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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孙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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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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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9:5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不赞成“终身制”
       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有人说他搞“终身制”。事实上,毛泽东一直不赞成“终身制”,他不止一次提出要辞掉他担任的主席职务,只是没有获得党内同意,而未能实现。

       五十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主席。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两个主席都辞掉,党内外都不赞成。经过大量工作,辞掉了国家主席一职,党的主席继续当。 就是辞掉国家主席也是经过做大量工作,党内外才同意,才得以实现的。

       1957年5月5日,毛泽东考虑限制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连任期数,并就这个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了批语。批语说:

       “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

       1957年5月1日,陈叔通、黄炎培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毛泽东批示将此信和他的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毛泽东在批示中说:

       “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

       “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此时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说: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者,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至于领导上工作太长期高度紧张,这点确值得大大注意,今后必须在安排对内对外工作时,尽可能使倾向宽舒,似乎各位领导者都有这样必要。如荷同意,亦乞通知进行。

        毛泽东在信中加了四段批注。

       当信中讲到,还不能说国家已经巩固和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注:“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年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当信中讲到“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时,毛泽东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当信中讲到解除全国人民种种惶惑时,毛泽东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当信中讲到可能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时,毛泽东批注:“造一阵谣,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的“末页我写的一段话”,解释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理
    由。他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专列第六十条,说明他辞去国家主席的理由和就这个问题如何做干部、群众工作的方法。他说:

       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1970年3月,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这之后,毛泽东多次拒绝了要他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

       时隔15年,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他不担任党的主席,又因中央政治局不同意,未能实现。1973年8月,在讨论中共“十大”主席团组成人员时,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建议(这时邓小平已列席政治局会议),一些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泽东很重视邓小平的建议,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提出这一意见,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同意。毛泽东只好服从,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

       1976年1月1日凌晨,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夫妇说:“我老了,负担太重。”“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毛泽东就是这样肩负着“太重”的负担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以毛泽东的性格、信仰、心态,只要他留在这个位子上,就会为他肩负的责任去顽强地奋斗。而且,他觉得,他即将离开的人世间,他即将离开的中国,他即将离开的政治舞台,问题太多,斗争太激烈。所以,尽管他老了,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了,他还是要为自己担负的责任奋斗到最后一刻。于是,他也就有了搞“终身制”的“美誉”。

       从上面说的这些事实看,说毛泽东搞“终身制”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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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提倡领导干部学屈原讲真话
    毛泽东曾赞《楚辞》:提倡领导干部学屈原讲真话

       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他请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50余种收集来,在这段时间里集中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张治中读《楚辞》,并推荐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在一封信里还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1年他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把屈原的《离骚》比作战斗的利剑,表达了毛泽东对屈原拇笪尬范氛竦脑奚汀?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把一套线装《楚辞集注》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了他。在一本明人陈第撰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句子作了圈画。毛泽东曾用行书书写了“帝高阳之苗裔兮……夫惟捷径以窘步”。用小楷书写了“帝高阳之苗裔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可见其对屈原楚辞的喜爱程度。

       毛泽东终生喜爱屈原的《离骚》和以《离骚》为主的《楚辞》,对屈原的伟大爱国精神和天才的文学创作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他评价屈原是继《诗经》之后“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对《离骚》中抒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毛泽东非常崇敬。

       对于屈原的创作,司马迁曾评论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来评价。毛泽东很同意司马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的这一评论,不仅对研究屈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研究文学创作,也具有深刻的启示。

       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写下了不少气势磅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古典诗词,尤其是那些想象奇特,颇具大家风范的诗词为人所称道。他的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毛泽东在日常工作中也随时能联想到《楚辞》中的诗句,并用之于谈话中。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熟悉和运用自如。1954年10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在一次讲话中他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么一人做了这一篇。”这同时也肯定了《天问》。1958年有一次中央在广西召开会议,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突然停电。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颇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因为那是最富于幻想的火热的“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的,恐怕不仅仅只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了。 


    ——>  1962年初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要“说真话”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针对浮夸风等不良倾向,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是他和毛泽东在大会的主席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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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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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1954年3月初,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并 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的下款。这是一篇 重要文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小组起草宪法的 指导思想。

    《说明》特别讲到国家主席问题,是这样写的:“草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制度,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我国历史上的 总统制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并不具有特殊的个人权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建议,或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因而向国家作出他的贡献。”
    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①,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②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国家机构设国家主席,这同党中央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和当时正在酝酿的党内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这是毛泽东为保证党和国家的安全而对领导体制提出的重要建议。毛泽东还提出设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他在宪法草案的最初稿上批示:“设副主席一人,主席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理之。”后来,他又在草案四读稿上批示:“副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职权,此点必须加入。”这些内容都写入了宪法。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
    ①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曾一度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议长和副议长,后来改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
    ②当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
    ③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4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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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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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4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怎样对待党内左右倾错误
    坚持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坚持对党内左右倾路线特别是左倾路线作斗争,是党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前进、保持先进性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对各种错误路线特别是左倾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如果明知党的历史上的一些政策、做法、提法是左倾错误,却不允许对之进行分析批评,认为谁进行这样的分析批评,谁就是对党、对革命进行“丑化”、“扭曲”,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认为,受过左倾错误打击的人,不能对左倾错误进行分析批评,只能为左倾错误进行辩护,否则就是“从感情因素出发来诋毁”,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1945年,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并不是对犯错误的革命同志的全盘否定。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

    因此,既不能因为要批判左倾错误而全盘否定个人,也不能因为要防止全盘否定个人而禁止批判左倾错误。不对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就不能正确地总结教训,就不能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

    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第39卷第37页)

    个人遭受左倾错误的打击,身受其害,能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坚决的抵制,应当把这种经历作为一份珍贵的教材,用以教育全党,使党的干部和群众更彻底地与左倾错误决裂,更坚定地维护正确的思想、原则、路线。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这在汪东兴写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

    “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这是当时误传——汪东兴原注)。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第4-5页)

    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各地负责人多次谈话,不断分析批判党内历次错误路线,并联系个人受错误路线打击的切身感受,教育党的干部,以解决庐山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增加党的团结。

    8月16日、17日,在武昌,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河南省委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王新等人谈话,回顾了党内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指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第91页)

    8月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华国锋和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谈话,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第106页)。“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第110页)

    8月28日,毛泽东找了广西的刘兴元、丁盛,广东的韦国清等人谈话,在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毛泽东说——

    “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第115页)

    “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指遵义会议——思闻注)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第115-116页)

