲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对外交往上,不能在一些西方国家反华反共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严峻形势下,完全放弃斗争的准备。不然的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要为此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历史证明: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不容易,政权垮了再想恢复起来更不容易。对当今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今日俄罗斯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8:55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哲学角度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要用简单的词语,来概括出丰富绚丽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比较难的。但是单从哲学的角度来把握毛泽东思想,就相对容易些。我的体会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造反有理】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其实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毛主席说的【造反有理】,就是指【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右派造无产阶级的反是没理的,这一点毛主席搞得很清楚。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看看吧,你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如果没讲到【造反有理】,就等于没讲到点子上。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角度可,毛主席就是用【造反有理】这四个字来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毛主席还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这两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实事求是】最早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提出来的,意指在治史时不乱编,有什么写什么。但是在礼教盛行的旧中国里这句话影响不太大。毛主席抓住其朴素唯物主义的精华,用来通俗地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部分,表达了要根据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寻求其客观规律的新含义,又用【一分为二】的形象比喻来阐述其辩证的那部分;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这么简练的用两个词就把辩证唯物主义普及到中国人民和干部队伍里,真是妙笔启蒙啊。


    所以,从哲学角度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包括了【造反有理】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两个方面。


    【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如果认为仅仅是一个【实事求是】就能概括,却是不合适,不全面的。也庸俗化了。因为古人提出的【实事求是】非常简单,连盛行实用主义的霉国也愿意接受,资本家也愿意接受的。这里面没阶级分析的内容,就是一种观察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没有【一分为二】,不分析,就容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看不见事物的本质,目光短浅,容易走弯路。有些人,唯富为先进,看见强盗家里富就羡慕,就是犯了这种毛病。至于【造反有理】,绝不能缺。要是缺了这一点,就不成其为毛泽东思想了。毛主席晚年悲凉的英雄情怀,有几个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懂得?生产资料私有化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了,不反抗行吗,不造反动派的反行吗?毛主席写“只几个石头磨过”,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毛主席不是一个单纯的专注于实事求是、寻求规律的学究,而是一个善于质疑、积极思辫的思想家,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家。如果忘掉了【造反有理】,就完全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了。毛主席不是古代哲人。他不仅博览了而且扬弃了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吃透了马克思的哲学,把它与中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毛主席不仅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专著,而且把他的哲学思辫融会到他许多军事社会文论诗词里,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思想。

    近三十年来,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要全面、准确、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哲学领域里,我个人观点,光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是由【造反有理】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组成。这样的解释,才比较妥当。


    附,毛主席的那首有关的《贺新郎 读史》:

    贺新郎 读史
    (1964年春)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8:57 | 显示全部楼层
    听毛泽东谈哲学
    龚育之

    【内容提要】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同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我是参加者之一。毛泽东侃侃独谈,谈了足有两个小时之久,内容丰富而广泛,涉及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教育、军事、政治、“四清”运动和阶级斗争诸多方面,是一篇听起来似乎散漫,实际上却浑成一体、生动活泼的哲学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对1963年秋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第一期上从俄文转译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表示极为赞赏,还深刻发挥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1965年《红旗》杂志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根据毛泽东同志几次提到坂田文章的谈话精神写了个很长的编者按语,并且就此发表了一组文章,在学术界开展了一场讨论。
       我和王志强同志合作,用对谈形式写了一本书,叫《科学的力量》。书的第二部分是谈我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经历,其中包括听毛泽东谈哲学的详细回忆。《北京党史》编者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要求在刊物上发表这段回忆。遂略作删节,稍增议论,因以付之。

    【 正 文】
       王:据说您在1964年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在一起讨论过哲学问题。
       龚:不是讨论,是聆听毛泽东谈哲学。
       王:您见过毛主席多次吧?
       龚:这是惟一的一次。
       王:惟一的?
       龚:坐在一起,面对面地听他谈,是惟一的一次。至于在群众集会的场合远远看到,在大型会议上听他在台上讲话,受他和其他领导人的集体接见,那当然不只一次。
       王:1964年毛主席同你们谈话的起因是什么?
       龚:当时正在搞批判“合二而一”嘛。这个批判,搞成了政治批判,是搞得不对的,哲学界对此现在已经有了共识。可那时候,进行得正猛。《红旗》杂志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写一篇“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问题的大文章,我被组织到这个班子里。8月18日下午,在北戴河中央开会的地方的一间大房子里,毛泽东接见了这个班子。
       王:这个班子里都有谁?
       龚:有吴江、关锋,和我。还有邵铁真、郑惠、林杰。除了我,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前面四位参加了接见。
       王:陈伯达和康生也参加了?
       龚:参加了。他们把到场的人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一一同大家握手,问了姓名,并且随意就各人的名字说笑了几句。介绍到邵铁真,说了句:“铁老虎,真老虎!”那时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还是铁老虎、假老虎还是真老虎的问题,展开热闹的国际争论。问到我的名字怎么写,我说:“教育的育,之乎者也的之。”毛说:“哦,你是搞之乎者也的。”我说:“不是,我是学自然科学的。”
       王:介绍和寒喧以后,讨论了哪些哲学问题?
       龚:没有什么讨论。毛主席坐下来就讲,好像他有意要向搞哲学的人讲一大篇话。一开始就讲哲学、阶级斗争和下乡“四清”。根据我当时整理的记录,毛主席讲了这样一些意见: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说资本家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龚:阶级斗争讲得很凶!那时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嘛!不过,我们现在只是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过去的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当然是我们透过迷雾看清人类社会历史和各种意识形态争论的一把钥匙。哲学探讨的问题,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限于阶级斗争一个方面,但就哲学在阶级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来说,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到阶级斗争。哲学服务于政治,和文艺服务于政治一样,都是毛泽东肯定的提法,我们现在不这样提了,因为这样的提法太绝对化了,但哲学和文艺,总的说来,是不能完全离开政治的。下面再接着介绍毛泽东的谈话,他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讲到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讲到大学生要去参加“四清”: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
       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些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看不到庄稼,还可以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一个大学。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讲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二元论,特别是惟心论。我从前是个封建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共产党了,革命了。只知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了。如何革?更不懂。13年学的东西,搞革命都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人家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国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huán@①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是他的少年之作。他有的诗是借男女写臣民怀念君王的。
       王:讲了一篇教育论,又讲了一篇文学史。毛主席对过去社会的教育,全盘否定了吧!
       龚:否定而不全盘。他还承认学到文字这个有用的工具了嘛,当然,这样的承认还是不够的。学了许多文化知识,也是有用的嘛!毛泽东在延安为《文化课本》写序,就说要学文化知识,才能学好革命理论。不过,毛泽东说在过去的学校里,学不到革命的道理,一般说来这也是真的。当然,学校里也可能有革命的老师,那是另一个情况。
       王:毛主席对孔子也是全盘否定的吧。
       龚:也没有全盘嘛!还承认孔子选民歌,相当民主的嘛。整个说来,毛泽东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给以批判的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过,在这篇谈话里,倒是否定的居多。
       王:谈到这里,还没有谈到这次接见的主题。
       龚:主题原来以为就是写文章。毛主席好像就要转到写文章的事了。他说:
       材料收到了。提纲看了一遍,其他来不及看。
       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抖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如何讲,马克思主义如何讲,修正主义如何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部分。
       这时,康生插话,说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可能比现代修正主义的高明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过这个话茬,说:
       斯大林感到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就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不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在我国,80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谈军事。
       第三国际还没解散,我们就不听他的。遵义会议就没听,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作出决议,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左倾”教条主义,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在农村10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和阶级关系。不是到了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10年工夫,才搞清楚。二七年以前,搞农民运动讲习所,搞调查。在我家乡,找贫雇农,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
       王:这是什么意思?
       龚:这是骨牌,又叫天九牌,32张牌,分三个系列,一个系列为“天”。毛泽东说的是这个系列中的七种牌的名称。湖南农村的人常玩这种牌,我是湖南人,一听就懂,所以能记录下来。
       毛主席说:
       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老是输,输一两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元,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长沙开兵来剿灭了。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当地豪绅开会,杀了两个贫苦农民示众。有个农民领袖躲来躲去,躲到山里,还是捉去杀了。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要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实验过电。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推举的?自封的。后来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动物。动物发展至少经过几万万年才生出人的头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就不信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猴子里面又只有过去那么一种猴子能进化,其他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马、牛、羊、昆虫,要变。动物是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头几行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傅鹰说,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的。几千万年,逐步变成水。水也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才有可能两种元素化合成水。想找他谈一谈。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
       文章写半年一年都可以。
       王:跑了一大圈野马,话题回到写文章的事了。
       龚:马上又谈开去了,谈了他对哲学几个基本范畴的见解。关于分析和综合,关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肯定否定,关于自由和必然,关于无限可分。
       毛主席说:
       历来讲分析、综合,没讲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与农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
       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我们有什么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军队数量是一百二十万,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农业,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都是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我们联系群众,他们脱离群众。
       他们宣传共户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个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教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一位去问他父亲,他父亲说,你不要问,将来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圆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人人信,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没受他影响。《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没受影响。
       王:谈到了《红楼梦》!
       龚:谈得很精彩,有好些重要的意见。对于《红楼梦》,毛泽东说: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做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王:这里有对《红楼梦》的分析,还有对新旧红学的分析。
       龚:毛泽东回过来继续讲分析和综合。他说: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就是这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年,从四七年三月到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打死了刘戡,三个师长,两死一俘,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
       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给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豆,就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写。
       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我们打了二十几年,我们也被敌人吃掉多少!红军三十万,到陕甘宁只剩两万五,有吃掉的,有逃掉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沙子?米里杂了沙子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才搞清楚了。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可以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鱼。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做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王:还是围绕哲学来讲。
       龚:这时康生插一句话: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大概他知道毛泽东在这个问题讲过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毛泽东接着讲了辩证法三个规律的问题。他说:
       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要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变成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过三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
       龚:这段话虽然表明了他的思路,却不能认为是经过深思的正式表达。其中关于“三元论”的批评,我认为未必适当。承认三大规律,可以对它们作统一的解释。牛顿三大运动定律,有谁认为它们是三元论呢?至于以对立统一为核心来说明其他规律和各对范畴的思路,我以为是深刻和重要的。毛主席又说:
       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到了封建社会,还留点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家奴,也有些公奴,是搞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的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了奴隶制,黑人奴隶还存在,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黑人,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事物都是如此。给人家消灭,或者自己消灭。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树木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百上千年。没有死,那还了得?如果现在还能见到孔夫子,世界上人挤都挤不开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人,鼓盆而歌。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得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就不分质的阶段?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丁,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要到末日。宗教家讲天末日是悲观主义,吓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
       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
       王:必然的改造?
       龚:是这样说的,后来知道,毛泽东还这样写过。不过,在1966年2月修改七千人大会讲话的时候,改成“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样的表述就准确了。
       毛泽东批评了那个他认为只讲了一半的说法,说:
       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
       将来哪里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的飞机,像苍蝇一样,闯来闯去,怎么得了?怎么调动?北京有万多辆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加上我们教育司机,教育人民,所以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那里都可以落。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离子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予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丁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惟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王:我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这本书里看到你谈到当时为说明毛主席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所写的一篇文章:《谈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其中说道:
       《庄子·天下篇》记载的“辩者”关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是以朴素的形式,从量这一个侧面,说出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光辉的思想。但是,如果不限于抽象的量的侧面的考察,而深入到具体的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那么,这个说法就不能充分说明“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了。
       “半”,是个量的概念。“一”分为两“半”,事物在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量上小了一半。
       量的分割,到一定的阶段,引起质的变化。
       且不说棰失去一定的长度,就丧失了棰之为棰的性质。当物质的分割达到分子时,就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进一步“分”,就使分子分解为组成它的各种原子,原子不是半个分子,而是同分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原子进一步“分”,就分解为电子和原子核。电子和原子核都不是半个原子,而是同原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
       如此类推。
       物质的无限可分,并不是无限地、单调地重复某一种特定的“分”的形式。
       在物质分割的每一个新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去探究前所未知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自然科学不断地有新的发展,这正是惟物辩证法所要求于自然科学家的。惟物辩证法根本不容许把某种已知的刻板的公式,强加于自然界,强加于自然科学。
       研究原子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经典物理学发展到量子物理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
       “基本”粒子的“分”虽然现在物理学还没有把它研究得很清楚,无疑却预示着将会出现崭新的性质、形式和规律,研究它们,将会把物理学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龚:现在仍然有些同志怀疑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对“夸克”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夸克幽闭”的假说,按照这种假说,单个的自由的“夸克”不可能从幽闭它的空间中释放出来。有些同志据此认为,这就是“物质可分”的极限。但是在我看来,第一,幽闭说还只是假说;第二,这个假说的提出本身,即已显示出在这个关节点上的“分”,具有全新的、为过去所不了解的性质和形式。这正好说明了物质的不可穷尽性和深远的无限性。
       回到介绍毛泽东当年谈话的话题上来。毛泽东说: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点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
       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儿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的哲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惟心论到客观惟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说》,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到现在《天问》究竟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天对》讲什么,也不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王:真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谈话。这么一篇重要谈话,就你们几个人听了?
       龚:当天晚上,就让我向也在北戴河的彭真汇报了。回到北京,又向陆定一、周扬汇报了。还在《红旗》编辑部作了传达。陆定一还要我在中宜部的部长办公会议(有中宣部各处负责人和中宣部所联系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以可以记录下来的慢速度作详细传达。许多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又把他们记下的传达稿向自己部门和单位作了传达。当我传达到涉及傅鹰的那句话时,陆定一插了一句话:“傅鹰讲氢和氧不是简单的合二而一。他这话,讲得倒是有道理的。”并对在场的北京大学校长说:“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王:“文化大革命”期间,你的记录流传开来了。
       龚:那时许多当权派的笔记和内部文件都被抄家拿走,红卫兵编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本子中收录了毛泽东的许多谈话记录。在一些本子中,确实发现有我所作又经辗转传达的毛泽东8月18日关于哲学工作的谈话记录。有趣的是其中有一种记录把陆定一插着讲的几句话也当做毛泽东的话了。
       王:这是一个误传的趣闻。
       龚:还有一个趣闻呢。“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出了一本范文澜的纪念文集,其中插有范的手迹照片。一幅手迹照片说是范听毛泽东谈哲学的记录的照片。一看内容,就是1964年8月18日那次谈话,可那次并没有范参加。
       王:那是怎么回事?
       龚:看来是范听到传达,或者是从红卫兵印的流传本上抄录的。
       王:有几种流传本?
       龚:我看到三种。一种就是我当时整理的并在中宣部(还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作过传达的记录,题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种是我在1966年春重新整理的记录,那时中宣部想编印一本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内部指示和谈话集,要把毛泽东这次谈话收进去。而我在1964年整理的记录稿被《红旗》杂志的负责人拿去,一时取不回来。我就据我的原始的笔记重新整理了一个记录,题为《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这个本子刚刚印成,中宣部就被当做“阎王殿”给砸烂了,这个本子也落到红卫兵手中。还有一种,看来是对第一种记录稿的进一步整理,有所压缩,并分列了三个小标题:“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关于社会发展问题”,题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王:谁作的这个整理加工?
       龚:我不知道。
       吴江写过一本回忆录,说到1960,年组织写一分为二文章的班子和毛泽东同这个班子谈话的事。他说:
       “这次谈话,我请也是湖南人能听清毛的口音的龚育之作记录。他是当时在场的惟一记录人。我以为讲话记录只此一本,谁料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讲话记录比我们的要详尽得多,这才想起当时空荡荡的大厅中有录音装置。”
       他这个猜测可不对。当时的确没有专门的记录人,除我以外,文章班子中别的人也可能有人作了简单记录。但是记录得最详细的,的确是惟有我一个,所以后来都是按我整理的记录传达。我的原始的笔记和两次按原始笔记整理出的记录稿,在毛泽东逝世后都提供给档案馆了。档案馆中别无更详细的记录。我已经向吴江说明了情况。
       王:听说同你们谈话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同于光远和周培源谈过同样的哲学问题。
       龚:那是8月24日,六天以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了。
       王:你能介绍一下他们谈话的内容吗?
       龚:那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已经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了。
       王:哦!那为什么毛泽东同你们那次谈话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
       龚:看来《毛泽东文集》的编辑方针是只收那些正确或者基本正确、比较正确的重要文稿,反映晚期错误思想比较突出的,就不收了。同于光远、周培源的谈话,没有怎么多联系阶级斗争,多从认识论、自然辩证法展开讨论。而同我们的那次谈话,许多地方都是谈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四清”运动,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往前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往后同“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走资派”,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都有联系;而这三件事,在历史决议中已经判定都属于“左”的错误。所以,编者没有将这篇谈话收入文集。
       王:主要是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和“四清”运动的估计问题。
       龚: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的关系,讲哲学的那些规律和范畴,固然不无可以挑剔的不够周密的地方,总的说,应该认为是很有见地,很富于启发性,也很体现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独特风格的。
       王: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有点可惜。
       龚:格于既定的体例嘛。改体例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要等条件成熟。不过,最近文献研究室正式出了《毛泽东文艺论集》,其中有一篇集纳的文献,题为《论〈红楼梦〉》。在这篇集纳文献中,就收了这次谈话中关于《红楼梦》的谈话。
       王:同你们的谈话和同于光远的谈话,两次都与自然辩证法有密切关系,都提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的坂田文章。
       龚:坂田文章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复刊第一期(8月份)上刊登的。《毛泽东文集》收入同于光远、周培源的谈话,编者对谈话中提到的坂田文章作注,却注为:“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这是注错了,应该改正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8:5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现实意义
    宫 力
    毛泽东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他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一、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面地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他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
    “另起炉灶”的含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传统所束缚”,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的含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曾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雅尔塔体系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建国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前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主义的做法。当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并先后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施行军事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进入70年代,美国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于是便有了1972年尼克松登门访问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较量,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创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时,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一、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力排众议,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之后,毛泽东在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目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的决心。
    二、“和平为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时,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于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准则。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的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解互相补充,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 12月 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此,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二、“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热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从来不隐瞒其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支持主要的应该体现为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界线,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平共处,同时也有利于消除一些国家同我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保证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寄予深切的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脚点。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一、交朋友的重点应该放在亚非拉三大洲。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分内的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给以积极的支持。”
    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
    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 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O”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志。

    巨大的成效,深远的影响

    在1949-l976年期间,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外交方面的建树。1978年 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点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在80年代,实际上到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揭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并且以新的形态出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外交方面深造的战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特征,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处于不败之地,还需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时,曾经揭示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霸权主义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人权外交”、“经济制裁”,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甚至于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局面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3月23日所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政策是,无论谁搞霸权主义都一概反对,至于国家关系,中国历来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这样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继续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毛泽东在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又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正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90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势力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是这一斗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邓小平多次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是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中国应积极促进南北对话,参与南南合作,推动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事业,以此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8:5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思东创作室
       我们的革命导师——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最杰出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探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通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我们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八个方面:

       1 把哲学对象弄清晰了,明确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

       以往的哲学教科书在回答“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时,经常是这样解释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哲学是智慧学、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等等一些定义。哲学教材的内容具体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等等。

       这些哲学定义和内容显然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出哲学的对象。由于哲学对象上存在众多的定义,所以初学者很长时间都弄不清楚哲学到底是怎样一门科学。对此,毛泽东通过对哲学理论的研究,在吸收了列宁对哲学对象的看法之后,明确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

       哲学和数学,这两门科学是人类具有的一般科学。它们二者的对立性表现在:数学是从量的关系方面研究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哲学是从质的关系方面研究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它们二者的同一性表现在,都是人类具有的抽象程度最高的科学,即都上升到一般科学的高度。其他的科学如物理学、天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系统学、信息学等等,它们在抽象程度上都比数学和哲学要低一个档次,因此属于具体科学范畴。

       从本质上讲,哲学就是认识论。各种不同的认识论都包含在哲学这门科学中,依据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人们将坚持客观第一性的观点称作唯物论,将坚持主观第一性的观点称作唯心论。依据人们对客观事物能否认识以及认识的程度,又区分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两大派别。在不可知论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彻底的不可知论,即人们对于客观存在的对象是不能把握的;一种是不彻底的不可知论,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只能认识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可能把握它们的本质。这样说来,不可知论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中的一个分支,它隶属于唯心主义派别。

       从具体上讲,哲学就是对万事万物的思考。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从感觉经验开始,到使用概念把握本质、把握本质间的联系,揭示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等等,这些都是哲学探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哲学的终极目标是把握真理。

       至于原来人们熟知的那些定义,如世界观、方法论、智慧学等等,共同的缺陷是不准确,有片面性。只有毛泽东提出的认识论,才是准确地把握住了哲学的对象。可见,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2 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全过程,撰写出比较完整的认识论——《实践论》。

       认识从实践开始,认识是人类具有的特性。从人类这个主体出发,将认识的全过程揭示出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又一贡献。以往哲学总是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出发,围绕“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于是分为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一性两大派别。

       实际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属于认识论中现象层次的表现,它的本质则反映出主观和客观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因为实践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它是连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桥梁。没有实践这个中间环节,主体和客体之间就会处于分离状态。在主体和客体处于分离状态时,人类就不会有各种认识产生出来。所以,毛泽东把实践,即人类活动提到了哲学中的首要位置,这是对哲学的基础环节正确把握住的表现。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把主体和客体之间连接起来,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

    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他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在同斯诺谈话中毛泽东说道:“……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P40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从物质论到实践论,表面上看好像是很不起眼的变化,但是它却将人的主体作用突出出来了。认识和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只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将实践这个重要的环节抛开,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因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离开了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正确地把握。实践和理论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把实践的作用提到第一位的高度,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基础环节进行的准确概括,因为哲学属于人类特有的科学,强调实践的作用,就是强调人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

       对于人类认识的全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做了这样的总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的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P31《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这是多么精辟和完整的论述啊!它既通俗易懂又反映了认识的全过程。这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3 对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展开论述,撰写出《矛盾论》。

       列宁在1914年读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时写到: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P240列宁《哲学笔记》 1915年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说明和发挥,写下了著名的《谈谈辩证法问题》。

       毛泽东正是在研读了列宁的有关论述之后,以列宁对辩证法的认识为基础,紧紧围绕对立统一规律对辩证法进行了展开论述。

       究竟应该以那个范畴作为起点进行展开论述呢?对此,毛泽东非常准确地选择了现实中最普遍、
    最常见的“矛盾”这个范畴。

       什么是矛盾呢?毛泽东解释说: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P46《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P74《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由此看来,世界就是矛盾,矛盾的本质就是对立统一。这样一来,毛泽东围绕矛盾范畴将对立统一规律阐述得更加深刻了。由于矛盾这个范畴很好理解,在论述中毛泽东又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其中还有很多地方是对我国革命战争过程的分析,因此《矛盾论》不但通俗易懂,而且针对性很强。
    在《矛盾论》一开始,毛泽东就将列宁提出的结论阐述出来: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P34《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接下来,《矛盾论》具体论述的题目分别是:

       一 两种宇宙观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三 矛盾的特殊性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七 结论

      当然,对于一篇论述辩证法基本规律的通俗读物,它不可能将对立统一规律具有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全都包含在其中,但是,紧紧围绕矛盾这个基本范畴进行论述,无疑是抓住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因为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

       4 在辩证法基本范畴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从抽象的“对立面”、“有无”论前进到“矛盾”论。

       人类早期对于辩证法的论述,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观念上存在的差距,使用的基本范畴是根本不同的。中国哲学强调阴阳平衡,注重同一性。因此,提出了阴阳五行说、阴阳八卦说等。当然,老子也曾明确提出了“无”的观念。西方在基本范畴上则强调对立,所以使用了“对立面”的概念。近代哲学的发展,使辩证逻辑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这种严密体系集中表现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在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黑格尔完成了论述方式上的重大革命,它遵循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原则,对辩证思维方法进行了展开论述。其中构成《逻辑学》起点范畴的,则是著名的“有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建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是,他们没有撰写出比较系统的学术著作,基本上是以论战形式将他们提出的理论观点表述出来的。列宁对辩证法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撰写出《谈谈辩证法》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继续沿用了古代的“对立面”范畴作为论述的起点。

       毛泽东出于论证对立统一规律的需要,第一次将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确定为“矛盾”,以“矛盾”为起点范畴进行科学的论述。我们知道,在众多的哲学范畴中间只有“矛盾”这个范畴才真正符合辩证法的原则:实现了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矛盾”范畴将这两个统一集中于一身,因此毛泽东在辩证法的起点范畴上实现了革命。

      矛盾,从它的直观意义上讲,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两种兵器,因此这个范畴具有客观性。同时,矛盾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又没有停留在直观的两种兵器上,而是作为哲学上表示对立统一关系的一个概念。于是“矛盾”这个范畴使辩证法在基本范畴的属性上不仅回归到客观上,而且还体现了具体和抽象的统一。这是辩证法在基本范畴上出现的质变,它使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实现了终结。只有“矛盾”这个范畴准确地把握了对立统一关系。因此,自从“矛盾”这个范畴被毛泽东确定为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后,我们认为今后辩证法的发展在基本范畴上就不会出现质的变化了。

       对于一门科学来说,基本范畴的确立将标志着它的成熟。科学体系的建立,首先就要确定基本范畴。因为它是这门科学进行展开论述的基础。当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确定下来之后,就为创建科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认识论,它的体系具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封闭的过程和一个开放的系统相结合的产物。在这里,封闭的过程表现在认识的来源与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这部分的科学体系今后将由更加完善的《实践论》构成。也就是说,以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为基础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使它跟上当代哲学发展的潮流,变得更加科学化。

    概括说来,需要补充到《实践论》中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对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经论述清楚了,需要补充的重要观点是,列宁提出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列宁《哲学笔记》P278)

       列宁提出的这个观点在认识论中非常重要,它强调了理性认识内部具有的层次性。换句话说,理性认识也是“一分为二”的,有初级本质和二级本质的差别。只有把本质内部存在的两个层次的思想添加进去,从而形成具体存在和本质存在的概念,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论。

       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后来形成的经典论述,也应该补充到《实践论》中。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补充进去之后,认识论中的辩证关系就会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认识过程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这种观点来自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目前已经被科学的发展所证实,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圆圈式的。所以,从存在角度叙述认识规律这部分内容将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

       从发展变化角度叙述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这部分内容属于开放的系统。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一分为二”。辩证法的范畴是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它存在着抽象程度上的差别。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它属于抽象范畴之列,辩证法的具体范畴则是基本范畴的展开形式。哲学上的具体范畴具有丰富多样性,因此,这部分内容就会形成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开放系统,这是发展变化部分具有的特点。

    封闭的过程和开放的系统,它们二者之间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由此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学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只有“矛盾”这个范畴才能将它们二者统一起来。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矛盾。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因也在于内部的矛盾。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导致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由此可见,将“矛盾”作为唯物辩证法中的起点范畴,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而首先将“矛盾”作为辩证法基本范畴的,就是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可见,毛泽东在辩证法的起点范畴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 充实了量变质变规律,提出复杂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以及发展具有的阶段性问题。

       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部分质变和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它们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作为部分质变在外部的表现形式就是阶段性,而阶段性出现的根源就在于事物内部有部分质变的产生。

       部分质变的思想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的,这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现实中既有简单事物,也有复杂事物。这里存在着简单与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简单事物内部只包含一对矛盾,因此,它的变化具有单一性,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这里并不存在部分质变的问题。