    9月12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专列在丰台停好后,毛泽东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等人谈话,主要问题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毛泽东说:“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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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46 | 显示全部楼层
    1970年修宪斗争:
    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
      从1970年3月起,我参加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具体工作,了解一些修改宪法的情况,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1970年修改五四宪法(即1954年制定的宪法)时,对设不设国家主席产生了不同意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在中央政治局历次会议上并未就此发生争论,表面上显得很平静。然而毛、林的不同意见,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而发生的激烈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问题的提出
      1970年3月17日晚上,康生、张春桥到中南海怀仁堂西厅向毛选五卷整理小组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布置整理小组具体作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他话不多,给人以冷峻、莫测、工于心计的感觉。
      康生说:“3月8日,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主席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毛泽东是在武汉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3月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会议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决定立即开始进行相关工作:(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商量;(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4月8日完成修改工作;(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这几条,就是《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的主要内容。
      康生说:“今天(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的同志都拥护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康生这里讲到的中央工作会议,是3月17日~20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103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修改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一致赞成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由各地、各部门选举为四届人大代表;讨论、修改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协商和调整方案;关于各地、各部门候选代表的推选工作和修改宪法进一步征求意见的部署。
      康生说完后,张春桥简单说了几句,意思是大家没有搞过宪法,不要怕,大胆工作,出了错也不要紧。
      康生、张春桥要求我们立即开始修改宪法的工作:一、按《请示》确定的指导思想修改。
      二、先起草序言和总纲;序言的篇幅不要超过1954年宪法序言太多,约1000字;序言的语言尽可能与九大通过的党章一致。
      三、总纲里可以写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在毛主席名字前不要加形容词(康、张没有说明是什么形容词,但大家都明白,因为当时固定化的形容词有“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和“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因为形容词加得越多,毛主席就勾得越厉害。
      四、毛主席对周总理说:“宪法要短,不能长了。”修改后的宪法要比五四宪法大大简化,五四宪法106条,修改后的宪法只要几十条。
      五、一周内修改出一个草稿,两周后即3月31日送政治局讨论。
      会后,我们即不分昼夜地进行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经过一周的奋斗,拿出了一个草案。这个草案,突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性质将“人民民主国家”改写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由五种所有制改写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增写了人民公社、“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不设检察院、国防委员会,地方政府由人民委员会改成革命委员会。这个宪法草案只有60条,比五四宪法少了46条。
      对60条的宪法修改草案,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多次讨论。7月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时,江青提出这个方案还太长了,记不住。政治局委员们提出了几种修改方案。周总理说:“序言不动,总纲和权利义务合并,国家机构还要,简化;民族部分保留,也简化。
      按照周总理的意见,我们又突击修改,几天之内拿出了一个30条的宪法修改草案,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时还搞了一个70条的修改方案。
      毛、林的分歧
      在起草修改草案过程中,先后两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
      一次是:4月11日,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泽东再任国家主席。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叫秘书于运深打电话给中央政治局,提出:“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和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电话记录)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作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一次是:4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并借用了三国故事。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原文是:“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病势愈重,又忧吴、蜀之事。正虑间,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曹取书拆视之,略曰:
      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早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
      曹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奏曰:‘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曹笑曰:‘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毛泽东此时讲这个三国故事,显然是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事。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根据毛泽东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我们先后起草的三个修改草案(60条、30条、70条)都没有写“国家主席”的条文,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草案时也没有人提出写“国家主席”的条文。
      但是,林彪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儿摆?”这里说出了林彪及其一伙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意图。
      表面的平静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送审稿)》。工作计划包括:(一)建议成立由毛泽东、林彪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二)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讨论通过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同时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三)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四)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次日,周恩来将工作计划稿分别报送毛泽东、林彪。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55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57人,毛泽东、林彪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17日大会。18日开始小组讨论。
      18日下午,周总理参加东北、西南组会议,我也去这组听会。
      东北、西南组的委员包括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中央委员。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看来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第一个发言的是辽宁的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主席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布置工作人员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干,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周总理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总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与会者听了总理的话,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当时最具政治性、最尖锐、最敏感、最不能议论的问题。而今天,总理以如此明确的态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几年里风靡全国的说法、做法,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自然震惊不小。
      总理讲完,继续讨论。讨论中涉及不少问题。在议论到《通知》没有写不设国家主席这一内容时,周总理说:原来写了,后来考虑,还是不写好,口头上对群众讲,是否可以不设国家主席,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实际上只接受国书,可以不设。但要注意讲清楚:在宪法上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我们的核心力量,毛泽东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
      下午的讨论会,相当活跃,大家都很高兴。据我的感觉,很大程度是因为周总理在场。这是我作为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我都感受到、看到,周总理走到哪里,都给人们带来一股和煦的春风,让人感到特别亲切,气氛融洽、活跃。
      7月18日晚,中南组开会。中南组五位委员,是五省的第一书记,但都有军职,所以穿军装。参加这个小组的五位政治局委员也是军人,两位记录也都是军人。只有我这个旁听会议意见的是老百姓。朱总司令、叶帅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人们对他们怀着明显的尊敬。朱总司令我已见过几次。我们在中南海丙楼办公,朱总司令住处紧挨丙楼西南角(后来搬出了中南海),是近邻。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大姐在院子里散步时,有时遇上还说几句话。叶帅是第一次见面,给我的感觉是气宇轩昂,又文质彬彬。黄永胜、李作鹏也是第一次见。对黄永胜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会议开始后,他老与坐在他身边的叶群说悄悄话,有时还递个小纸条。对李作鹏的感觉是一个字:冷。这也许是他带着黑色眼镜,面无表情。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操着公鸭嗓音一个一个问好,并一面说:哎,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她还没有吃晚饭,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叶群表示着歉意。与会者有人说:叶群同志真辛苦,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我想,反正迟到了,何不在休息室吃完了再进来,真是!这十位,都是不久以后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参加者,而讨论的问题,两个会议都以宪法为议题,一个是完全讨论修改宪法,一个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为议程之一。因此,这次会议密切关系到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那场斗争。
      在中南组小组会上,主要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通知》、宪法序言和总纲。委员们对《通知》中没说不设国家主席一事有意见。中途参加中南组讨论的康生对此作了解释。叶剑英、李作鹏就回去怎么传达说了自己的意见。讨论中议论最多的是国家的性质如何表述、要不要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存在、怎样组织群众讨论修改宪法等问题。
      每天晚上小组会结束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就集中汇报各组情况,将各组意见汇集在一起,最后形成简报,报中央政治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在这次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小组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宪法草案上也从来没有写上)。
      在会上有少数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知道后,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并说: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和各地报来的意见。会议确定:
      (一)序言不与总纲合并,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二)宪法结构不变(三)宪法为“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
      这次会议是讨论工作,否定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争执。一些文章和著作说,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要不要在宪法上写国家主席的条文,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我们逐条研究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报来的意见,对宪法修改草案(三十条)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多为文字性的,实质性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增加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是8月12日我们综合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建议,请示康生后加的,加在序言里。8月13日,经修改宪法小组讨论,由序言移至总纲的第二条。
      1970年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至8月13日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等待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听取全会的意见,再作修改。人们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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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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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47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的和平统一思想
    (1956年,蒋介石执政时期)
    195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当年元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不咎既往。”后又多次说:“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毛泽东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如下:

    (一)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的心情和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讯,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

    (二)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论先后,不论任何人,也不论过去犯有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位置。台湾只要与美国绝断关系,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但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三)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四)和平解放、互不破坏。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在增长。不但台湾同胞希望回到祖国怀抱,就是那些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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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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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48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四”青年毛泽东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上篇)

    人类社会自从有阶级以来,总是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里。经常出现一个阶级的领袖被另一个对立的被统治阶级指责为独裁者.判断一个统治阶级的领袖是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的标准,还是要看这个领袖代表了那些阶级的利益,给了那些人民主;即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给大多数人民民主是民主斗士,否则就是独裁者。几十年来总有少数反社会主义势力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反“五四”精神的独裁者。因此很有必要把毛泽东对民主的论述及实践作一个大慨的介绍。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讲:“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早在孩童时期的毛泽东就主张家庭成员平等对话,以死抗争过父亲的暴力。中学时期他就主张校务公开,发动学生反对过校长的独裁。年青时毛泽东积极主张民主自治,民众大联合,曾组织民众驱逐湖南军阀张敬骁。
    1917年他在成立新民学会就明确规定:“入会必须有五人介绍,评议部通过”第一次在组织中实现民主,同时还“将背离学会原有宗旨的人及时分离出去,不断纯洁组织”表现出他的集中性。他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二)6条中规定“党应该扩大民主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的办法产生”强调“党的一切问题应该集权于党委会,反对集权于书记一人的独裁”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形式。由于党内实现了民主导致他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曾经一度被选掉。
    他在《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5中规定:“每讨论问题应该有一个同志做报告,报告要切实具体有内容,报告时间至多十分钟,其余时间应拿来讨论,讨论之后,应该由报告人或主席把讨论中代表们发表的意见扼要地做一个结论”这是他对政府民主决策的详细规定。在(二)、11中指出“主席团由代表会议选举出来,,大乡五人,小乡三人,应该选举最积极有工作能力的人,主席团中应该选出一个主席-----就是苏维埃主席”。(三)、22中规定“每个行政村设村代表主任一人,由该村乡苏维埃代表中推选出来,要推选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充当”。这是他对乡村苏维埃组织中的民主选举作出了具体规定。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回答:“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这是他明确表态支持由合法公民普选政府机关。《与世界学联代表团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传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回答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并详细地展望了这个民主国家的特征。候选人坐在前排,由群众在他们的身后投黄豆,现场数黄豆确定选举结果,就是他领导的政府所发明创造的普选方式之一。
    .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果断地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并主张在红军里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红军里基层干部由士兵直接选举产生,士兵对作战有讨论建议权,民主产生的士兵委员会不仅管理伙食,还有权监督各级军事指挥官。禁止了军官打骂士兵的旧习惯,首次实现了官兵平等的理想。他还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立了军民鱼水关系。这些措施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奠定坚实了的基础,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支最民主最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军队。正因为军队及党的民主意识的确立,才为他遵义会议重掌军权成为可能。
    在《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八)中指出:“为贫农团工作进行便利,应由大会选择三人组织委员会,由委员会推定主任一人主持全盘工作。贫农团应该实行很广泛的革命民主制度,凡遇到重要问题必须召集全体会员开会讨论。只有平常问题才单由革委会讨论或有委员会召集小组组长参加讨论。”这是他对群众组织的意见。其民主意识之浓是我们不得不敬佩的。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第七点中他解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就要全国人民有自由;民生主义,就要全国人民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这是他对三民主义最通俗的解释。强调了三民主义不仅要求得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还要让全国人民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不能空谈民主。在四三年《关于民主教育谈话的一封信》中列出了自己觉得谈话不妥的理由:“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党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民主是为了抗日,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不谈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保障人民政治权利,而说是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应剥夺其居住迁移通信和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是笼统说人民不应受任何干涉”。强调了民主自由的政治性、相对性和阶级性;反对绝对的自由,反对不讲阶级不讲政治的民主自由。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领导的地方从来就没有给阶级敌人民主自由,也从来没有让民主自由干扰执行党的政治任务。这是毛泽东对民主自由理解的升华。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不讲阶级不讲政治的民主,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在美国任何人的自由都受到钱的制约,在资本家的企业里也没有给劳动者选举管理者的民主权利,民主自由不能干扰美国的“反恐”,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无不是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民主同样也不可能给剥削阶级绝对的自由,更不可能让阶级敌人享有广泛的民主。正如对坏人的好,就是对好人的坏一样。现实社会里我们就不能给腐败分子以绝对的自由和高度的民主,否则就是在剥夺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
    看了以上的事实,我想再没有人对“毛泽东是他所代表的那些阶级的民主斗士”提出异议了,但毛泽东所代表的阶级是不是中国的大多数呢?如果是少数,他还是一个独裁者。如果是多数他理应是中国人民的民主斗士。实际上毛泽东始终代表着工、农、兵等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劳动人民又占全中国人民的90%以上;所以毛泽东始终代表着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给了大多数人民民主。他是中国人民的民主斗士,是“五四”最杰出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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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师
     苏 伟
    成功的实践 优良的传统

       毛泽东同志,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师,其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我们党无比珍贵的财富。别的姑且不论,就以他树立的典型形象而言,便举世无双。而最著名的,又是"老三篇"中的三位英雄:

       其一,是一位现代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那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还是一个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

       其二,是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其死比泰山还要重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那是一个为着解放人民、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其三,是一位古代的中国人――据说住在华北,决心率领他的儿孙们要用锄头挖去太行山和王屋山这两座大山的北山愚公。那是一个毫不动摇,艰苦奋斗,每天挖山不止,最后感动了上帝的人。
       这三位英雄,感动了多少中国人,还将感动多少中国人啊!

       怪不得,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美国西点军校一位高级教官讲:我们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

       "毛泽东化",就是用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武装全军、武装全国人民。由此一斑,可见毛泽东同志思想政治工作之威力!当然,毛泽东同志一生树立过的光辉典型,还有很多。雷锋、焦裕禄等,都是这三大典型在新时代的再现。这三大典型的"三位一体",不正是毛泽东同志的理想人格,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人格,不正是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吗?这三大典型的"三位一体",不正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不正是中华民族的光辉形象吗!

       树立典型,只是毛泽东同志思想政治工作的"冰山一角"。他一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是极其丰富的。让我们踏入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去看看吧。

       我们党一创立,就开展了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对此尤为重视。从1924年到1927年,他先后在安源开办了工人夜校,在韶山开办了农民夜校,在广州及武汉主持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农革命的骨干。

       红军初创,毛泽东同志就将革命的政治工作视为建军的根本问题。1927年9月,他对秋收起义军进行了"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实行了军队的民主主义。这样,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929年,毛泽东同志亲手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首次系统地总结了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原则,为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1年初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主任。他主持总政陆续制定了《政治委员工作须知》、《连指导员工作须知》、《红军士兵会章程》等文件,使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制度化、规范化。1934年,红军首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口号,使我党的思想工作又有了新发展。

       抗战爆发,共产党与血战了10年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红军改变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纵队,政治局面变化急剧。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8月及时主持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帮助我党我军迅速适应了历史大转折、战略大转移的历史要求。尽管如此,由于红军改编时,一度不得已而取消了政委制,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使思想政治工作和部队建设受到了一些损失。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尽快地恢复了政委制和政治部,又亲自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纠正了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偏向,保证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纵队等的发展壮大。

       毛泽东同志指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极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它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在全党形成,使我们党迅速成熟起来。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军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醒全党警惕"糖衣炮弹"袭击。执政后,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就对干部进行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教育,进行了"谁养活谁"、"从猿到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对群众进行了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启蒙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翻身解放的主人翁自豪感和责任感,使广大干部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著名论断,成为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核心内容。

       终其一生,毛泽东同志都一贯要求:"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我党的一大优势。

    完整的理论 独创的发展

       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其主要要点如下:

       (1)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继早年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之后,他还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含义,是要求我们用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保证我们的事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生命线"不是"中心线",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在革命时期,抓"生命线"是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在建设时期,抓"生命线"是要保证经济建设的成功。

       (2)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引导、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完成党的总任务,而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根本目的,则是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是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二是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使他们具备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较高的的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

       (3)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这是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好还是不好,首先要看这种服务是否"到家"。毛泽东同志还指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发扬民主与坚持正确指导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一道去做,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身教言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表扬批评相结合以表扬为主,耐心的说服教育与严格的组织纪律相结合等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

       (4)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艺术。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要有好的内容外,还要有好的形式;思想政治工作者除了要有良好的愿望外,还要有高超的艺术,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行之有效。他的报告、演讲、开会、座谈、讨论、谈心的艺术,都是出色的样板。毛泽东同志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他倡导的以理服人、民主协商、树立精神、典型示范、"抓两头带中间"等方式方法,更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所必须掌握的东西。

       总之,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全面而系统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这一理论在这个方面"独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承、发扬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新的条件下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整套思想观点。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他还指出:改革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进行教育,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因此,邓小平同志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他强调: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这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战略方针。这些思想观点,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发展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紧密结合新形势加以继承和发扬。当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也一定要与时俱进,以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


       作者简介:

       苏 伟(1954-),男,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庆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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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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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
    陈家鹦 周立军 