       量变的特点是渐进性的变化,质变的特点是飞跃性的变化。

       复杂事物大多由两对或两对以上矛盾构成。在复杂事物中,诸矛盾之间总会存在主次之分,当主要矛盾没有发生质变的情况下,次要矛盾起了质变,就会使事物呈现出阶段性。这种由次要矛盾出现的质变引起的事物变化,我们称作部分质变。由此可见,部分质变的含义指的是,主要矛盾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次要矛盾发生的质变。

       对于次要矛盾发生的质变,从事物外部分析时人们就会得到部分质变的结论,然而只要一进入次要矛盾的内部进行分析时,就会看到它依然遵循量变质变规律。

       这样说来,部分质变是从矛盾外部联系中把握的一种变化形式,或者说,是从表现形式上把握的矛盾变化。对于矛盾内部的变化来说,本身并不存在部分质变问题。部分质变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它不是问题的本质。作为本质来讲,它只有一个,即始终遵循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量变质变这一规律在表现形式有两种:直接表现形式,从量变转化为质变。间接表现形式,通过部分质变完成全部质变过程。表现形式尽管不同,但是它们的本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从量到质或从质到量的转化。

       毛泽东将事物发展变化具有的两种形式都把握住了,因此使量变质变规律变得更加完善了,既抓住了本质,又把握了形式。

       6 将辩证法的规律统一在同一发展过程中的尝试,明确提出了肯定否定规律。

       对于辩证法的发展规律,通常人们习惯上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来概括。由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发生在前后相联在一起的两个过程中,根据辩证法从事物内部分析问题的原则,毛泽东主张将否定之否定规律用肯定否定规律取而代之。这样就可以使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都统一在同一个发展过程内部了。对于人们原来使用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主张用两个肯定否定规律来代替。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主张,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首先应该肯定,毛泽东主张从同一个发展过程内部提出辩证法的规律,把握辩证法的规律,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此,他主张采用肯定否定规律来说明事物的发展过程,这种观点必须加以肯定。这样一来,辩证法的发展规律将更名为肯定否定规律。

       我们只能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放在发展过程的表现形式上。它将作为发展规律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肯定否定规律则是发展规律中的本质。

       这样说来,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肯定否定规律中的一种主要形式,肯定否定规律是发展规律中的本质。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本质的表现形式通常有两种。发展规律中除了否定之否定这种形式之外,另一种形式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回答是,另一种形式就是直接的表现形式:即从肯定到否定的发展。

    这样说来,肯定否定规律也分为两种形式,作为连续性发展形式,它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作为非连续性发展形式,它就是从肯定到否定。对于否定之否定这一发展形式具有的特点,人们都比较了解,那就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非连续性发展形式的特点则很简单,那就是直线性和重复性。在非连续性发展形式中,人们依据产生运动的动力不同,(它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外力推动作用的结果。)又分为两种形式。这样一来,外力推动这种运动形式就包括在辩证法的发展变化规律之中,从而将形而上学主张的发展变化形式囊括在辩证法的发展规律之中。这样就真正实现了发展规律中的两点论,克服了原来的片面性。

       应该看到,连续性的发展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基本的主要的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内部矛盾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二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决定着事物的相互转化。这两点共同决定了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具有连续性的特点。互相转化,物质不灭。人死了,变成骨灰,成为另一种物质,依然还会继续发展变化。这就是连续性的发展过程,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

       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只有发展规律才同外部事物联系起来,从而使连续性发展成为主要的基本的发展形式。量变质变规律是从事物内部把握变化的规律,因此,它与外部不发生直接的联系。肯定否定规律是从外部把握发展的规律,因此,它与外部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立统一规律展开之后,分成内部变化与外部发展两个具体规律,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有内部变化与外部发展的区别。

    在我们看来,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间不是一种平列的关系,而是“一分为二”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里,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发展、变化规律是“二”,发展、变化规律之间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就是辩证法三大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7 强调了哲学具有的应用功能,明确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观点。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P21《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再一次明确提出: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P32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从实践中学,学了之后指导革命的实践。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出毛泽东一生从事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他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深深扎根于革命实践中,紧密联系革命斗争的实践进行具体应用,由此构成了毛泽东哲学理论具有的特色。

    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比较起来,毛泽东在学术上的哲学专著并不很多,主要著作有五篇,即《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另外,还有在各种会议中为普及唯物辩证法而插入的具体事例和解释,这些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生前非常重视人的思想改造。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中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P30《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宣传辩证唯物论,普及科学的方法论,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这是毛泽东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在革命斗争的每个重要阶段,毛泽东都要发出看书学习的号召,向干部群众推荐学习的主要书目。有针对性地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活动中来。正是在毛泽东亲自倡导下,许多参与革命斗争的文盲战士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成为能够看书识字懂得革命理论的战士,许多人还从此走上了领导岗位。要知道,中国经济的落后带来的是文化落后,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由于毛泽东将人的改造放在社会改造的重要环节之中,因此,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毛泽东带领人民群众不仅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同时还造就出一大批治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各种人才。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革命路线。人的因素第一,精神能够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反对空谈,注重实践,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客观规律,上述这些统统构成了毛泽东倡导的实践哲学具有的特色。

       8 实现了哲学语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为在中国普及唯物辩证法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解放哲学思想。他说: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P33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到了1963年5月,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P32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注重对原有哲学的改造,使它变成大众哲学,这是毛泽东为哲学改革指明的方向。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带头利用各种演讲机会向广大干部宣讲辩证法。《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毛泽东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深刻的辩证法知识,为普及唯物辩证法做出了不懈地努力。

       通俗化、大众化,这是毛泽东为哲学改革指明的前进方向。我们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就一定要坚持哲学改革的这一方向,切实写出大众化的哲学读物,用来提高全民族的思维水平,使它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变得更加科学化。

       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体内容还有很多,我们只是把其中主要的几个方面总结出来。作为毛泽东的学生,限于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只能从上述八个方面进行宣讲,并撰写此文来纪念我们的导师。

       展望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历程,人们只有沿着导师——毛泽东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才能真正大有作为。哲学的改革,如果不遵循毛泽东指明的方向继续前进的话,必将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毛泽东指明的哲学改革的方向,就是写通俗哲学,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就是在普及哲学过程中强调哲学的应用,使它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因此,应用哲学将是今后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让我们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在天安门前的纪念堂里静静地安息吧,您的思想将永远指引我们继续前进,不断取得更大的胜利。


    注1:列宁的《哲学笔记》为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3版
    注2:此篇文章是思东创作室为参加“晶牛毛泽东思想网站”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征稿活动而创作的。


    (作者简介: 它是思东创作室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办的学术性网页)

    (摘自毛泽东思想网)
    作者:wt0
    日期:2003-11-19 15:34

    “认识过程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这种观点来自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目前已经被科学的发展所证实,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圆圈式的。所以,从存在角度叙述认识规律这部分内容将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

    “认识过程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提法不妥。应该是螺旋式不断上升就对了。封闭了就没有进步了。
    作者:讯夫
    日期:2003-11-21 15:59

    我也觉得这个提法不妥,认识过程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不断深入的过程。认识过程本身也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的过程,认识自身的肯定否定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既然从发展变化的角度而言,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属于开放的系统,而认识本身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何以说是一个封闭的圆圈?黑格尔是否这样说的,我不很清楚。但黑格尔如果真这样说,那是以他的绝对观念为依据的,绝对观念的自身的运动,最终又回到他自己,大概圆圈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吧。我也没有搞清作者这样说的具体依据,不知作者能否解释一下。
    作者:虹
    日期:2003-11-21 18:44

    列宁在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曾经展望一种 新哲学的出现,这种哲学把辩证法完全融入到认识论 中。在列宁的头脑中,高级的辩证法就是正确的认识 论。他的这个展望是非常天才的。
    毛泽东的认识论有很浓重的经验主义成份。他的认识 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感性,实际上是从马克思 的哲学认识上后退了一步。人的知识实际上不是相对 独立与社会现实的精神创造,它是社会现实本身。换 句话说,知识是体现在客观物质世界中的人的活动。
    我们所有的抽象概念,不论如何抽象,都最终会在社 会中存在该概念的化身,否则,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出 现。从这个基点出发,个人的认识其实是先验的,没 有抽象的概念,个人的感觉什么都认识不到。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人对“椅子”的认识。他 的感官会同具体的椅子发生关系,他会觉察到椅子的 光泽、硬度、边缘等等。但他不可能描述光泽、硬度, 他也不能区分椅子同其他物体的边界。这些需要概念。
    假设,他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像电脑一般抽象出一些 共同的性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电脑的算法也是人 赋予的),他能认识到椅子的本质吗?还是不能。他即 使观察了成千上万把椅子,还只能总结出,椅子有一个 平面,有的有扶手(当然还不是概念性的描述)等等,可 是总会有特例。所有的这些感官所能觉察到的物理性质 都是偶然的伴随具体椅子的特性,而不是椅子的本质。 椅子的本质是要到人的历史活动中去寻找的。椅子是 人的目的性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用于 坐的工具。人的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的这个目的性,才 是椅子的本质,也是我们用来判断椅子的根本标准。在 对椅子的认识中,个人的感性经验是绝对上升不到理性 认识的。个人必须学习历史积累下来的知识,才可能达 到正确的认识。如果在未来,人们不在需要满足坐的需 求(仅仅是一种假设),人们就不再造椅子了,而会用其 他工具取代旧的椅子。椅子这个概念也就被扬弃,或者 被用来指称其他工具了。这就是知识的发展过程。知识 的积累、发展是社会过程,而且是一个不合乎形式逻辑, 而要用辩证法来描述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的贡献。对 于个人的认识而言,对历史知识继承的重要性至少要和 个人实践等同起来。当然,如果人们仅仅满足于做好本 职工作,适应社会,不学习历史知识一样可能活得很自 在。在中国不是有很多款爷都很滋润吗?
    “资本”这个概念一样,不可能从各种资本的形态中总 结出来。你去观察土地、工厂、机床、矿山、车辆、纸 币、股票,你能说说什么是资本吗?马克思的认识方法 是正确的。资本的本质要到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通 过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剩余劳动,并在交换和再生产中获 得原有关系的发展、壮大,这中生产关系就是资本的本 质。但是,要注意,任何概念都要有社会现实的化身, 资本也不例外。正种生产关系就会物化在生产资料和货 币上。所以,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中,尽管有些生产 资料只具有半资本主义的性质(必如在毛时代的中国,这 点可以商榷),但却是完全可能演化为资本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01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毛泽东同志谈消除两极分化
    和共同富裕的一段论述
    精装本
    毛泽东同志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地想错了。”(《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36—437页)

    对于毛主席的这段极其重要的论述,我们可以分做四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这段不长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高层干部中,在农业(其实实际上还有城市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这两个方面,本文暂不予涉及)合作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激烈斗争。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党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应该先发展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较大发展之后,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再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当时,这部分人列出种种理由(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说实行农业合作化会要破坏工农联盟)来反对立即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实行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眼看不能从根本上进行反对和阻止的情况下,他们就给合作化运动加上“搞早了”、“搞糟了”、“搞快了”等种种大帽子,企图以此来延缓农业合作化的进程。

    另一种意见以毛主席为代表,认为为了使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进程相适应,使工业的发展能够得到农业的支援,同时也为了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即为了避免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又将失去土地,重新过贫困的日子,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老解放区实行合作化的经验,同时也参照苏联的经验,必须立即地,同时又是有计划和有步骤地在全国广大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农业合作化。当时,由于有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多数人的坚定支持和坚强领导,又得到了数亿农民和广大农村干部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因而合作化运动进行得很迅速,也很顺利。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也促进了城市的合作化运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数亿中国人较快而又较稳妥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反对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并没有因农业合作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放弃自己所持的反对意见。本来,就人民公社制度而言,经过近20年的不断探索和完善,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农村扎下了根基,已经被亿万农民群众和广大农村干部所接受。至于其在前进中必然会出现的某些不足(任何事物都会有不足,都不会十全十美),只要对其不断地进行完善,是完全可以得到妥善地解决的。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制度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可以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并且可以向将来更高阶段的所有制形式过渡的一种极好的制度形式。

    然而,正如毛主席所多次指出的那样:“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去世之后,尸骨未寒,当年反对对
    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势力在党内获取了决定权。他们立即重弹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搞快了”的老调,并以此为由,很快地全盘否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代之以新的制度。这种新的制度,美其名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或曰“双层经营模式”。其实,这些说法都不过是用来愚弄百姓和愚弄基层干部的文字游戏罢了。其实质就是分田到户,重新单干。对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有一个很好的概括:“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确,这一退,不仅退到了人民公社以前,退到了高级社和初级社以前,而且退到了互助组以前,彻底地退回到了单干。当时的主政者们告诉人民说,中国农村的问题全在于一个“分”字,一分就灵,一退就好,只要把田和地统统地都分了,实行单干了,一切农村的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好日子正在向亿万农民招手呢。而且断言,分了之后,退了之后,两极分化的现象“绝对不会出现。如果出现了,就等于改革失败了”。

    可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几乎从分和退的那一天起,问题就产生了。共同富裕的美好景象并没有像原先许诺的那样很快地实现,共同困难和共同贫穷的现象到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处处存在。同样,农村(且不说城市)两极分化的现象并没有像当初许诺的那样“不会出现”,而是开玩笑似的在中国农村处处可见。就连全国闻名的那个“创造”和“贡献”了分田到户经验的样板村,日子也越来越变得很不好过,现在的处境极其的尴尬和艰难。于是,就有了“三农问题”的说法,就有了“三农问题”乃是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的说法。

    到得这时,也许可以回过头来问一句:“当年的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究竟谁对谁错?”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应该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了。不知当年极力主张分田到户的那些人们今天是否还健在人世,如果死了的话,那当然只好算了,因为从来的决策错误,最终都是由老百姓来承受的;如果还健在的话,他们是否会认错呢?也许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和雅量,承认自己当年反对合作化、后来又强力推行分田到户,历史已经证明,这些都搞错了;也许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和雅量。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和雅量也不要紧,后人应该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真正为人民办事的觉悟、勇气和决心,把过去的错误大胆地、坚决地、彻底地改正过来(改正当然也要考虑今天的现实)。可不能再让百姓为党的错误吃苦,为党的错误吃亏啊。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真不知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