      1941年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为适应世界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决定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7年3月27日停刊,前后历时近6年)。中共中央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解放日报》的发展,他不仅经常为报纸写稿,还深入报社解决问题,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一)
      5月14日,博古在清凉山主持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调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张映吾、曹若茗、王楫、杨永直等10来人。在这次会上,博古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立场鲜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与研究国内外形势。总编辑杨松报告了中央批准的办报计划。该计划决定5月15日试刊,5月16日正式出刊。接着,博古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已为我们的报纸写好了报头。他一连写了7张,你们看看,选哪张好?”
      第二天,用边区自制的马兰纸印刷的试刊的大型报纸《解放日报》按期出刊了。第一版登有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和博古写的通讯。5月1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长篇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社论。博古也撰写了《谣言与烟幕》等社论和时评。报纸把党的主张和见解迅速向全中国、全世界传播。
      《解放日报》从创刊开始,毛泽东和博古等写的一篇接一篇的社论、评论,无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们还为报纸写作新闻、按语、观察家文章、发言人谈话等多种形式的稿件,为新闻写作开创了新局面。毛泽东是在报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人。他的这些显现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作品,使报纸光彩熠熠。《解放日报》很快受到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同时受到国内外读者广泛关注。有的兄弟党感到十分惊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北偏僻的贫穷山沟里怎么能对世界形势作出如此深刻观察与正确判断?”
    (二)
      1942年初,亲自抓党报与新闻宣传工作的毛泽东已渐渐觉察到《解放日报》的弱点和不足。另外,一些十分关心《解放日报》的同志也看到一些问题。这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师哲对《解放日报》的内容比例不当很有看法。他认为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并发表了不少社论,而对国内,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报道太少。于是他为此写了一个报告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在1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让人将师哲的报告念了一遍,接着他要大家都发表意见,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毛泽东吸收大家的意见,对《解放日报》作出重要指示。
      说来也凑巧,2月初《解放日报》又犯了一个错误。在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上又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最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可是,这两次极其重要的演说消息,却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在文稿中只有300字。
      3月8日,毛泽东针对《解放日报》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给博古和报社的同志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3月17日,博古在编辑部与报社干部大会上认真检讨报纸10个月来的错误,还联系自己过去历史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今后报纸改版的方针、计划,并强调报纸改版要在增强党性上努力。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共同主持了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报纸改版座谈会。博古在会上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会后,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解放日报》改版获得了成功。
      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出刊了。其第一版是要闻,以头题发表了边区参议会减轻征收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第二版是边区和国内消息,发表了解放区整风动态与抗战捷报;三版是国际消息;四版为副刊。报纸的面目一新。这期报纸还发了博古写的社论《致读者》。这篇社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了报纸过去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报纸办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
      《解放日报》改版后的第四版,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其中“文艺”占半版位置,每周见报四五次,其它内容增添了学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还有问题解答,刊登各类知识性的常识,读者信箱,等等。这一个天天见报的全版副刊,实为我国新闻史上难见到的大型副刊。
    (三)
      原来的“文艺”副刊栏目由丁玲负责主编,1942年3月她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后,副刊的重担就落在舒群身上。舒群向博古诉苦,说他是搞文艺写作的,不大懂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且副刊又要配合整风,任务太重,不能胜任。这事很快让毛泽东知道了,引起他的关注。毛泽东直接找舒群谈话。毛泽东坦诚地说,要找个懂文艺,又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又熟悉编辑工作的,实在难找啊!接着,他诚恳地鼓励舒群:“工作嘛,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努力做到点面结合。你是搞文学的,编文艺栏,文学是点,文艺是面。你现在编综合副刊,文艺就是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由点到面地学。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点的深化……由点到面,你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毛泽东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又具体帮助解决报纸副刊缺稿的问题。毛泽东找来舒群一边商量、一边起草以《<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在该《办法》中毛泽东直接点名提出请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位同志向副刊提供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方面、各文化领域的稿件,还规定每人每月须征稿6000字到12000字,并具体要求对征集的稿件要从思想内容到文字润色等全面把好关。为鼓励写稿人的积极性,毛泽东还特地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这16位同志。人到齐了,毛泽东与紧挨着的博古低语了几句,然后起身,在宣读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以后说:“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毛泽东语言幽默、妙趣横生。严肃而生动,与会者无不感动。接着他热情洋溢地向大家敬酒。这次枣园之宴对《解放日报》副刊稿源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全党努力、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也收到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进步给予肯定,但也指出,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博古对毛泽东的意见非常重视,多次召开编委会和全体编辑人员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改进办报工作。9月15日,博士将编委整改工作详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满意。毛泽东致信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何凯丰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1942年秋,德国法西斯在包围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以后,以150万大军猛攻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狂叫要迅速攻占这些重要城堡,在西伯利亚与日本法西斯会师。可是10月9日被围困的苏联红军英勇突破了德军防线,与北方来援的红军会师了。毛主席得讯后反应迅速,于11日下午三四点钟就将刚脱稿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手迹送到报社。博古拿着稿子,兴冲冲跑到办公室窑洞,笑眯眯地说,毛主席给我们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社论,请大家先睹为快。原稿为铅笔书写,博古要求大家分头用钢笔仔细誊抄,立即发排,12日见报。13日下午,大约也是三四点钟的时候,博古又拿来毛主席写的题为《历史教训》的社论,要编辑们誊抄发排,14日见报。15日下午,博古又要编辑誊抄毛主席的社论稿《评柏林声明》,16日见报。毛泽东在6天的时间里就为《解放日报》写了3篇社论,对苏德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形势作了明确分析,将德国法西斯的欺骗宣传批驳得体无完肤。
    (四)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工作萦萦系怀。1943年初,他曾对舒群等说,“难找”的副刊主编,终于找到并派来了。此人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多才多艺的艾思奇。在此前后,报社还陆续调来林默涵、温济泽、陈学昭、白朗、庄栋等文艺家、理论家与活动家来担任编辑,年末编辑部还陆续调来了周立波、裴孟飞、高阳文等,人数增至约50人,可谓兵强马壮。
      1943年7月初,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准备进犯延安。7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和各分局的电报,说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博古得知战情,当日就召开了编辑会议,进行“宣传攻击”的布置,要求大家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工作。《解放日报》7月8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写的蒋军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大版面地刊登了朱德总司令分别致西安胡宗南副司令和致蒋委员长等电文。电文揭露了国民党调动军队情况,同时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此文标题特大,电文用四号字排,整个版面气势很大。这日还刊登了由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此文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与国民党掀起“反共”浪潮的舆论交战中,毛泽东挥毫写了《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美英盟国大不满意》等一些重要消息和社论,还接连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范文澜、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等人批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长篇论著。博古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的专论。毛泽东亲自挂帅,博古具体指挥,中共新闻大军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为重要阵地,对国民党试探性的进攻给予了有力回击,致使对方难以招架,迅速表示“误会”,同时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也悄悄地撤回。《解放日报》从10月6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发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看来,一场得心应手的宣传战终于宣告胜利结束。
    (五)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的稿件,有许多是震惊中外的杰作,并成为新闻评论与通讯报道的写作典范。此外,由于报社和新华社的重要社论和新闻报道等文稿都要经毛泽东同志审阅,他在审阅时,亲自动笔作了大量修改,改动多的新闻稿件,有时几乎只剩下新华社某月某日某地电的电文头。毛泽东在改稿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些重要论点思想、警言妙语,像撒金播银似地注入他人的文章和著作里。在延安时期,报社的许多细心的编辑、记者在读报时,往往能辨别出某文中那些句段是出自毛主席的大手笔。因而不少人常常会到报社电台,寻找毛主席的修改稿来印证自己的判断,同时从中汲取教益,获得鼓舞。
      毛泽东改稿的生动例证之一,是在审阅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的题为《一月八日在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时,毛泽东在原标题前加上破折号,作为副标题,同时又加了两句话:“读书人要学会管生产管供给,不然永远是书呆子”。在这样的副标题前,毛泽东重拟了一个新的标题:《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响亮的“丰衣足食”口号第一次用大型字号出现在1月13日社论的标题位置。
      《解放日报》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它不仅很有效地发挥了新闻宣传的战斗作用,还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当时许多编辑记者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宣传新闻战线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样功不可没。当年《解放日报》的编辑黎辛回忆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那段时期,尽管毛主席日理万机,但他仍挤出时间为报纸电台审阅修改稿件,加编者按语。“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著名的秀才笔杆子就是这样在毛主席的帮助和培养中提高的,毛主席埋头苦干,无私地为他人作嫁衣,我估计每两三天报上就有一件经他处理的稿件。”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文章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创办一千期的总结,标志着《解放日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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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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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的最广为流传的八句话
    1、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蒋介石背信弃义,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 产党人之后,痛定思痛的共 产党在血的教训前得出的经验!

    2、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当时复杂艰苦的环境下,经过科学的分析,这句话对革命来说,无疑是一针兴奋剂!

    3、最豪迈,最傲气的一句话!—————————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是啊!不管是国民党的百万大军,还是美国的原子弹!或是后来的苏联百万大兵压境。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句话也同样在鼓舞着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以弱胜强,打败强权的信心!

    4、最谦虚的一句话!———————————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原来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5、最震憾人心,最震憾世界的一句话!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不管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犯的错误或多或少,这个由毛泽东带领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追求,奋斗,实现的梦想,已足可奠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6、最正气澶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们渴望和平,但我们从不害怕战争!我们不对任何无核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能够并敢于说出这句话的世界上只有中国。很多我们周围的人与人争斗时都爱义正辞言的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7、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搞得不是太顺,寄予希望的林副主席又离他而去。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凄凉的!随后而来的坠机事件又使这件当时堪称机密的事件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是自己油尽而坠?还是被我军击落?后人对此总是津津乐道!记得初中时,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了这句话和这个故事,课后,一学生在与人聊天时引用了这句话,班上一霸道学生立马问道:怎么,你娘要嫁人?众人皆大笑。其实,这句话的娘要嫁人指的是姑娘,而非母亲。

    8、今后的历史长河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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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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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构想:
    让“上帝”自已认识自已,自已教育自已
      在毛泽东的晚年──从他的言论中完全可以看出,已经下决心去暴露我们民族的落后面,让全民族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自己教育自己。并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出发,不断给人们揭示:当代社会主义的进军,始终应是多数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其中包括让人民自己认识自己的缺点;任何的包办、代替,哪怕出发点再善良,也只能是一种“熊的服务”。


      毛泽东的战略举措有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灵魂的统帅,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从正面引导人们进行思想改造。这是一个有破有立的工作,“破”字的着眼点始终在我们民族的旧文化观念上。这里已毋庸重述。

      第二,下大力气引领人们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其重点,一是破私立公。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社会主义的逐步深入,我党引导人们在灵魂深处寻觅和暴露历史陈腐的文化观念时,当这些工作运作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大道上,好多人不理解,同毛泽东发生“没有共同语言”(毛泽东曾这样说过)的隔膜时,他便下决心,下大力在全党、全军,以至在全国进一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希望用辩证法推动并指导人们去研究认识经济建设规律,社会思想发展规律,以及我们民族在近代落伍的原因,尤其是认识我们的文化背景,找到真正的症结。

      第三,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现在看来,这些运动确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运动在文化思想角度上,也从正面或反面起到了推动人们去除惰性和奴性的作用。尽管这些在开始时表现为有很多非理性的形式,但从好、坏事的互相转化和对转化的催化上说,却是体现一种灵性的智慧。诚然,若干的政治运动,有胆量有余、谨细不足,浪漫有余、控调不足,底蕴有余、口味不足的问题。不过,在它的目标指向之下,皆是帮助人们找到自己和认识自己的缺点,有着毛泽东所认为的:大方向上的合理性。并且,这一目的,也是必须在今后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第四,直接开展全民性的历史文化的研究。这尽管也是一个大锅饭,为少数斯斯文文、四平八稳的学究式的研究者所不齿,但也有一个“群众参与”“蓄芳待来年”的作用。
    人们会记得,当时的研究有两个着力点:

      其中有一个是研究儒法斗争史。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的民族心性,不管是伟大辉煌之处,还是某些卑俗粗陋之点,都与历史儒、法、道、墨等历史文化有关,尤其是儒、法两家。参与当年运动的人都会记得,这是一个粗放式的研究,人们认识各异,但把它从书斋里赶到山村、田野,工厂、矿山,让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文化──一开始时标签居多──去演习一下,去搜收民族文化思想的家底,并试着评价良莠,意义还是巨大的。它起码推动了人们去认识一下自己祖先的伊甸园、祖宗的战场和人类在“涤罪所”中的进程,及自己的位置。

      其中第二个是“评水浒”。 在当时,这令很多人莫名其妙。不过,在莫名之余,一些具有浓重的想整人的定势心理的人,通常是摘句取义,用以影射、攻击别人。毛泽东对此十分生气,曾批评这种做法的荒唐,是“文不对题“。今天重提毛泽东对《水浒》的谈话,或许会帮助人们认识毛泽东希望人们把握我们民族文化缺陷、了解民族心性之弱点的良苦之心。
    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 ”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闭集·流氓的变迁》)”

      毛泽东的思想再清楚不过了。他要人们通过研究《水浒》中反映的民族心性,从而认识自身的弱点和缺陷。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作品所含示的思想观点是作者文化思想的投影和复写,而当文艺作品中的思想观点为社会大众认同和接受时,或者社会人们受作品影响而接受这些思想时,那么,作品的思想则可以看作社会思想、民族的思想。《水浒》是一部自产生以来,广为人们称赞的名著。它所包含的思想、倾向,自然可以看作是作者和相当多的中国人所拥有和喜爱的思想倾向。

      这里不是说历史上真实人物,以及这些真实人物和《水浒》中人物的差异,仅就作品人物论,主人公宋江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濡染了中后期儒家思想、极精明于封建处世哲学、也有一点同情下层人民思想的人。有典型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倾向,主观为自己,有时亦能“客观为别人”,但更多时候则用“为别人”──处处表现为济世助人的“及时雨”,来塑造个人形象,谋取资本,捞大的好处。他本想官场渔利,封妻荫子。不料中道出事,于是巧取社会黑暗时代民众纷纷造反的力量,半是替天行道;半是战略性谋图,——是同朝庭分庭抗礼,展现实力,要挟皇帝“招安”,使自己钻进朝廷,圆起做做大官的甜美之梦。因此,从根本上说,宋江不反皇帝,也从未想到改变旧制度以推动社会发展…… 这实际是“为私造反”。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多少年来,多少读书人,多尐民众并不对此反感,有的反而欣赏宋江的精巧圆滑。──在鲁迅和毛泽东看来,这正好是我们民族文化思想落后面的表现;这部书的思想倾向是人民——他心目中的上帝——历史性缺陷的反馈镜。雄视百代的毛泽东怎能不借此体裁,重开历史新篇章呢?

      ──但是,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切也许是正确的,不过这是一场“无果”战斗。其实不然。如果我这里写下的文字能代表一些人的正确认识。不要忘了,这正是那场上帝自己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果”;如果相反,另有一些人的认识是正确的,──那怕同毛泽东的观点相反,这也是可喜的“果”。这正如毛泽东指挥战争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其辉煌之果是不能在一、二、三渡中看到的。

      总之,毛泽东当年的一系列让“上帝自已认识自已”“自已教育自已”的举措,有其“真理的颗粒”和相应成果,——虽付出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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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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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思想与国学传统
    归去又来者

    前几天网上有个新闻,人民大学准备设立国学系,论坛里有个关于这则新闻评论的帖子,对此事是不以为然的,看到的跟帖,态度也大抵如此,再看看这些马甲,大部分还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我对这种现象,感到颇为蹊跷。既崇拜毛泽东,又反对国学,这是令人不解的一个现象。

    我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也不是国学的崇拜者,但两者我都喜欢做一点研究,所以在此就对这两者的关系做些探讨,当然这种探讨还十分粗浅,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有相当距离,这篇文章也是我在强国论坛里第一个帖子《毛公思想溯源》的深化。

    当然,既然是对观点的探讨,就要首先亮明我的观点:对毛泽东,我不主张崇拜,但我也坚决反对对其污蔑,要用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扬弃,继承其精华,对其中已经证明错误的东西则要大胆扬弃;对于国学,我主张研究,而不是照抄照搬或简单批判,没有学习和研究,就谈不到了解,没有了解,就不知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能是无知,崇拜也是无知,批判也是无知,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我的对两者的基本态度。

    什么是国学,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的称为“国故”,譬如胡适,但传统的学术界一般指“经”“史”“子”“集”,“经”主要为儒家思想,也可以把“十三经”当成“经”;“史”指历史,从《史记》之后的二十五史,都是“史”,当然这都是正史,当然也应包含民间的野史和传说,范围也很广泛,有文化的、政治的,当然也包括科技的、经济的和哲学的历史;“子”主要指秦汉及其起以前的“诸子百家”,“道”“墨”“法”“名”等;“集”主要指“文集”,如唐诗、宋词、文选等。总之,国学的内容几乎涵盖力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传统、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大百科全书”,不了解国学,就不会了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对国学一无所知,也很难称得上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有兴趣者可以浏览一下“国学网站”(www.guoxue.com

    毛泽东这三个字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毛泽东思想则是以毛泽东为主的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思想结晶,传统的定义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概念的定义中并没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单从这个定义和概念出发,看不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曲解,也是一个重大缺憾。当然“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不是毛泽东自己定义的,而是后人定义的,也就是对毛泽东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盖棺定论”,这些定义出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论坛里,许多左派把我看成右派,我则把自己看成无门无派,如果有派的话,那就是“批判派”,不论是谁的理论、思想,只要从我的思考出发,发现其中的问题就进行批判,所以很少见到我唱谁的颂歌,因为中国唱颂歌的人太多,有许多人就是靠唱颂歌吃饭的,缺少的则是理性的批判。

    在写《毛公思想溯源》之前,我本人花了几天时间以“毛选五卷”为蓝本进行了一个统计,把毛泽东所有的这些文章的“引言”进行了摘录统计,可能有少许误差,但不会低于95%的置信度,我坚信。这些“引言”中,有80处以上引自国学的“经、史、子、集”,又六63处引自“马、恩、列、斯”的著作。当然,引自“经、史、子、集”的并不是都是赞同这些观点,有个别是从批判的角度引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赞同的。好多人可能认为毛泽东是反对儒家思想和孔子学说的,但我的统计结果恰恰相反,毛泽东的著作里引用单本书语句最多的则是《论语》达10处,整个儒家的言论达到22处,引自历史的也有22处之多,诸子百家的有11处,其余25处左右引自文学的“集”。引用马恩列斯著作的63处,其中列宁的最多为32处,马恩的为17出,斯大林的为14处。

    毛泽东在文革中批过孔夫子,主要是“克己复礼”“礼”是什么?是“周礼”,是孔子生活时代的“社会制度”,其实不用毛泽东批,这些制度大多已经不存,别说文革期间,就是孔子生活的时代,许多“周礼”也已荒废,孔子的提倡也没见得好转多少,而且后来中国的历史中又有许多变法,孔子提倡的“礼”存世很少。没有必要大批一通,之所以批孔,是因为林彪曾有“克己复礼”思想,林彪作为要暗杀毛泽东的黑手,是应该批,但孔老夫子也跟着遭了殃。

    再看看这些引言时间分布和在文章的分布,毛选五卷的时间分布从1925年到1957年,共有225篇文章。而引用“经、史、子、集”的时间从第一篇开始到1957年,分布得相当均匀和广泛,而引用“马、恩、烈、斯”的文章最早在1935年,最晚在1957年。孔老夫子有“四十而不惑”的说法,毛泽东(1893-1976)在1935年已经42岁,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经定型。尽管在此之后的延安时期都许多伟大的思想和著作,但思想的形成无疑是在此之前,这些著作只是思想的总结而已。而且引用“马、恩、烈、斯”的“引言”主要集中在《矛盾论》《实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大34处之多,我看这三篇文章更像是教授的学术论文里的引经据典,尽管头头是道,并不完全代表真正的想法,主要为了名正言顺而已。

    其实,事实也证明了我的观点,在到达延安之前的共产党内部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国共合作中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长征前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在反围剿中的失败主要有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造成的。陈独秀和王明都是熟读马克思的著作的,不能说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甚至单纯在理论方面并不弱于毛泽东,他们在此之前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一点也不奇怪,但他们两个都有重大缺陷:陈独秀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尽管熟读经书,对中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很了解,但缺乏对现实的了解和把握,所以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要犯错误,要出问题;王明更是共产国际培养的书生,除了马列理论之外,既不懂中国的传统和历史,也不懂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整个一共产国际的“纨绔子弟”,领导共产党不出问题才怪呢。被王明器重的军事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战法,所以,失败也不足为奇,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什么没有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甚至在党内有点失意,就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内认为毛泽东对马列理论了解的少,比不上陈独秀和王明,但战争的现实教育了共产党,光熟读马克思的理论著作并不能保证战场上的胜利,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能让共产党生存和发展,所以,毛泽东对陈独秀和王明的胜利,是“中庸”对“左”和“右”的胜利,是结合中国现实对空头理论的胜利,是中国传统对外来理论的胜利,也是孙子兵法里的军事思想对洋军事理论的胜利,党内思想的较量和斗争集中体现在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斗争。

    当然,尽管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走过了长征之路,领导权方面取得了胜利,但还是很善于学习新的东西,把自己的短处“马列理论”进行了集中补课,因为共产党毕竟是共产党,和马克思理论及苏联的革命成功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马克思的理论,共产党就名不正言不顺,许多从苏联回来的人就不服气,所以,毛泽东就有了《矛盾论》《实践论》很像论文似的哲学著作,这样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当然,这些文章里大量引用了“马列”经典原文。

    毛泽东思想最精华的部分,我认为不在于哲学,也不在于社会主义,而是在于灵活运用了《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法的军事思想,领导共产党取得了武装斗争和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篇章,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比任何篇章都辉煌。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四次提到《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两次提到中国历史中“以少胜多”的多次战例。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其实在毛泽东自己的著作里表达得特别清楚,那就是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该文里提出要从三各方面进行学习:“首先来说研究现状。”这就是中国的实际。“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毛泽东对这几个问题的排列顺序可以发现熟重孰轻。

    关于研究历史的论述中,毛泽东强调:“不论是近百年和中国的古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风气也是不浓的。”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态度,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而不是可有可无。毛泽东一生都在研究历史,1964年还写了一首词《贺新郎·读史》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回答得也很清楚:“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思想也正是通过革命的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学习得来的,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真正来源: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马列主义。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历史”的结果,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官方表述中却缺乏这一点。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尤其是“国学”的书籍更是毛泽东研究的重点。毛泽东一生的“诗词”,也是毛泽东一生只想的表达,“诗言志”,在诗词里大量体现桌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一生做了大量诗词,但我没看到一首“现代体”的非格律诗词,毛泽东不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文化运动吗?为何“诗词”不亲身实践之。

    许多人把毛泽东看成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毛泽东更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有国际主义的标签,但实质上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用百分比做一个划分的话,毛泽东思想里,民族主义成分占80%,而“马克思主义”只能占20%。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正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不成功的运用,而毛泽东战争中的民族主义理论则运用得相当完美和成功,所以提倡国学一点也不偶然,没有国学的兴起,就不会有中国的强大,就不会有
    中华民主的全面复兴。

    最近胡锦涛视察中国社科院时作了指示:不但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要研究老祖宗的东西。什么是“老祖宗的东西”,国学就是,这里的许多网友,崇拜毛泽东,却不了解历史和祖宗的东西,离社会的发展现实渐行渐远,对社会的发展方向根本把握不清。所以,我希望毛泽东的崇拜者,不要空喊口号,而要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否则就成了“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了”。毛泽东的胜利,不是口号的胜利,而是思想的胜利,网友们崇拜毛泽东,要学会其思想方法,而不是整天把口号挂在嘴边。崇拜毛泽东,更应该提倡和学习国学,学习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崇拜毛泽东,更应该做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不该含有“哈日”“哈马”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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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的人民观
    ——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
    毛泽东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的那份自信和豪气总是那么迷人。曾历经文革磨难坐过成都大狱的港人刘济昆,在他的《毛泽东兵法》里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强闯我军防线,被我开炮击伤。毛泽东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了一篇义正词严的声明。刘济昆摘引了声明之后这样写道:“毛泽东的这篇声明,是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来痛斥英国佬的最痛快淋漓的声明,每一个被英国佬欺负过的中国人都会大叫‘好也!'毛泽东这个人,平生最不怕的就是洋鬼子。反共人士也承认,自从毛泽东席卷神州大陆,洋鬼子就奈何不了我们中华民族了。”何以毛泽东能有这样的自信和豪气?刘济昆在他的书的封面写道:“古有孙子兵法,以强制弱,今有毛泽东兵法,以弱制强。”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而且不止雄兵百万,他的胸中还有他深爱着的人民。

    中国式的战略思维是充满了强与弱力量对比和转化的辩证思维。强调强与弱的辩证关系和转化,是中国式战略思维的精髓。它从来就不会把军事力量作为战略决胜的决定性条件。孙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兵法?形篇》)“道者,令民与上同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所以“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孙子兵法?形篇》)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论持久战》)西方战略学家这样评价中国式的战略思维——“由西欧大陆学派的战争哲学和军事学培育起来的欧美军队和日本军队,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面前,惊慌失措,归于失败。这似乎是面对西方与东方的根本不同点和距离出现的惊慌失措。……这里存在着堪称为由孙子一直传到毛泽东的中国战略思想的睿智。”转录下这段评价的人,是先为外交官后为学者的日本人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他曾师从基辛格。日本学者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这种从容把握强弱力量对比、转化的无限玄机的思维,是至今仍笃信克劳塞维茨“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的西方军事战略家难以见其项背的。因为发动战争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人民。尽管在那里也曾出现过考虑人民的政治学家和半个战略学家马基亚维里。

    马基雅维里认为:“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君主论》)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作为君主的统治方法和战略构想,孙子和马基雅维里的“人民观”与毛泽东的“人民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带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的色彩。马基雅维里的人民观是基于贵族的不可靠性。他说:“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满足贵族的欲望,但却能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后者却希望压迫。再说,如果人民心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更敏锐,常常能够自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而孙子的人民观则是让人民从各个方面帮着君主打胜仗。为此,港人刘济昆说:“毛泽东从无到有,以弱胜强,逢凶化吉,是‘受命于君'的孙子所不如的。”

    他告诉人民有压迫就有反抗,让他们团结起来做自己的主人。毛泽东的这段话很能体现他的人民观:“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下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那个伊藤宪一在他的《国家与战略》里全文引用了这段话。有时候对手比我们懂得珍惜。在以一盘散沙为特点的国人面前,毛泽东的这段话无疑充满了理想主义。最了不起的是,他把理想变成了现实。在蒋介石的重重挤压下,他带领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毛泽东思想是更全面的理想主义的人民观。因为他的人民观,决定了他在战争中十分珍惜人民的生命。他不会拿战士的生命显摆自己的实力和勇敢,不到最后能够把握全胜的战略决战,他不会追寻战争的波澜壮阔而去主动挑起大兵团作战。譬如,他不赞同百团大战,不以为然平型关大捷,告诫在朝鲜战场的彭德怀,不要因一时的胜利长驱直入而被敌人拦腰截断。……

    毛泽东来自人民,他看不得弱者受欺负,看不得人民受欺负。他希望我们党能防止人们因贫困而犯罪。1965年,毛泽东把《后汉书?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毛泽东很赞同陈寔对待因饥饿到他家偷东西的人的分析:“不善之本,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也。” “梁上君子”的成语出自《陈寔传》。《陈寔传》描述了陈寔鼓励这个请罪的小偷:“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送给他两匹绢。从此这个县再没有发生偷窃之事。《陈寔传》还记载:其他官吏讨厌告状的人,准备限制他们。陈寔说:人们告状的目的是为了求公平,如果禁止了,他们将去那里申诉他们的理由。陈寔所辖确实没有告状之人。为此毛泽东指出:“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在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历史人物的读书笔记中你可以看到,为了教育党的高级干部为人民服务,他可谓谆谆教导苦口婆心,有时甚至婆婆妈妈。

    全国解放,怎样让人民永远当家作主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最主要思考。然而他相信,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支持贫苦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道路,他始终相信联合起来的农民才能真正摆脱贫穷和抵御天灾人祸。他致力于改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当江苏沙洲第一个社队企业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他老人家高兴的拍案而起,继而指出“这就是中国农村的方向。”然而这一切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全体共产党人的努力。但是一些人造反的目的是改朝换代,是“打进开封坐龙亭”,他们成了马基雅维里说的那种贵族。他们不可能具备毛泽东的人民观所需要的宽广无私的胸怀。这就免不了要走弯路。