    第二,仅从这短短的一段论述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对事物内部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力,对社会现象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性。你看,毛主席说,在土地改革以后,如果不实行农业合作化,即不在农村坚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农村必然要两极分化,必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毛主席在世时,由于坚持了集体化的道路,因而两极分化现象一直没有出现;数亿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都不断地得到了共同的改善和提高。毛主席去世了,农业集体化经济被迅速地、同时又是极其轻率地否定了,两极分化立即就出现了,共同富裕很快就成了泡影。从这一正一反两个方面的比较中,毛主席英明和伟大的形象立即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无比的敬佩。这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具有的独特品质;这种品质,是靠“摸着石头”才能“过河”的先生们所断然不能具备和绝对不能企及的。尽管有“非毛”“反毛”精英们长期地不遗余力地捏造事实给毛主席身上泼脏水,企图从根本上毁灭他,但是亿万的中国人民却至今仍然在敬佩和怀念着他,这是有原因的。对此,那些“非毛”和“反毛”的精英们会感到极其地不舒服,但是他们不服也是不行的。

    第三,从这短短的一段话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毛主席是真正的人民的领袖,他总是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一边,总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着想。只要认真地读一读这段论述和这项决策,同时联想到他的许许多多的其他论述和决策,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就都可以深切地体会得到这一点。当时,他顶住来自党内党外的巨大压力,坚持实行农业合作化,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农民不再重新受苦。为此,他丝毫也不顾及有人当时或者后来将会借此来反对他。他把个人的得失置之了度外。这就是真正的人民领袖的品格。

    第四,从这段不长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学习和体会到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光辉思想。在这段论述中,他关于“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的思想,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即继续革命的思想。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要继续革命,就是要永不停步地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谋利益。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为人民服务是一项长远的事情,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也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同样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也没有畏惧。毛主席的一生,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英勇奋斗、永不停息的一生。毛主席所缔造和长期培育的党,也应该这样。活着的毛泽东能够获得成功,能够得到亿万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死后的他依然一直得到亿万人民的深切怀念,其原因就在这里。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毛泽东要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动手术
    听光
    从历史人们知道,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是曾经发生过封建阶级复辟的,而法国则更是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搞了好几次,至于德国意大利也从某种程度上重演过复辟性质的事件,至于上世纪末的苏联发生的解体事件也是一种复辟性质的表现。但最后资产阶级还是在欧洲站住了脚跟,除了经济方面的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国民在文化思想意识上最终认同了资本主义,并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欧洲民众在文化意识的转变方面,除了人们熟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外,还有就是学校教育的重大改革。三大运动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转化期间发生的文化革命,起了突破封建文化意识束缚封锁的重大作用,而学校教育的改造则完成了对未来后代国民进行资本主义文化意识教育的持续作用,实现了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人的重大任务,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在文化思想上延续的作用。

    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大脑都是空白了,知识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今天出生的人与两千年前出生的人在生理结构上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的,无非是一个人出生的时代社会、历史阶段不同,接受了不同的知识而成为所谓的现代人罢了。从这里也可以懂得,为什么中国的中医药存在数千年了却对今天的人依然有效的原因,因为人的生理结构、生物特征数千年来基本是不变的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构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政治上确立了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在经济上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与社会主义配套的所有制改革,并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工业化建设。工业化革命的成功与否,是决定中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的根本问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时代的人们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也正是有了前人们的这些付出,中国的工业化才得以成功,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中国的后代的长远幸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将生产的粮食更可能地支出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生活是清贫的。经过毛泽东时代中国建立起了自主的工业体系,工业化革命基本成功后,中国改变的农村粮食政策,农民手中的余粮才变得多了起了,也从心理上觉得吃的饱了。

    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有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这个组织,而共产党这个组织的产生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中国在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种形式的文化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少数人经过革命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其他知识分子则止步不前留在了资产主义思想意识的境地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强大,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究是走不同的,历史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

    新中国建构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个制度此时并不稳固。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说,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从心理上和理论上一般都是认同社会主义的,但对于后期大量的新入党的党员以及广大群众来说,对社会主义的认可则主要建立在对共产党的崇信基础上,另外,一些老共产党人也在革命胜利后止步不前了,这种种原因都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认同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相当长远的路要走。而如果不能在文化思想领域建立起多数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难以稳固的。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就是面对这个问题提出的重大思想战略思考。

    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能否得到多数人来自内心的认同,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思想革命战略问题。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建构,不仅要解决同时代的广大民众的思想改造转化工作,更长远的工作则在于争取下一代,能不能把社会主义理念在后代们的头脑中扎下根来。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能否在当时站稳脚跟,还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在未来的长远岁月里能否不被复辟而长久地站稳脚跟的战略问题。

    而在文化思想的教育和传承方面,国家的教育体系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而当时之中国,在教育体系里盘踞的大多数教育者还主要是从旧中国接受的所谓知识分子,其组成人员不仅芜杂,而且思想更是千奇百怪,所以建国后,中国曾经对知识分子进行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改造工作。这样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必要的,但是不可能指望一下子就能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头脑中长久留下的旧社会意识形态的传统影响。

    由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论断,那就是单单依靠这些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可能完成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工作的,更加不可能胜任培育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对于这些旧知识分子,对于其中他们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是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但在社会科学知识方面则要进行限制、批判和改造,这是毫无疑问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动手术的原因了。改造中国的教育体系,培育出对工农群众有阶级感情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培养未来的能够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使命。由此人们将不难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所蕴含的毛泽东的苦心。年青人要吃些苦头,才更有利于成长。因为这将决定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能否坚定地继续走好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今天,当中国的教育体系不断地教出一批批的小右派的时候,就更令人心中警醒了。同时,人们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了。

    就算是在今天,看到中国所谓的文化知识界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人们不难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的是多么艰辛了吧。这个文化思想教育体系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而这个问题能否继续解决好不仅关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坚持走下去,也关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中华文明能否复兴。努力呀,中国人!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0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时代 怎样依靠人民群众治国
    穷乡亲
    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和实践,是十分深刻而丰富的,风格是非常显明的。在这里谨举出以下几点:
    1、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法制的形式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法规制度根本的在于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保障老百姓的权益,而决不是追求其"形式化"、"制度化"。因而毛泽东时代从不要求法制及其机构的所谓"健全"和"完善"。--健全、完善永远是相对的概念。相反却讲求法律、规定的简约,法律条文精练、简明、通俗易懂,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所掌握。人们知道,毛泽东时代的法律、法规的确是很不"健全"的。长期间,公安上主要就一个"治安管理条例",农业上就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上有一个"七十条",而党员、干部除《党章》外主要就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各方面只有一些基本的规定和制度。而法制机构、司法队伍更是精简,城乡社会看不到多少警察,更没有几个法官。但是,那时的社会治安坏境、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却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较好时期之一。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偷盗、抢劫、杀人、强奸、诈骗等犯罪现象很少出现;许多社会丑恶现象和严重危害社会、危害百姓的犯罪现象绝迹;相反,到处助人为乐、做好人好事的现象却成风,被老百姓称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而,法治成本达到了最低廉,管理达到了最有效。
    历史经验说明,社会的安定、和谐、有序关键在于建造一个公平的、为广大群众拥护的、思想信念上统一的社会。而主要不可能只靠法制上的完善来实现。
    人们看到,在建设"法治社会"中,有些人曾一度把法律法规的"健全"、机构设置的"配套"作为主要标准。今天讨论这个法律,明天公布那个条文。法律规定上千种,规章制度贴满了墙,而老百姓和干部们却很少去理会,即使理会也没得脑筋记住那些繁文冗句。与此相适应,机构建了一个又一个,这里扩编警察,那儿扩编法官……,吃财政的人员逐年剧增,法治成本一路飙升;而犯罪率仍居高不下,老百姓即使在家家户户安装防盗门、防盗网的情况下仍然还是提心吊胆地生活,犯罪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明夺,农民连自家养的牛、羊都大量被偷。干部腐败更是愈演愈烈,就连一个公款吃喝问题二十多年也没有制止住。难道这就是"法治建设"的路程吗?当连官吏们也做不到遵纪守法,老百姓连自已的权益、安全也保不住的情况下,所谓"民主和法制"岂不是再次显露出它的虚假性吗?
    2、人民群众是管理国家的主人,反对权力和管理阶层的官僚化
    从来的执政、管理职能,都是为政府官员和管理阶层所专有,而劳动群众只是被管理的对象。然而在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状况还能继续下去吗?毛泽东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利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 第275页)明确地提出了劳动群众必须参与管理,打破领导与群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绝对界线的主张。
    1960年,鞍山钢铁厂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新的管理方式,其基本内容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改进管理、大搞枝术革新等。此经验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称为"鞍钢宪法"的管理原则,向全国推广。"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管理方面的重大体现,称得上是迄今最进步的管理方式。它对于打破那种单纯由领导干部说了算或"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的管理方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具有根本意义。
    由"鞍钢宪法"的原则向党和国家的管治领域推广,六十年代党中央在扩大民主议事范围、实现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方面做了许多新探索。
    当时党中央政治局或全委召开的许多工作会议都采取扩大范围的方式,不仅参会人数多,而且会期比较长。目的就是扩大党内民主,使各级干部充分发表意见。例如 1962年一、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人员扩大到了四级党委,即到了县委书记和重要厂矿的负责人,共七千人,会期达一个月。无论是参会范围之广、人气之盛, 无论是讲话和发言人数之多、会风之民主公开等,都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
    由此前进,让工人农民代表进各级领导机构,直接参与领导决策和管理,是毛泽东所作的进一步探索。我们说,“文革”是错误的,但“文革”时期在领导体制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并非毫无意义。如各级管理机构"革命委员会″,一律以"三结合″的原则组成,其中以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代表占到三分之一。在党的九大、十大,全国第四届人大会议上,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份的代表占到半数以上。在十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解放军以及其他劳动者身份的委员合起来占到67%。(《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上)第1665页) 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无有的。参照中央的做法,省、地、县、公社各级党委中工人农民成份的也是占多数。在教育、文化部门,干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曾实行所谓"掺砂子"的办法,建立"三结合"的管理组织,让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参与其领导和管理。毛泽东还多次提出,要提拔优秀的工人农民进党中央、国务院,并任党中央的副主席、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在文革期间也进行了大胆尝试。这些试验就当时看并非全是成功的,但其方向十分明确,就是打破权力、管理职能为少数官僚所专有,防止他们脱离群众,体现劳动群众当家做主。此外,毛泽东时代还在各方面注重提高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发展党员、培养干部上,都是以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为重点。全国"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的干部有上千万。"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更是当时各个领域长期间实行的阶级路线。歌颂"工农兵"、突出"工农兵"形象,这也是各类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坚持的方针。
    不是讲"领导体制改革"吗?自古迄今什么改革有过毛泽东这样的开创性和进步些!如今改革己经搞了20多年,看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代表中,在党委、政府成员中,真正工人农民身份的还有吗?还有几个?难道真的如有人所说:工人农民"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必须请精英们为之代表!
    3、重点是治党、治官,整治官僚特权
    早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就多次指出:共产党执政后存在着脱离群众、产生新的官僚特权和腐败的趋势。因而在建国后一直把反对官僚主义、干部腐败作为党的建设的重点。为此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如1953年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整风"、1958年后的反"五风"、1963年的"四清"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其基本内容都是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
    反对官僚主义,其目标就是防止权力阶层的特权化,建立一个以劳动群众当家做主的平等社会。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治党治国的核心问题,也是调动一切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关键。为此,他作了大量阐述。
    1958年初毛泽东曾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这要靠整党整风。"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33页)
    毛泽东还说:要"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领导干部要随时准备挨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4-355页)"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87页)
    在六十年代,他进一步指出: 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前进,"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住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却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为了防止权力集团官僚化、特权化、脱离群众,除了开展整党整风,党中央还制定了许多制度和规定,如取消干部的职务津贴和奖金,实行干部与工人大体相当的工资标准;各级干部必须定期到基层农村、工厂参加劳动,与群众实行"三同";在干部使用上"能上能下";不准干部的家属、子女享受特殊优待等。在各类人群中,毛泽东最为关心又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包括自已的子女在内都要求十分严格。当时党中央高干的子女,上学期间一律在校与同学一起集体食宿,毕业后全部下基层、下边疆锻炼,接触群众。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已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同上书第833页)当人们现在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时,岂不是更加体会到它是多么真实、深刻、宝贵吗?如此远见卓识、深谋远虑,何人能比!

    4、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试验

    黄炎培在延安时发表的"周期率"之说表明,权力的腐败和官僚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在现实社会条件下仅靠政府和法制手段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管理、防止权力腐败和官僚化同样要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后来他甚至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究竟采取什么方式让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力?五十年代在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四大"的做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深受毛泽东的重视,认为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广大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公开争论问题、行使民主权力的一个好方法。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467页)还说:"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以后修改宪法,要加一个罢工自由,等。(同上书第324、325页。)
    自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运动基本上三、五年一次。这些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虽然任务、方式不同,但从根本上说都是整党、整干性质的,放手发动群众来揭发和批判党内的黑暗面,整治官僚主义和腐败。在这些运动中,人民群众的参于越来越广泛,斗争形式越来越激烈。
    正是在这些运动中,大批被压抑、被岐视的普通群众、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得到解放,起来向平时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大人物口诛笔伐,使之威风扫地、不得不看着群众的脸色行事。正是在那时,广大群众真正感到扬眉吐气、精神振奋,尝试到自己说了算、当家做主人的优越,并焕发出一种改天换地的力量。这难道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生活吗?不是一种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吗?
    在一些官僚特权、知识精英眼里,大民主、大批判的确是令人提心吊胆的,再没有舒服、安定之感。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遭到搞"封资修"罪名的批判。在这种监督、管治下, 官员们何敢有搞特权丶贪图享乐的非份之想!在那时,有些干部昨天还是领导,甚至是位置显赫的领导;而今天就有可能被批判、作检讨、免职下放劳动或进"五七干校″。当然,如果表现好了,后天又可能官复原职或被提拔升迁。如今不是讲干部要"能上能下″、"打破终身制″吗?真正的能上能下也只是在毛泽东时代做到过!而党员、干部真正有咸望的时期也是在毛泽东时代!


    有些人指责毛泽东时代所谓"党内生活不正常″、"受压抑″之类,说穿了就是他们的官位不稳定而己。但从人民群众观点来看,这恰是一种正常现象!须知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本来就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为一部分官僚所专有。
    改革以来,所谓"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搞了一轮又一轮,然而机构却是越改越膨胀、官员越改越多,官员只升不降,位置、待迂越来越稳固、越来越优越。目前,一个省就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 而且在每一个省长、市长外,还都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还配有秘书,有些还有助理等。相反,工人阶级则大批下岗失业,不但失去了话语权、管理权,而且也失去了劳动机会,再无任何生活安定之感。难道这是"正常″、公平的吗?
    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包括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开展"四大"等,之所以称之谓"试验"和"探索",这就意味着它不是成熟和正规的;若从传统的"民主与法制″观念上看似乎是有些"乱套"。然而,这种“大乱”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大治”,社会主义制度和凝聚力从来没有那样稳固。在这种"乱″中却贯穿着打破旧"规范″、创建新的领导制度和官民关系的核心内容。其方向十分明确,就是打击官僚特权,不让少数人谋取特殊利益,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建立一个干群一致、人人平等、利益共享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搞社会主义,而不准搞资本主义。是真正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讲“允许改革”吗?人类历史上还能找到比这更进步、更大胆、更富于创造性的改革吗?
    毛泽东的试验的确也伤害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精英,付出了一些代价;但他却打造了一个真正先进、纯洁、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威望的执政党。建立了一种充满激情、富有生气和活力的社会生活,真正实现了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治党、治官方面是成功的。党政廉洁、干群关系密切,为后来任何时期所不能相比。党风、官风、社会风气至今为人们所怀念!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0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的教育奇谋
    伍迪希
    有关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中外都有许多不同的论述,大体来说,70至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港、台),对文革都抱全面否定态度。他们的著作多针对文革的过程及斗争的残酷。而外国著作则对毛晚年政绩及文革有褒有贬,并非一面倒的批评,著作多论及当时政治权力转变过程及后果。究其原因,相信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是文革及毛晚年各项政策的受害人,文革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是横祸一埸,基于自身及家人、朋友等不幸遭遇,难对毛晚年政绩作全面客观分析。但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在毛晚年,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亦有研究认为“小学生为文革时期的唯一受益人”。毛泽东不但大增基础教育,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 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

       列宁曾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其实在任何社会要实现全面工业化、现代化都必须有普及教育为基础。

       比较中国及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均超过十亿),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发展。发现中国及印度这两个在上世纪中叶差不多同时间相继独立及解放,脱离半殖民地枷锁的文明古国,起点相近,均只有20%识字率,都是人口众多农业国家,亦有一定天然资源,80年代前都实行计划经济,亦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开始经济自由化,又同样有一大批居于海外、拥有资金技术的侨民。但现在印度成人文盲率比中国高近3倍,人均收入比中国低30% (印度在1990年代前的200年, 人均GDP其实都比中国高),平均寿命比中国低7岁,婴儿、小孩死亡率比中国高2倍。社会现况、前景都大大落后于中国。而普遍认同制约印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便是文盲问题及种姓制度(此制度亦和文盲问题有关)。

       普鲁士1825年开展普及教育,1850年代工业发展开始起飞;日本1872年开始普及教育,1910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产值。他们因而均后发先至,追上英美。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及社会近 年能有较快发展是和毛晚年推行的普及教育政策有重大关系的。

       人们论述毛晚年政绩,只侧重文革带来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灾难及破坏,而避开不谈对当时占当时全国八成人口的农民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其实有欠全面公正。亦防碍当代中国人正确 理解在未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难及挑战。

       中国现代化需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文化,资金。过程无可避免造成一部分人口先进入工业社会或甚至后工业社会。这是现今中国部分地区,城市的现象。但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繁荣高 度发展的时候,容易忘却落后地区的问题,为国家长远安定发展埋下危机的种子。美国最穷州份阿肯色州的人均GDP为全国人均GDP的48%,但中国最穷省份的人均收入低于少数发达地区GDP 的四分之一,而使人更担心的是不同地区增长速率的差异近年在扩张。重新探讨毛泽东晚年坚持大部分人认为过激的平均主义政策的背后动机,可避免中国再出现在解放前因不同地域、阶级发展水平差异不断扩大、利益来源不同而引发的动荡。亦有助中国人探究如何构筑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人口、地理特征的现代化社会。

       “教育”一词听来不带一点攻击性,但其实是一个重要而尖锐的政治议题,因为教育政策对内涉及哪些人能获取重要的知识、技能,进而成为社会上层分子,进入权力机构;对外则涉及整体国力,是一个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儒家虽然标榜“有教无类”,但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最接近商品经济社会的宋朝,识字率也只有30%,这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水平,此后便一直滑落至清末的20%。其实在农业社会,统治阶层为自身利益着想,并不希望实施全民教育。英国十九世纪中叶,地主们就大力反对实施普及教育。但因当时英国这贸易王国在贸易、出口工业都获利甚丰,地主们便无法抵抗工业家及贸易商 (亦是基于自身阶级利益) 实施普及教育的要求。而各后进国家都无一例外,大力推行普及教育,提升国力,以追上英美。

       英国教育学家卡扎米西斯在研究了教育的传统及变革后指出: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这亦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上。

       新中国成立后小学入学率便由民国时期的23%,大升至1952年的49.2%,在大跃进开始时更在毛泽东大力鼓吹“开门办学”及办学权力下放下, 由1957年的61.7%大增至1958年的80.3%。后来随着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教育政策亦随之改变。小学入学率便跌至1962年的56.1%。在文革前,随着毛泽东重新掌权,1964年小学入学率便提升至71.1%,1976年则达96%。(表一)

       历史资料亦显示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对当时教育体制提出很大批评,认为缺乏实践,学校又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亦不满大跃进后国家发展侧重城市,忽视农村。所以文革期间毛便推动城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业政策侧重内陆(大三线),提高农村医疗水平(赤脚医生)。取消专科中学,大力提升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入学率达80%至90%,及到后来,甚至大学停招四年,至1970年才重新招生,招生又只招“工农兵”等激进政策。

       许多人批评毛破坏教育,大学教育成文革“重灾区”,其实中国当时大学生人数并不多,1965年在校大学生为67.9万(表二),大大低于现今的约一千万。而文革十年期间,因毛的政策,一共只招收了约一百万大学生。以当时中国极需人才发展国家的情况看来,毛的政策确实拖慢了当时中国发展,有人归因于毛对知识分子的讨厌。但这又难以解释毛为何大力发展小学及中学普及教育。

       比较印度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印度独立后把大量教育资源投放至高等教育,1965年高校生为中国2倍多(表二)(若考虑两国人口比例,则近4倍),毛在文革期间把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分子精英下放农村,大学停办后再招收一些都是当时水平较差的工农兵,文革十年导致混乱倒退。照道理印度社会发展不应比中国差,但现况、前景都显示中国比印度好许多,原因何在?
       众多研究表明, 关键就是因为印度独立后把大量教育资源投放在高等教育, 而忽视基础教育、扫盲等。表三显示印度在50、60、70年代小学入学率都远低于中国。而中国更是在60及70年代小学入学率大大抛离印度。

       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无可能全面现代化。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到底印度统治阶层为何会采取一个重高等,轻基础的教育政策?原因就在于在于印度独立是透过英国和平把政权转移到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而该阶层在独立前和独立后是大致完整无变的。带领印度独立的尼克鲁及甘地均为在英国受训律师,其领导的国大党亦主要由当时曾受英国教育的少数(即上层社会)所组成。印度独立后主政40多年的国大党代表的,其实是印度独立前已存在的本土精英份子的利益。 相反,新中国成立是透过流血革命,旧精英统治阶层被打倒,因而新统治阶层便可顺利推行新的国家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印度则无可能推行不利于旧(即新)统治阶层的教育政 策,所以教育开支侧重大学(因原统治阶层的子女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受良好中、小学教育,加重大学教育投资、忽视基础教育,大大有利原统治阶层维持权力基础)。

       因为以上原因,印度的半封建奴隶种姓制度,便得以保存至今天。这样维护了印度精英阶层的利益,却以印度无法完全演变为市场经济现代化国家为代价。而印度亦实际维持半封建的统治色彩,政治权利、总理职务在独立后至重要盟友苏联解体前,便大多时间掌握在尼克鲁家族手中(甘地夫人为尼克鲁女儿,其子拉吉夫亦在甘地夫人去世后当总理)。

       西方传媒常称赞印度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但忘记对印度的近半文盲来说,他们始终是被欺压的对象。无法掌握知识,根本难以提升自身的经济、健康及社会地位。只能依靠电视、收音机获取资讯,所以印度政客许多都是前电影明星。文盲们实质沦为上层阶级随意操控的工具。这种缺乏“民权”基础的民主,徒具形式。

       其实,任何社会统治阶层,官僚们都或多或少有为自身阶层谋取“私利”(极重要地包括子女教育)的倾向。除非统治阶层利益面临重大挑战,一般都不愿放弃。而印度亦是80年代中面对重要盟友苏联国策重大转变,才开始认真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毛泽东当年要透过文革打倒当权派的其中主要原因,亦是要对付官僚系统维持自身阶层私利的“惯性”。而部分成功西方国家,则采取定期更换政治领导的方法,确保官僚系统不断受不同政治领导的督促、监控。

       历史资料显示,大跃进后中国官僚系统采取重城市轻农村策略。1962年小学入学率大幅降低至56.1%(在校生7157万),而普通高中招生更只有43万人,占同龄人口约2%(表四),而大学生占全部在校生比重却从1951年的0.3%大升至1961及1962年的1.1%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p101)。当时大学生都是解放前入读小学,自然绝大部分来自解放前的上层(识字的20%)家庭。在国家仍文盲充斥时扩张大学教育,不先完成普及基础教育,并采取重城市轻农村策略, 似乎显示当时官僚阶层 (他们主要住在城市) 确是开始显示上述“惯性”。有意或无意地,为自身所属阶级谋取私利。为所属阶级子女谋取最佳教育机会,以持续自身阶层在上层社会的地位。

       有些作者认为当时低小学入学率,极少人能入读高中的教育政策符合当时国力。但基础小学教育、扫盲根本无需太大经费。新中国成立前对一般人民来说,读书识字花费巨大是因为识字率只有20%,老师自然值钱,若识字率提高,小学老师供应充足,基础教育无理由再是花费巨大的项目。

       十九世纪初期普鲁士、明治维新初期很明显,是先有全民教育,才有工业社会国力,决非先有国力,才有全民教育。基础教育发展关键其实只在于政治领导推行政策的决心和能力,而非经济实力。毛泽东当时就有这样的决心及能力。

       但实施全民教育,是否就要打倒当时的当权派及整个官僚系统?这实在是不容易简单回答。但从毛大跃进后退居二线,小学入学率急剧下降看来,普及教育政策确在当时遇到很大抵制。而教育改革亦真的是近年众多西方国家的尖锐内政问题。原因是涉及太多不同利益集团,又和每个人的长远利益有切身关系。而历史显示,许多重要的“民权”及“教育权利”都是在统治阶层面对重大挑战时才爭取得到的。例如:1806年普鲁士对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为追上英法工业革命进程,1807年便改革农奴制,1825年开始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1842年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割让香港,十年后美国“贝利将军”以战舰威逼日本开放通商。日本统治阶层眼见从前学习榜样中国没法抵抗列强,为求自保便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1872年取消旧的等级身份制,实行士农工商平等,并开始推行四年制初小义务教育。

       1918年,美国妇女终于争取到早在百多年前独立时宪法已列明的选举权,而背景则是一次大战中美国需要妇女积极参加工厂工作,支援战争后勤。

       1986年印度面对最大盟友苏联国策重大转变,出口市场不保,统治精英阶层生存面临危机,开始尝试努力加强全民教育。

       毛泽东大增基础、中学教育,但又为何要破坏当时的大学教育?大学停招四年,然后办大学侧重内陆,全国文革十年又只招收约一百万的“工农兵”子弟,其学业水准平均比停办前的学生差许多,这到底意义何在?动员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一些和高技术、工业化生产毫不相干的事情,白白浪费这些精英的十年。在中国急需高等人才建设国家的时候,毛这样做是否老昏了?