    尽管毛泽东的人民观一再受到挑战,而且遭受挫折。但是他毕竟胜利过,胜利得让真正的一流对手瞠目结舌,哪怕心服口不服。他的人民观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是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谁要想在中国欺负人民、掠夺人民,谁就要翻过这座“大山”。而毛泽东的人民观一定还会激励和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光辉的未来。毛泽东思想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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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时代 一场真正的思想大解放
    ——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
    作者:穷乡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经历了一个毛泽东时代。这个时期称得上是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迅猛、气势最毫迈、社会主义事业最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
    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分落后、分散的国家实现了空前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并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改天造地的大建设,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具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家。变化之大,为举世少有。无论从社会制度上还是从经济发展上,毛泽东时代都是开创历史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在整个社会发生巨变的同时,更伟大的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带来了一次震撼历史的思想大解放。
    近代以来的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积弱状态,首先在于思想精神体系上的落后、涣散和束缚。长期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封建等级观念、宗法意识、"上尊下卑″以及神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牢固地禁固着人们的头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地文化、崇洋媚外、洋奴意识、民族自卑感等更使中国思想文化处于一种病态之中。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思想,虽然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带来一些进步,但在"三座大山″盘居下并不能推行起来,尤其是对广大工农大众更无产生多少影响。
    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真正变革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实现的,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一种最适合的民族形式,并且日益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毛泽东改造历史,如果说一方面是得助于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得助于最广泛的思想教育。他不仅以军事的威力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而且更以思想上的威力赢得了民心、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面貌发生根本改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反剥削、反压迫、反侵略的道理以及争民主、争独立、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口号宣传教育群众,从而唤起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觉醒,亿万工农群众高举造反大旗,形成从未有过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在广大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下取得的,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如果没有民众的思想大解放、先进思想的武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发展变化之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意识领域也发生了一场新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1、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949年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实质上是体现着一次社会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在几千年的历史上, 从来的观念是“剥削有理”, "富者为荣″、“贵族和富人养活穷人”, “劳心者治人丶劳力者治于人”, 工人农民是最令人瞧不起的"臭苦力”。然而在共产党丶毛泽东领导下,几千年的历史被颠倒过来。向来被达官贵人们称着"穷鬼″、"泥腿子″、"臭苦力″的贫苦的下层百姓真正有了作人的资格。 工人农民不但取得了与知识分子、文化人、干部等"上等人″平等作人的地位,而且还被共产党作为依靠力量,成为国家的主人。 "劳工神圣″, "劳动创造一切″、"劳动者最光荣″等口号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毛泽东的言论中,过去向来被人们瞧不起的贫贱者、小人物都被赋予新的革命的意义:例如:"穷棒子们要翻身″,"鸡毛要上天″,"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高贵者最愚蠢丶卑贱者最聪明″等,大长了被歧视的劳动者的志气。那真是一个令劳动人民精神振奋、扬眉吐气的时代!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文化领域,"工农兵占领阵地″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工农兵″是为社会上最走红的字眼,工农兵的形象是最光辉的形象。党政领导机关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由此而决定取舍。
    不是讲"观念更新、思想解放″吗?古往今来什么样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能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具有真正的意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工农基本群众的地位提高,如果工人农民成为最令人鄙视的阶层,那么还谈得上什么改革和思想解放?
    在建国初,毛泽东还发动了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唯心论批判等,在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孔孟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开展了一场新的斗争。它充分说明,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是坚决的、彻底的,它对于肃清旧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思想文化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实现劳动阶级全面占领阵地,具有重大意义,大大推动了思想解放。

    2、崇尚劳动创造世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在一个"一穷二白″、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有些人主张先实行一段资本主义,走一段剥削路程,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待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物质条件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批判这种观点的同时,毛泽东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只能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其深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必然导至两极分化、重新回到旧中国;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自己特有的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的新路子。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 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 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尤其是经过组织起来、走上集体道路的劳动群众,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雄厚力量。因此, 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 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拜倒在金钱物质面前、"少了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论形成显明区别。
    集体发展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丶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 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 )
    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 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性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侯有了钱再搞。因此, 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丶自力更生丶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证供应″的经验, 以及象“大寨”、“大庆”那样的艰苦创业的典型和“鞍钢宪法”那样的先进管理模式。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治山治水、改造山河的豪迈任务,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初步实现了 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创造了社会主义的雄厚物质基础,谱写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新篇章。

    3、高扬人的精神作用,让思想冲破牢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人在实践中始终起着主导决定作用。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创造性的生物。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人在金钱财富因素的束缚下变得不能自拔,在物的压迫下变成一种畸形发展,正如巴尔札克说:"黄金的枷锁是最沉重的″。与其相反,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无论是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无论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关键都在于把人解放出来。不仅要打破人被人压迫的现象,而且还要打破人被物压迫的现象。在这两个压迫中有一个存在,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人之所以为人,根本的在于其思想、精神方面。因而解放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解放思想、高扬精神的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中,人的精神的作用被提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看成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是第一次。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干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多次论述了思想、革命理论对于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和指导作用,大量阐述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路线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而丰富的贡献。为全党和全民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哲学基础。
    毛泽东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我党在军事、经济和科技工作中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的指导原则,在困难和强敌面前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等,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使人的思想、精神作用提升到历史的最高点。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并转化成一种无坚不摧、移山倒海的强大力量。在战争中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无往而不胜的奇迹,甚至使一切强大敌人闻风丧胆;在建设中创造了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攻难关、建伟业、"当惊世界殊″的无数奇迹、成就,取得了单靠任何金钱物质因素都买不到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时代,是全民大学习的时代。各行各业都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雷锋精神、学习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经验、学习哲学、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习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经验等等,全民性的学习运动一次接一次。毛泽东一贯强调要"让哲学从少数哲学家殿堂里走出来″,直接变成广大群众手中的武器。一系例深刻的哲学理论,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等,都成为老少皆知、人人成诵的话语,成为广大群众普遍掌握的观点和方法。各类报纸、期刊等都成为发表工农兵文章、言论的主要阵地。大批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理论骨干、能人不断出现。