       作者推测毛是希望达成以下目的:

       1. 文革高潮1966、67年,为新中国成立第17、18年,那时的大学生都是在刚解放前出生的。以1963年普通高中入学率只有2%,1952-1955年小学入学率不超过55%看来,可相信大部分大学生的父母都是在民国期间中上层社会的一群(那时只有20%识字率),或是解放后官僚系统、统治阶层的中坚分子。其实这两阶层在当时存在一定的重叠性。解放时只有很少人能中学毕业,1931年总共只有一万,1936年全国只有54万中学生。解放前数年,毛泽东及其同僚统治能影响的地区仍只占中国极少人口。新中国成立后大大提升小学入学率至49%的1952年,低下层才开始获得接受教育机会。但在1967年他们才20岁,根本无可能进入官僚系统,枉论成为统治阶层精英。

       透过上山下乡,令那些来自上层家庭社会的知识分子接触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农民,了解中国实情,实质转变这些出身上层家庭年青人的出身背景;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老三届刚从中学毕业,文革十年正值他们的结婚年龄。而据“中国知青史”研究,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婚姻。这样便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城市知识分子与当时农村社会低下层的阶级阻隔。增加了低下层向上移动的阶层流动性。

       2. 大学停招四年,可以说是透过残酷地剥夺或延迟了当时上层社会、知识分子阶层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令他们将来难以或延迟了进入官僚体系。1970年再招生,是确保当时进大学的都是解放后出生, 而1958年后入读小学(即入学率由1957年61.7%大升至80.3%后)的学生,再加上收生成份主要考虑工农兵,便确保大学生大量来自普通人民群众。68、69年后,即64年大增小学入学率至80%后的4年,更大增普通初、高中学额。在此数项措施影响下,大学生便完全扭转文革前来自上层家庭的倾向。

       由于任何国家的统治官僚阶层其实来源自大学毕业生,文革十年只招一百万来自工农兵中下家庭的学生,便使在毛去世后,招收、提拔年青干部的过程中,低下阶层农村子弟能与上层知识分子、城市人口在较接近的基础上竞争。

       十年知识分子断层,在另一方面看,是五十年权力大转换。虽然这十年内入学的大学生专业水平平均较低,但出身背景较接近基层群众,确保占中国80%的农村人口利益将来不被严重忽视。纵使邓小平复出, 全面掌权后于1978年恢复以考试收取大学生,放弃毛晚年主要讲求阶级成份、政治思想。但因当时招收的大学生都是1960年后出生,在毛晚年大力推动普及基础教育下长大的一代,而文革的当权派在邓小平复出后被打倒,文革期产生了特权分子阶层(农村干部)子女,都无法再以特权入读大学。所以中国过去数千年间官僚精英绝大部分来自上层社会(识字的20%及其后代)的倾向便被历史性地划上句号。

       近年“太子党”问题只出现在商界。前高干子弟极少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九十年代,十四大时人们担心的“高干子弟”大量进入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亦未出现。中国领导层十六大后变得“平民化”,重要领导人均有平民经历背景。许多在文革期间都在较穷省份或从事基层工作。在政策上便反映出关注基层市民、农民的倾向。 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大部分曾任候补委员。 比较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发现中央委员内女性占2.5%,但候补委员内却大幅增加5.6倍,至14%。少数民族亦提高近2倍,候补委员内均有曾上山下乡或出身基层的背景。亦显示未来领导层仍不会忽视农民、社会低下层及弱势群体的利益。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08 | 显示全部楼层
    揭开文革的神秘面纱
    毛泽东的真正初衷是什么
      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为必然之势。其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6月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开幕式上,魏文伯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宣传了“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随后,华东区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分别在上海徐汇剧场、共舞台和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演出了二十四个剧目。大型剧目有十二个(按演出次序):《南方战歌》(上海)、《前沿人家》(山东)、《江姐》(江苏)、《黎明的河边》(山东)、《红色少年》(福建)、《丹枫岭》(安徽)、《花明山》(浙江)、《大渡河》(江西)、《伏虎》(江苏)、《翠林春潮》(安徽)、《南海长城》(上海)、《龙江颂》(上海)。小型短剧十二折(按演出次序):安徽的《老电工》、《渡江第一船》,江苏的《就是他》、《枫林渡》、《英姑》,江西的《五岔口》、《猎虎迎春》、《雪地红心》、《风雷渡》,浙江的《追蛋》、《传家宝》、《喜迎春》。有些小型短剧,原来都是群众业余创作的,如《老电工》是淮南市工人业余创作,《雪地红心》是南昌市邮电工人集体创作,《就是他》是南京铁路工人业余创作,《追蛋》是浙江富阳县大源公社东升大队一位青年农民创作的。这次观摩剧目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反映了华东地区在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或问题扩大化批评后新的改进。
      1965年6月,毛泽东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局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6月20日,他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知名教授,本来还要邀请写《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后来得知他在中山大学来不了,便和这两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漫谈起来。刘大杰和陈丕显都忆及,那天,江青在座,没有插言。
      刘大杰比周谷城先到一个小时,开始比较兴奋、紧张,不大敢讲话。毛泽东和蔼地说:“随便谈嘛!”刘大杰才敢提出些问题,围绕着学术、教改、文艺(主要是京剧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随意交谈。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驳。对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公开反对和批驳。这种政治性批驳和过火斗争1964年夏季开始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提倡的重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开始点名批驳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在这种上层建筑学术问题政治化扩大化的氛围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周谷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连续发表过几篇大块文章批评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在周谷城未到时,毛泽东向刘大杰了解周谷城情绪怎么样。刘大杰实话实说,周谷老现在好一点儿,不像前一时期话很少。不过,批评周谷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儿,批评到后来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
      毛泽东听懂了刘大杰的言下之意,笑着说:“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
      《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刘大杰生前叙述,毛泽东此时讲了一段非常风趣的话,他说,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怕开除党籍,批评一下有什么可怕?我们党内斗争比对你们的批评严格得多、厉害得多。过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内还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井冈山还被传说开除了党籍,书记当不成了,当师长,我又不会打枪,也不摸枪,处境比你们现在要尴尬得多,也难得多。现在不同了,我们不搞那一套“残酷斗争”了,我们现在搞的是团结—批评—团结,这还有什么可怕呢?
      周谷城此时赶到。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泽东约谈,出门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费了一点儿周折才找到他。周谷城坐下刚喝了一口水,毛泽东开门见山对他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
      毛泽东又对周谷老说:“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作者提高,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学术讨论,主席说:只要方向不错,可以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他问了谈家桢近况。意味深长地说,摩尔根学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也可以研究,为什么只许搞一派?
      毛泽东对谈家桢摩尔根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谈家桢是中国唯一的摩尔根“入室弟子”。建国初期,苏联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尔根,被我国各界接受,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谈家桢被迫“检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知道后汇报给毛泽东。1957年3月,谈家桢被邀请作为党外代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还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帧、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在刘庄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赶超大计,诚恳谈到:“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的五一节前夕,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同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5年多项研究成果接近和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鼓励不同学派都要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学观点。刘大杰生前回忆: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
      毛泽东说,做学问一定要找对立面。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做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古今中外都应该研究,都要找对立面,有对立有斗争才有发展。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
      《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问两位教授最近看了戏没有?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红灯记》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从这次漫谈中,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对这几句台词的看法,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都没有改动。
      在谈京戏改革中,毛泽东展现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关于教育改革,主席很关心,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刘大杰的女儿刘念如近年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回忆,1965年6月,父亲确实被毛泽东接见交谈。当时父亲不知道毛泽东刚刚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也没有特别提示。
      可见,在1965年6月,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对上层建筑一些他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领域,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贯穿的群众性批评批判—教育—提高,群众监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改革。它与取消军衔制、订计划的原则、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二十三条”初步整合为毛泽东希望以井冈山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党内、军内及社会各种矛盾(包括干部体制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抑或是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第一个版本。
      随后,毛泽东对卫生战线的严厉批评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泽东与周谷城、刘大杰漫谈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了最后第六轮的汇报演出。其间北京京剧团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宣传革命优良传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也是希望在全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京剧现代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6月25日上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思想的真正伟大价值所在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

       “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 为鱼肉”的命运。

       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 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

       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 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 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

       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顶天立地奇 男子,焰古腾今大丈夫”。

       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承认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人面前连一个成功的民族英雄都没有,不是自认劣等又是什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承认中国文化产生不出能抗衡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样是自认劣等。既然“优胜劣败”,你不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那起码得举出个国家级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连这都否定,那还有什么可嘴硬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

       想见识什么叫“精英” 级“软刀子”吗?这就是。

       有些中国人很热衷于列举中国人如何聪明能干,如何温良恭俭让,文化历史如何灿烂,希望由此证明中国人并非劣种,应获尊重。有些人喜欢说中国人之所以被人瞧不起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低、不文明,不卫生,等等。这种逻辑只适用于个人关系,不适用于国家关系。国际关系的现实规律是只尊重强者,瞧不起弱者。国家之间只以强者为尊,弱者再有教养也照样被人瞧不起。不管有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现实世界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弱肉强食。

       不错,现在直接用武力征服殖民地似乎不那么时髦了,因为没多大必要了。当年大家都“没开化”,所以要用洋枪洋炮先“开化”一番。等把你治服,乖乖赶进圈,这时再讲“文明”,按人家订的规矩办:叫你挤奶就挤奶,叫你出血就出血,叫你割肉就割肉,叫你上屠宰流水线就上屠宰流水线,和平“接轨”,皆大欢喜。如果谁敢不遵,马上惩罚,轻则经济制裁,重则武力伺候,打你没商量。以为靠“德才工貌”或委曲求全就可以获得尊敬,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为甘当弱者被人瞧不起也没什么关系,无非是嗟来之食或胯下之辱,脸皮一厚钻个裤挡就算完事,这是“以小巫之心,度大巫之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卑鄙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是迂腐,“以小巫之心,度大巫之腹”则是既坏又蠢。弱肉强食,甘当“弱肉”就得准备着被“强食” 。

       西方曾流行一句话:“ 为了不妨碍强者,弱者应当死去。”甘当弱者就别抱怨南京大屠杀,因为那就是弱肉强食的体现,哪里是区区脸皮不脸皮的问题。顶多人家本来把你当兔子麻雀一样打死吃肉,经你一番“论证”,人家承认你原来还有美丽的鹿角或漂亮的羽毛之类,可以制成标本放在客厅里供人观赏。“待遇”变了,仍然是猎物。既为猎物,何尊之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对异国异类的思维方式。

       一个讲究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思维方式如大象犀牛之类草食动物;一个崇尚“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思维方式如虎豹豺狼之类肉食动物。所以一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个是 “人不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人如果不了解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就永远搞不懂该如何跟人家打交道,也搞不清何为“尊重”,何为“瞧不起”,虽欲和平共处仍不可得。国家关系中的所谓“尊重”就是不敢贸然扑上来跟你直接较量,但保不准会打着哈哈围着你打转,时不时还有意无意踹你一脚试探试探,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强。如果你昏昏入睡或自己变虚,那“尊重”就变成瞧不起。所谓“瞧不起”就是轻则随随便便就给你一巴掌,然后说你小子欠揍;重则把你一口吞了,骨头渣都不剩 下。

       尊重与瞧不起从来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劳永逸的,而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你哪处强人家哪处尊重你,处处强处处尊重,一时强一时尊重,时时强时时尊重。同样,你哪处弱人家哪处瞧不起你,处处弱处处瞧不起,一时弱一时瞧不起,时时弱时时瞧不起。所谓强,不仅仅指有无强大实力,更指有无强者气质。

       中国人首先扫荡了一切盲目自卑自负的错误心理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精神上的强大一步步导致了物质上的强大。

       星星之火变成了一个新中国,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可上九天揽月”的世界核大国。古人云“一言兴邦”,这就是例子。

       而当年苏联物质力量不可谓不强,一旦精神上自我否定,“改换门庭”全盘西化,顷刻间土崩瓦解。“一言丧邦”,这也是例子。精神与物质孰轻孰重?精神崩溃了,物质力量再强又有何用?要成为强者,首先精神上必须是强者。古今中外所有的强国没有一个是自然而然消极被动就稀里糊涂强盛起来的,无一不是“奋发图强”。不“奋”不“发”,不“图”不“强”。精神上连图强的勇气都没有,那除了等着别人收拾还能干什么?

       当年荷兰人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之类就从印地安人手里捞到了纽约曼哈顿岛。对此西方人的想法第一是:这群不识货的傻瓜。第二是:既然能捞到个曼哈顿岛, 为什么不能把整个美洲大陆都捞过来?中国骂人贪心的成语是“得寸进尺”,英语里类似的成语是“得寸进哩”(Give an inch, take a mile。1英哩=63360英寸)。论起贪心来中国人还是嫩了点,野心膨胀十倍就觉得够坏了,哪象人家,胃口一涨就是六万叁千多倍,汉语成语都不够用。你在根本利益上让一分,就得准备着人家野心暴涨几万倍。

       不知道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要害,不懂得对外保持起码的警觉,这是典型的不懂得自我保护。这样的民族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必然引狼入室。保护自己不挨揍是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银行帐号密码是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头脑清醒同样是自我保护。就是说,保护自己有叁重内容:安全,物质,精神。传统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争是“枪炮未动,电子先行”,而一个民族的自我保护则是“物质未动,精神先行”。精神上无保护,叁下两下就被人绕昏了头,物质上的防护还能坚持多久?而要在精神上保护自己,首先得识货,知道什么是珍宝,什么是垃圾。外国列强欺负中国一百多年无敌手,唯独碰上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后才束手无策。

       毛泽东对中国的份量有些中国人不清楚,跟毛泽东较量过的外国对手则一清二楚。现在有些中国人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垃圾,把人家的陈芝麻烂谷子当宝贝;诽谤污蔑毛泽东,津津乐道李鸿章、袁世凯……看到中国出了这种败家子,把玻璃当钻石买,把钻石当玻璃;把英雄当**骂,把**当英雄拜,人家当然心花怒放,胃口大开。朝鲜战争在毛泽东在世时被美国人忘得光光的,的的确确成了“被遗忘的战争”。中国一开始有人否定毛泽东,人家就开始想起朝鲜战争来了,修了个“朝鲜战争纪念碑”。你越鼓吹“反思”抗美援朝,人家纪念朝鲜战争就越来劲。你请人家“消气”,人家马上炸了你的使馆。“反思”抗美援朝、否定毛泽东,等于公开告诉人家:我们不敢再反抗了,你们也别再害“中国吃惊 病”了,别把进攻中国当成是不可想象的恶梦了,放心来征服吧。

       总之是向人家发出征服中国的邀请函。对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听之任之等于放弃保护自己,甘愿由强转弱。总之,对中国人来说现实的问题不是“软刀子”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识别,如何破除的问题。

       有些中国“精英”现在很热衷于“一切与国际接轨”,而且无条件、无保留。叫花子上街是别人给什么要什么,捞着什么吃什么。精明的主妇上街则只挑有用的,只拣买得起的,只要货真价实的,还要再讨价还价。同样是开放引进,中国应该学哪种? “与国际接轨”,有些你想接也接不上。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四分五裂的、民不聊生的、满目疮痍的中国,变成了一个谁也不敢小看的大国,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

       在美国立国二百年来在海外唯一没有打赢的战争——朝鲜战争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对中国的警告就再也不敢当成耳旁风了,始终不敢越过北纬37度——这是一百多年来历届中国政府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指东打西,八面威风,被他打过的国家、制裁过的国家、封锁过的国家,他连正眼也不会瞧一瞧,可他的总统却不得不放下架子,率先到中国来寻求中国的帮助以便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脚来。

       作为一个中国人,谁不感到自己的脊梁因毛泽东而挺直了?试问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有谁能让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国际上得到如此的尊重?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毛泽东。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评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不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理顺了千百年来中国腐朽混乱的封建思想,从总体上开创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

       毛泽东等革命前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人!毛泽东思想是中华儿女近代百多年用血肉艰苦卓绝打造出的优秀民族品牌!

       毛泽东思想"教书育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工农相接合道路"的伟大实践,更是充满现代社会科学"综观性"的英明远见灼识!如今的老百姓在真切怀念毛泽东伟大高尚人格魅力的同时,更加体感到真实为国为民具有个人品格品质和民族优秀品位品牌的毛泽东!现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深情厚谊和品评品味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理智理性和时代的精神文明! 并非洋奴败类所说的"奴性崇拜",而是崇敬敬仰,更多的是弘扬民族气概,人间正义!而少数恶毒攻毛者发出声音,更映证了毛泽东思想能够一正压万邪的威望久远!

       毛泽东思想闪耀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品质超群;是近代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用血肉艰苦卓绝打造出的优秀民族品牌!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近代能够扬眉吐气的精神面貌和新中国的象征!发扬改进是自然,砸了品牌是灾难! "东家食来西家宿的猥琐狭隘封建思维能力",害民误国! 讲究"刚柔相济,盈亏有数"的民主科学发展观,就是秉承中华文明,光大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光明正大,大气磅礴!也是中国”民主法制,民主法治”建设的良好基础,更是中国依法治国安民的光辉榜样!

       评论:摘自 《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12月18日

       在上个世纪初的东南亚某国,孙中山先生与一位当地的千万富翁要在凌晨返回住地,为避免遇上不必要的麻烦,出1元钱找了个在马路上拉生意的日本妓女,以请她陪同散步为名送二人回了住址,沿途多次遇到的常常有意刁难中国人英国巡警,以为中山先生与千万富翁是日本妓女的客人而未敢吭气,这事给中山先生以极大的刺激,一个堂堂的千万富翁,加上一个中国最大政党的领袖,由于所属国家的状况,导致了在英国巡警眼中的地位,实际上还不如一个日本婊子!而抗美援朝战争以后的中国人,只要不妄自菲薄、自我贬低,就可以抬头挺胸地走在世界各国大地上。

       抗美援朝战争以后,中国彻底地结束了百余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列强的与中国发生纠纷,无论其是否有理,只要是吃了亏或惹出麻烦,列强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时,无一不是持强硬的、甚至以战争相威胁的态度,此时的中国政府、那怕是已是“世界五大强国”的政府,除了卑躬屈膝地退让外,几乎没有其它的选择。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这种情况再不存在,各国政府处理与中国发生的争端和问题的时,绝大多数只能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或国际惯例进行交涉,这原本就应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和问题的最主要渠道,但中国也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才取得了这种最起码的、在国际领域处理问题的方式的资格,从此,谁也不敢轻易地用战争威胁来要挟中国,只要是稍有理智的人,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与中国军队发生军事冲突的后果,轻易不敢对中国动干戈,包括中国击落了侵入中国领空的美军飞机,(这类事件要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那简直是要给中国惹出塌天大祸的了不得的事件)美国虽然威胁要进行武力报复,可又在中国方面以毫不示弱的态度,美方也不敢把事态进一步搞大,只能让事件不了了之。

       “谁想与中国陆军打仗,那一定是有病!”这句话,出自二战中横扫太平洋而闻名的世界级的美军英雄——麦克阿瑟之口,他所说的中国陆军,绝不是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在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问到要是中国军队要是入朝参战怎么办时,他的回答是:这对美军来说,将不会有战斗,只有屠杀!从对中国军队的无限蔑视,到近乎恐惧,这种180度的大转弯,难道还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争来了丧失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及民族的尊严!让世界真正听懂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的真正内涵,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们的这一丰功伟绩!

       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流血牺牲的英雄们致敬!!!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1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价值情怀的核心就是他的人民观
    ——纪念毛主席诞辰113周年
    江怀瑜
    今年的12月26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13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的名字,并没有因为他已去世了30年而被淡忘,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怀念毛泽东源于工农民众的朴素情怀,他们的欢乐与痛苦、荣辱与成败,大都与这位伟人的思想与行动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已成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毛泽东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小就对人间冷暖、民生疾苦感悟至深的毛泽东,将个人的生存价值同民族命运的改变和人民苦难的拯救密不可分地联系在—起,始终站在底层社会大众的立场上,为解除民众的苦难而不懈奋斗乃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执政党领袖,毛泽东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努力保障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与地位。毛泽东,这个从偏僻的小山村走出来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个曾经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巨人;这个影响了中华儿女几代人的人民领袖。品味他人格的风范,纵贯他人生的魅力,得出的结论竟是这样简单明了。那就是铭刻在毛泽东脑海里;溶化在毛泽东血液中;体现在毛泽东言行上的,只有人民。可以这么说,毛泽东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全部,都源于他的人民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上,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摘下头上的帽子挥动,眼里含着感激的泪光,由衷地喊出“人民万岁”的感言!人民为之感动,领袖为之感动!

    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切权力的终极源泉。建国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主题就是:我们的权力不是天赋的,而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因为社会是人民的社会,人民大众代表着社会生活的主流。历史活动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

    毛泽东的对人民的认识和态度,从参加革命伊始就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呐喊,正是这种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决定中国命运的思想,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支撑他在艰难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出生入死,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指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万众一心, 终于推翻了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千秋伟业。而反动势力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则总是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秘决,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否则,将一事无成。如果把历史比做奔流而下的江河,那么,人民便是滔滔东去的江水。而我们每个人则只是沧海一粟,人民中的一份子。所以毛泽东率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始终维护这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又说:“战争的伟大之雄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揭示的真理,在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进行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在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支援,在解放战争短短的三、四年间,打败了靠美国装备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纵观毛泽东毕生的革命实践,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实现人民群众获得自身的利益。过去,我们之所以办成一件又一件大事,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办成一切大事的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发展的今天,我们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如果说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劳动人民创造世界历史的思想,具体化为共产党人的人生观。毛泽东自己就是这种崇高思想的体现者。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毛泽东曾形象生动的讲述过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与人民建立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对人民的真情实感,出自于他对人民的热爱,这种爱戴是毛泽东在长期的实际生活中,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锻炼培养的结果。他坦率地介绍过他自己的感情变化的经验,说:“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他还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注重与人民的联系,和人民打成一片。毛泽东在生活上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毛泽东与人民血肉相联、鱼水相依的情意,贯穿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时时处处都能去虚心向人民学习,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吸取营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倡导的我们党的领导者的工作方法,并把它确定我们党的路线。

    毛泽东把人民拥护、人民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毕生追求。明确提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诫全党同志“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毛泽东看来,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人,是最值得学习和尊重的。他曾多次为普通的民众、普通的士兵撰文、题词,为英勇就义的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烧炭而牺牲的普通战士张思德撰文《为人民服务》,特别是1963年3月5日,为因公牺牲的普通战士雷锋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教育和感化了一代人,那是时代的强音,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生机勃勃、精神振奋的年代!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温毛泽东的人民观,永远牢记他老人家的教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价值情怀的核心就是他的人民观,共产党人秉承这一宗旨,始终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12 | 显示全部楼层
    重上井冈山
    探寻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
    秋收起义38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重返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井冈山。40年后,本书作者沿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路,采访了近百名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领袖人物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以毛泽东二上井冈山为主线,生动讲述了1965年春毛泽东从武汉经湖南到井冈山的数十天的所历、所思、所讲,以及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中探寻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常委扩大会议上不点名批评刘少奇

       1965年3月,毛泽东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在京城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新年镜头。

       元月3日,北京。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激动地说: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1月6日,各地省委书记来到北京,讨论修改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12月14~28日)通过的“十七条”(12月31日停发),将其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十七条”表述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对前两种提法没有持可否,“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前面两种提法什么社会什么党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以用,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元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元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代表和两次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功人员,以及来京参加汇演的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团,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18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老战友信上作批示,赞赏干部搞“三同”

       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一年过去了,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批示时间是1965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老战友的认识,一针见血地批示: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强烈要求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召集华东地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毛泽东的重重忧虑和思绪随着专列的滚滚车轮,驶过河南郑州、许昌、信阳、鸡公山,向湖北省境飞奔而去,又驶向浙江。

       毛泽东专列于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全程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

       汪庄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1927年9月,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秋收起义第三团团部也是在西湖边上。一样的称谓,不过一个在江西边界小城铜鼓,一个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工作立即全面展开,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作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6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主动拜访老朋友胡志明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

       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

       这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不赞成“三五”计划的一些高指标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
       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有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

       毛泽东最后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

       大家都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

       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的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

    抵达上海时,现代戏观摩热火朝天

       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必然之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6月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魏文伯代表中共华东局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宣传了“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随后,华东区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分别在上海徐汇剧场、共舞台和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演出了24个剧目。大型剧目有《江姐》(江苏)、《黎明的河边》(山东)、《丹枫岭》(安徽)、《花明山》(浙江)、《大渡河》(江西)、《南海长城》(上海)、《龙江颂》(上海)等12个。小型短剧有安徽的《老电工》,江苏的《就是他》、《枫林渡》,江西的《五岔口》、《雪地红心》,浙江的《追蛋》、《传家宝》等12折。

       这次观摩剧目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反映了华东地区在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或问题扩大化批评后新的改进。

    勉励两位学者不怕批评

       1965年6月,毛泽东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局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6月20日,他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著名教授,本来还要邀请写《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后来得知他在中山大学来不了,便和这两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漫谈起来。那天,江青在座,没有插言。

       刘大杰比周谷城先到一个小时,开始比较兴奋、紧张,不大敢讲话。毛泽东和蔼地说:“随便谈嘛!”刘大杰才敢提出些问题,围绕着学术、教改、文艺(主要是京剧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随意交谈。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驳。对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公开反对和批驳。这种政治性批驳和过火斗争1964年夏季开始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提倡的重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开始点名批驳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在这种上层建筑学术问题政治化扩大化的氛围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周谷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连续发表过几篇大块文章批评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在周谷城未到时,毛泽东向刘大杰了解周谷城情绪怎么样。刘大杰实话实说,周谷老现在好一点儿,不像前一时期话很少。不过,批评周谷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儿,批评到后来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

       毛泽东听懂了刘大杰的言下之意,笑着说:“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

    赞成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分开

       毛泽东此时讲了一段非常风趣的话,他说:

       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怕开除党籍,批评一下有什么可怕?我们党内斗争比对你们的批评严格得多、厉害得多。过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内还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井冈山还被传说开除了党籍,书记当不成了,当师长,我又不会打枪,也不摸枪,处境比你们现在要尴尬得多,也难得多。现在不同了,我们不搞那一套“残酷斗争”了,我们现在搞的是团结—批评—团结,这还有什么可怕呢?

       周谷城这时赶到了。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泽东约谈,出门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费了一点儿周折才找到他。周谷城坐下刚喝了一口水,毛泽东开门见山对他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

       毛泽东又对周谷老说:“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

       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作者提高,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他在“文革”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

    鼓励恢复摩尔根遗传学研究

       关于学术讨论,主席说:只要方向不错,可以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他问了谈家桢近况,意味深长地说,摩尔根学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也可以研究,为什么只许搞一派?

       毛泽东对谈家桢摩尔根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摩尔根是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是中国唯一的摩尔根“入室弟子”。建国初期,苏联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尔根,被我国各界接受,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谈家桢被迫“检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汇报给毛泽东。1957年3月,谈家桢被邀请作为党外代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还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帧、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在刘庄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赶超大计,诚恳谈到:“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的五一节前夕,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同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5年多项研究成果接近和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鼓励不同学派都要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学观点。刘大杰生前回忆: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

       毛泽东说,做学问一定要找对立面。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做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古今中外都应该研究,都要找对立面,有对立有斗争才有发展。

    关注现代戏会演,推动上层建筑改革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问两位教授最近看了戏没有?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红灯记》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从这次漫谈中,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对这几句台词的看法,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都没有改成。
       在谈京戏改革中,毛泽东展现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他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它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关于教育改革,主席很关心,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1965年6月,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对上层建筑一些他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领域,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贯穿的群众性批评批判—教育—提高、群众监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改革。它与取消军衔制、订计划的原则、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二十三条”初步整合为毛泽东希望以井冈山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党内、军内及社会各种矛盾(包括干部体制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抑或是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第一个版本。

    严厉批评医疗卫生战线忽视农村

       毛泽东对卫生战线的严厉批评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泽东与周谷城、刘大杰漫谈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了最后第六轮的汇报演出。其间北京京剧团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也是希望在全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京剧现代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6月25日上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下放农村

       在毛泽东这次讲话前一个月,1965年5月27日,刘少奇在北京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人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5年前后,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都轮流下放到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家里。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随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需要变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江苏省主要负责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1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两次讲话

    按:读这文章后再次感受到毛主席的无比伟大.真是让人不得不服的.

    ?

    毛泽东在1967年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关于文革的策略和目的的部分谈话  

    (节选)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彼此打得好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  

    ?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既然叫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一个培养问题,不应在他们犯有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   

    ?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大约1967年8月)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四个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年是布局,第二年是争取胜利,把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搞思想革命化,第三年是收尾。当前主要是搞大批判,实行大联合,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策略问题上讲,可分为四个阶段。   

     ?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这是个讯号,这个讯号一出来后遇到彭真等的坚决反对,连我提议印小册子的意见也完全否决了。所以我只好主持起草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的提出路线的问题,也提出了两条道路的问题。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我的认识过时了,有时只有我自己同意我的意见。后来将此精神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我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支持,但许多同志是不通的,李井泉不通,刘澜涛也不通,那只好走着看吧!由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重点在六六年十月、十一、十二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对这条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面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觉的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今年一月份上海工人起来了,全国工人起来了,农民也起来了,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运动的发展证明了主力还是工农,兵只是穿军衣的工农,工农兵到底还是工农,广大的工农起来才彻底的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   

      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样一个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民主革命的五四运动,是革命知识分子先觉,而首先发起的,但很快北伐,而后有长征,这些革命风暴全是工农为主力军。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算第二阶段。从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是第三阶段。一月风暴以后,广大工农兵虽然促进了一下大联合,当时中央也想迅速大联合,但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泛滥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却破坏这个形势。各个阶级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既然阶级斗争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捏不成个联合的,捏成的联合很快就会分裂,不再捏了,步子不得不放慢些。   

      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专政》发表以后,运动是属于第四个阶段了。这是一个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这里不能不顺便谈一下受蒙蔽的看法问题,受蒙蔽的人大部分是工农及党团骨干,但我们是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所以对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也要相信,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考虑。   

      工农兵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直接接触,又加上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打着中央指示旗号下去的,加之广大工农兵及党团骨干又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他们容易受蒙蔽,受了蒙蔽改了就是了。现在阶级斗争盖子既已揭开了,真正用马列主义武装了广大工农,这个物质力量是强大的。向来知识分子比工农先知,他们也显得灵活善变一些,但往往有一定的投机性。革命的知识分子要想革命到底,则必须在劳动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因为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几十年来受的教育基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已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不努力改造世界观,事物要走向它的反面。现在仍认为从党内到党外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看法是否过时了,请大家研究。所以在这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要强调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   

      二、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是当前伟大的战略部署。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快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大规模的开展起来。更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宣传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成绩,讲方向,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此处不清——编者)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它就要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有些是钻进党内窃取领导地位,他们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当幌子,在“但是”后面大作文章,那些打着红旗的人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我个人认为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的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谈过应该上纲,这个纲要针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很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年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各地很乱,这里乱,那里也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斗也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这次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的。   

      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这个问题,支持革命群众,支持左派组织,不但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到阶级斗争,军队里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阶级斗争。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出来,从而加强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准。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好,七闹八闹一定会闹出个名堂来,可以闹清,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全国大闹,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开快车要翻车,要听打招呼,当前主要是大联合,三结合。把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的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要召开,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我看大体上要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当前大联合的阻力来自二个方面:一个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不愿搞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要很好的领导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解放军,还是要拥军爱民的口号。武斗问题,各地报来情况很具体,一查没有那么多。武斗是有的,但有的虚报,好比报灾情似的,想多要些“救济粮”,干部问题,还是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各地还是有站出来的,大联合,三结合、支左是坚定不移的原则。夺权、军队、干部是当前三大问题。已经夺权的,掌权的是当前大问题。抓住这个问题就能体现大方向,否则大方向就落空了。大批判要抓,要抓出有质量的东西,《红旗》已发表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   

      目前要把大批判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整个报刊的重点是刘、邓、陶、彭、罗、陆、杨。在军内批判重点是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瑞卿。   

      三、革命造反派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工夫   

      在这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要强调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作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一问大家:你说由社会主义到底如何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所以要保证今后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工夫。   

      看来大联合必须要两个前题,一个必须经过斗争产生的联合,才是巩固的,因为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有人说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看不是那么酷爱吧!中国人还是好斗的。   

      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那么乱用。革与保是有其强烈的阶级性,对革命的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显得更革命一些,但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小团体主义的东西。   

      五四时代的风流人物,有影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右翼如胡适,后来他成为美帝的走狗。五四运动有名的陈独秀也成为反革命,当时李大钊的文章并不多,但他埋头工作,反成为革命左派。还有鲁迅,当时他重视社会调查,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要埋头苦干、善于思考,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指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四、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迫着我们走自己的道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都反对它。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特别是这次中东事件,苏修也要采取赫鲁晓夫那一套,本来他派往阿联的军事专家两千多人,先是采用冒险主义,把军舰开去了,说服阿联不要先出兵,同时用热线告诉了约翰逊(赫鲁晓夫那时还没有热线),后来约翰逊很快告诉以色列实行了突然出击,把阿联百分之六十的飞机都消灭在地面上。苏联援助阿联一共二十三亿,最后阿联投降了,停了战。这是出卖民族国家的又一大暴露。   

      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像我们孤立,实际上,它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这句话不像是毛主席说的——编者)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它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的大大提高,它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的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9 19:14 | 显示全部楼层
    正确认识毛泽东与彭德怀
    作者: 湖南 东北虎
    《彭德怀的脊梁骨》读后感

    1999年2月25日,《大河报》有《彭德怀的脊梁骨》一文,首先讲了彭德怀同志在革命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和毛主席在井岗山会师,在一起打仗,一处休息,同桌吃饭,促膝聊天,党的亲密战友,这样生死之交,何苦一朝反目,就要置之死地呢?共产党是最讲人情的,一旦连人情都不讲了,把亲密的战友交给一批不懂事的红卫兵,往死里整,天理良心何在,党的威信何在。

    此文阅后,枕被难安,愤懑之情,莫之获释,一直闷在心里,讲还是不讲,事关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以讹传讹,影响后人?思前想后,还是讲几句。

    从全文看,作者是秉着讲天理良心,讲人情党性,敢于坚持真理,是个难得的大好人。但像这样有关党史的重大问题,一个有理智、有知识的良心人,决不会不经过调查和考证,而信口雌黄。

    我想根据有关史料谈一点看法,希望作者也能找些;有关史料,辩证地、全面地去认真认识和理解当时发生事件的时代背景。当时是国际上美帝对我国进行封锁,苏修又逼还债,国内残存的反革命势力配合台湾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这一切都说明了形势严峻和党内团结战斗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在严重的形势面前,也就是自1958年7月以来,毛主席曾先后召开两次郑州会议,一次武昌会议,一次南宁会议,力求尽快纠正在工作中所犯的“五风”错误,同时,以个人名义在59年4月29日向全党发出了党内通迅六条,此件不以中央文件层层下达,而是直接下到生产队,这种形式在我党是少有的,只要是一个稍有理智的人,一定会要想到这是为什么?

    1958年6月后形成了“公社化”的超前速度,但事后不久毛主席过调查,很快发现刮五风的极左势头,就马上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本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历来也是有“左”纠“左”,有右纠右,因此在郑州会议上,提出要研究学习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点名拼评了陈伯达的极左思想。

    毛主席下决心纠正五风,但毛主席的想法不一定马上就取得全党的共识。如刘少奇同志当时在河北省徐水县蹲点,工作组长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这个点也在刮五风,山药蛋亩产150万斤,小麦亩产4万斤,谷子(小米)亩产4万斤,籽棉亩产5000斤,这些只要稍有些农业知识的人,也知道是办不到的,但出现在少奇同志的点上,能够说少奇同志不知道吗?少奇同志虽然不是农民出身,但从小在农村长大,起码的农业知识还是有的,只能说也被当时的浮夸风刮昏了头,随着潮流转罢了。

    少奇同志还热衷于办公共食堂,1958年9月10日,少奇同志到郑州视察太康人民公社时进:“搞好食堂、幼儿园、缝衣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此文原载郑州晚报98年11月21日,作者李红霞)。不管主观意识如何,起码当时在理论与实践的认识是有过程的,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事后诸葛亮都好当,何况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借鉴,是人类社会最伟大最彻底的一次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呢?苛求古人?是没有道理的。

    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提到毛泽东在纠正五风中所制定的一系列指示政策,为什么得不到认真落实,这样给党内一伙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所利用。本来毛主席是批评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而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接过手来对彭德怀进行个人攻击,以达到破坏毛主席和彭德怀的关系的目的,因此庐山会议结束以后,接着又在北京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彭德怀,在会上林彪重算历史旧帐,刘少奇也亲自出马带头批彭,给彭德怀扣上四顶帽子,即里通外国、搞军人俱乐部、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庐山搞突然袭击等等。大概这就是你文中所讲的里通外国的来历,但应该说这不是毛主席给彭德怀戴的,而是林彪、刘少奇给彭德怀戴的。这四顶帽子中只有一顶还有个边,那就是彭德怀赞成高饶反对刘少奇背着党中央、毛主席违反党的总路线、宣扬资本主义。此事毛主席曾在1953年5月10日《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选第五卷八十页)。党的总路线是全党的决议,作为党的副主席,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要服从组织,更不能把个人意见以中央文件下达,这是起码的组织原则,而少奇同志这样做了,理所当然遭到高饶、彭等部分党员同志的反对,这也是自然的。

    经过两次会议以后,彭德怀同志进而提高了路线觉悟和对毛主席在路线斗争中策略性的认识,认清了一些人,也加深对毛主席的了解。从下面两封信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的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毛主席接阅此信后即作如下的批示。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报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从上面的两封信中,我们应该看到两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是怎样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和正确对待自己。

    在批评中有些过头言论也是难免的,但从毛主席的批示中,并未提到里通外国等事。试想如果是里通外国毛主席认可或置疑,彭德怀同志还能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吗?只能是毛主席完全不相信,因此才马上作批示,并要发到全国党支部,也明显地看到在那种批斗气氛中,毛主席的头脑是冷静的,对彭德怀同志也是爱护的。事隔两年后,毛泽东同志又坚持要彭德怀同志事关国防大事的三线建设的总指挥,这不是说明了他俩的革命感情和毛泽东对彭德怀同志始终如一的信赖吗?

    这里也必须提示一个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和彭德怀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并未发至全国党支部,其原因何在呢?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也应该是有原因的。

    事隔八年,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少不更事”的非人虐待,这样对待一个战功显著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每个革命同志感到痛心和义愤的,但据了解,斗彭德怀同志“少不更事”的红卫兵,是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能说是“少不更事”吗?对彭德怀同志的迫害也算文攻武卫吗?不,他们只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狂徒,是文化革命的破坏者。

    当然问题的起因要归结到文化革命,像我们这些七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共产党里当了几十年干部,大小是个领导,是很难幸免的,什么三反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某某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数不清的批斗,挨不完的惩罚,喷气式、挂黑牌、跪砖渣、坐牛棚、下放劳改、群从专政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我都领教过,算是劫后余生,回首往事,不寒而栗,确实有一段时间我是这样想,为了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作一个人民勤务员,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在实践中难免的。怎么能够与我那个地主家庭挂在一起来找根源呢?来批来斗呢?我有什么罪?我惆怅过、苦恼过,但随着时间的转移,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前进,经济在发展,腐败的现象的数与年俱增,工人要做工要吃饭,社会治安混乱,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与党越来越疏远。对以上的现象,中央也从多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不到立竽见影的效果。就连讲了十几年要制止的腐败还越反越腐,怎么得了,我惆怅,我傍徨,—幕幕的往事不断在脑海里浮现,恶劣战争环境中没有流过泪,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丧失信心,理想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在毛主席领导下就是像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困难都能克服,又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理论是实践 的先导,但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中并未实现。 我们能够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吗?爱国斯坦是先发明“相对 论”还是先有核裂变,如果没有“相对论”的指导,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三系育种,如果没有杂交第一代优势的理论,就会长期停留在高产栽培的选择中,实践检验过去,现在的理论政策、方针路线也应该接受 实践的检验,人们如何力求正确的指导未来,这就是人要在社会实践中需要得 到的回答。理论的科学性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个思维过程中也是真理发现的过程。从毛主席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谈话和四九年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提示的糖衣炮弹,以及苏联变修的反面教员,毛泽东所提出的理论和采取的措施,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进行社会革命和建设考虑的。

    文化革命中我是身受其害的。但我认为问题的发生也是很复杂的,有“形左实右”和右的极左的干扰,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同时也有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利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实现个人的野心等因。面对三十年后今天的腐败现象,应该如何解决,需不需要继续革命?致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革命?对文化革命是彻底否定还是认真总结,历史将作出回答。

    曾在庐山会议遭到批判的二号人物黄克诚同志在1980年11月有一次会议上谈了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据我所知,抓“右派”我们都有份,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党可能还在黑暗中徘徊。这位自1959年起就受到“左”倾错误迫害的老共产党人,这位在庐山会议受到毛泽东错误批判和处理的领导人,仍然高度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检查了自己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他语重心长地说:“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仅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

    黄克诚同志的讲话,是代表彭大将军的,也代表了吃过苦头的真正共产党人和人民的。为什么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人,有的崇敬、有的爱戴、有的仇恨、有的辱骂,这不足为怪,无非是各人的理想、立场、观点有各种自我表现,蒋介石骂共产党是共匪能奇怪吗?我们还可以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国外的朋友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序言中写道:“毛泽东是一位远远超越了地区限制的世界性人物,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占本世界四分之一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实现了各种国际关系平衡,在国内领导了九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在这个为期不短的历史时期中,他既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又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和改革家,没有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以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研究中国问题权威《毛泽东传》,美国作者R——特里尔对毛泽东曾作如下评价:“毛泽东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关键,这甚至是超过了列宁,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摇,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指出:一个领导人济身于伟大领袖之列的可靠公式,有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业,毛泽东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成就伟大的事业。

    人所共识的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在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有了英雄而不认识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愚昧的民族”。

    历史在前进,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会认真总结过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继续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5秒钟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中国操盘手|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隐私保密协议|百度地图|益盟操盘手    

    GMT+8, 2018-8-20 15:32 , Processed in 0.047929 second(s), 9 queries , Redis On.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