    4、破私立公,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建立之后,在人与人关系和思想道德上只能是集体主义的。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私有观念,是社会主义最深刻的障碍,也是对人性的最牢固的束缚。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过程中,还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不对人的自私自利性进行改造、在灵魂深处破私立公,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更谈不到对人的解放。我们看到,在称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过程中 ,有人却打出"破公立私″的口号,重新发现利己主义的积极性,恢复金钱资本的中心地位,从而把人的最自私自利的本性充分调动起来,这实在是对思想解放的最大亵渎!
    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显著特证,就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一贯把提高人们的素质和境界、改造人的传统观念、积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根本目标,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在这方面不能不承认,它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改革都更加深刻、彻底,具有更高层次和更进步的意义。
    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是全党全民经常学习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的一些做人原则,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成为每个党员、干部和青年自我要求的左右铭、人生努力的目标。而"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表扬好人好事更是所有的党组织、单位定期开展的活动内容。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王杰等成为一代人的学习榜样。
    尽管有些人对上述做法持有各种异议,但却不能无视那个时代共产党在治理社会和教育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
    那是一个在全社会充满关心和帮助,到处是童叟无欺、帮弱扶困、助人为乐的时代;是消灭了旧社会的黄、毒、赌、匪等各种丑恶现象,很少有人违法犯罪,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干部很少贪污腐败、政府机构精简、高效,党风民风令人怀念的时代。
    那是一个没有高薪、奖金、津贴,没有一切物质刺激的时代。人人都以无私奉献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以服从党和国家需要为职责,把加班加点和接受艰苦任务视为正常工作。"先生产、后生活″、"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是各行各业、每个党员职工在对待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是一个砸碎一切精神枷锁,破除各种迷信,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鬼、不怕权威,不怕任何霸权,敢于颠复历史,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是高扬人的精神力量,蔑视金钱资本,以自私自利为耻,坚信"精神变物质″、集体力量能创造奇迹的时代。
    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吗?
    有些人批判、否定毛泽东表现得十分轻率,不过一张嘴之劳;然而我们要问:毛泽东时代的上述成就从古至今谁能做得到?那样的社会面貌、那样的人的素质,何时还能够实现?你不配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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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7 | 显示全部楼层
    解读毛泽东的人民观
    王廷连
    12月26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13周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的日子里,笔者通过通过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与毛泽东同志有关的一些史料、文献、纪念文章,形成了这篇“网友解读毛泽东的人民观”的文章,以示纪念和怀念。
    (一)
    说到毛泽东的人民观, 首先让人想到“人民“二字。“人民”泛指民众,“人民”二字,在毛泽东主席心里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他始终不渝的信仰。
    毛泽东把人民视为“上帝”。在愚公移山这篇光辉著作里,他把人民比作“上帝”,他说,只有感动人民这个“上帝”,才能搬走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
    毛泽东把人民比作“土地”。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
    毛泽东把人民视为“眼睛”。他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要求“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毛泽东把党和人民喻为“鱼水”关系。他说“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 。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我们党离开了群众就不能生存。这种比喻比古代封建帝王的“水可载舟,亦可复舟”的“舟水关系”,更深刻、更贴切。
    “人民”二字,也是毛泽东一生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字眼。他亲手缔造的军队称“人民军队”、他把抗日战争称之为“人民战争”,并相信日本帝国主义必将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题写报名的中央机关报叫“人民日报”,他缔造的共和国叫“人民共和国”,他确定的国家政权制度和政治制度叫“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其它如人民政府、人民公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无不与”人民”二字联在一起,中外历史上曾对无数的帝王、元首喊过万岁,唯有他是第一次喊出“人民万岁”。
    (二)
    阅读毛泽东同志不同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作,你会发现,人民、人民群众、民众等字眼不仅随处可见、论述相当经典,而且,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无不体现着毛泽东人民观的思想精华。
    在毛泽东的战争思想中,他不仅明确提出了“人民战争”、“人民的军队”、“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等概念,而且他最坚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过:“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他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
    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作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因为他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前进的主体,所以,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他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关心群众,解决群众疾苦,并教育全党,不相信和依靠群众,“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在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他说,“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在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中,他强调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想问题、办事情“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如此,他还确定了党的群众路线,主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毛泽东的国家思想中,他的人民政权思想通过宪法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新中国成立后,在其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对于中国来说真是开天辟地的创举,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将人民置于如此之高的地位,这是第一次。
    在毛泽东的德育思想中,早在1939年就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作,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一生,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民观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人民观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浓缩、凝炼和沉淀。
    (三)
    毛泽东的人民观,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而且还体现在他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实践当中。
    为了人民的事业,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卓绝斗争中,他无私奉献,鞠躬尽瘁,为人民贡献了非凡的聪明才智和全部精力,毛泽东贡献了非凡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
    为了人民的事业,他一家6位亲人,包括爱妻杨开慧、爱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为了人民的事业,建国后,在抗美援朝中,他率先垂范,将爱子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后来,当他知道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他在吃惊之余缓缓地说道,“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为了人民的事业, 他克己奉公,爱留人间。他从不主张让子女当官、为子女存款,也没有一个亲属受到特殊照顾。1937年11月,他在延安复信文运昌,“并无薪水,不宜来此”。1949年刚进京,便收到开智希望在北京安排工作的信。10月9日,您回信“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你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 同年10月,向立三来信希望为他的另一位亲戚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他让岸英代您写信:“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为了人民的事业,他一生生活艰朴,可称“布衣领袖”。无论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还是经济发生好转的日子里,毛泽东都始终保持着生活简朴,他穿的衣服、鞋、袜,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以身作则,不搞特殊。据管家吴连登介绍,在主席家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6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工作人员补,补的针脚就大一些,工作人员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送主席到八宝山时,打开主席的衣服,吴连登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
    纵观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终生奋斗的一生。
    (四)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不应该着重个人的责任,而应该着重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原因,吸取错误的教训,明确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为我们党确立的研究历史经验应取的态度。”至于错误的责任,邓小平一直强调,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中央有责任,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有错误。“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中国的历史离不开毛泽东、世界的历史也离不开毛泽东,不管后来者怎样评价毛泽东,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巨人,他是一个不朽的历史传奇。
    今天,解读毛泽东的人民观,是为了纪念和缅怀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所做出丰功伟绩,学习和发扬毛泽东的人民观。
    其一,今天,解读毛泽东的人民观,就是要更好地纪念和缅怀毛泽东,缅怀他的丰功伟绩,铬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缔造者。自觉同那些污蔑、抵毁、否定、扭曲、反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言论作积极的斗争,维护和捍卫毛泽东的人民观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性。
    其二,今天,解读毛泽东的人民观,就是要学习和发扬毛泽东的人民观。毛泽东的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对于执政党来说,就要把充分体现毛泽东人民观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光大,像毛泽东那样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动员人民、武装人民、为了人民,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前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推进全面小康社会、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人民的和谐幸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的和谐稳定,为全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并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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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毛泽东要训练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能力
    听光
    说起言论自由,很多人都不会反对,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更是显得热心的很。但是否有人想过,言论自由也是有一个能力问题的。

    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宪法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怎么指望缺乏文化的民众拿起笔来给报刊写文章,表达他们的思想呢?倘若光凭嘴巴说的话,不仅传播的范围有限,而且说的内容也将主要局限于狭隘的经验范围。宪法赋予了人民民主的权利,但还要不断地教育训练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

    显然,在大多数民众尚且处于缺乏文化知识的背景下,即使把一切言论自由都开放了的话,结果也仅仅只能是少数文化精英们的言论自由,而实际上民众是无法很好地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的。而在当时,这许多文人精英又都满脑子充斥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倘若任由这些人乱说乱动的话,广大民众除了听这些人胡言乱语外,还能得到什么呢?显然,这也是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所以,毛泽东时代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扫盲,普及文化知识。有了基础的文化知识,就具备了进一步学习提高的能力,也可以继续自学了。

    但这还不够,还要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改变过去的那种精英教学模式,不能让年轻的学子们继续遭受一些旧文化意识的毒害,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教育指导思想,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教育为人民服务。

    但这些还都是基础的工作,要把文化知识转化为能力还有一定的过程,比如说言论自由能力,不是仅仅有一些文化知识就够了的,要发挥言论自由的作用,是需要进行能力训练的,如语文能力,修辞呀,语法呀,逻辑呀等等。这些能力不提高的话,广大民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提高的话,那就还无法成为文人精英们的对手。比如在文革中的写大字报这样的批判运动中,很多大字报写的就很空洞。如鼓励农民写诗之类的文化活动中,也表现出大多数人驾驭语文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毛泽东时代毕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不仅普及文化知识,而且还改革教育制度,并鼓励提供民众训练言论自由搏击的能力。如提供机会鼓励民众对精英们展开批判,不仅训练民众的批判能力,重要的是还训练了人民的批判精神,破除了过去那种对精英的迷信思想意识。破除精英迷信,对提升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头,不能指望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毛泽东时代就能够把民众的言论自由能力提高到很高的水平。但毕竟开头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毛泽东时代开辟的言论自由训练的道路上,人民开始成长,并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得到提高,这个趋势是无法阻止的了。尤其是在网络诞生后,文人精英们把持话语权的地位就更加不得不动摇了,而民众的言论自由机会也增多了,言论自由能力也不可阻止地继续提高了。

    搞民主建设,提高民众的言论自由能力是关键的一个环节,否则民众大多数时候只能成为被文人精英们忽悠的对象,所谓的民主也只能成为精英们权势的门面装点,而落不到人民作主的实处。民主不是靠谁来恩赐的,而是要靠人民自己凭能力来争取的,而毛泽东时代就是为训练人民的民主能力做了奠基性的启蒙性的工作。

    由此人们不难得出结论,毛泽东才是真正不断地扎扎实实地推进人民民主工作的革命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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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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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19:5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活着的使命:
    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
    溪水吟
    毛泽东活着就是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使命

    2006年12月26日,新华网发表了来源于红网的《湖南韶山万人同唱东方红纪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报道,其中有下述的文字:
    “12月25日,来自全国的近万人在韶山毛泽东同志铜像广场观看‘公共大戏台唱响韶山'演出(刘晓波 摄)
    12月25日,近万人在韶山毛泽东同志铜像广场上的“公共大戏台唱响韶山”活动中齐唱东方红(李坚 摄)
    毛泽东诞辰于1893年,逝世于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几乎天翻地覆。
    毛泽东活着就是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使命……
    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
    毛泽东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
    总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总有一种怀念历经风雨日臻醇厚……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13周年纪念日。主席故乡韶山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用这些文字来描述毛泽东,是完全真实的,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夸张。尤其是其中的:“毛泽东诞辰于1893年,逝世于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几乎天翻地覆。”,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一生的功绩;“毛泽东活着就是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使命……”则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毛泽东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则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杰出的才华; “总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总有一种怀念历经风雨日臻醇厚…… ”则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给人民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和人民对毛泽东的永久怀念。

    其实,毛泽东的巨大贡献还不仅仅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更重要地是对人类的,对全世界和世界人民的。上述文字对毛泽东功绩的描述远未尽净,所以说一点也不夸张。

    毛泽东的最伟大贡献在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管理等各个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造性地付诸于具体而又深刻的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为人类如何摆脱剥削和压迫制度,实现自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专制制度以来,一切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家们所明确提出的人人平等,实现人的普遍幸福的人类理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独特的策略和技术。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不说号称八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在觉悟了的只有一百万的人民军队面前只能大败而逃,就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只能在赤脚、布鞋的一群志愿军面前缴械投降。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世界上最弱的小国也不再畏惧妄自称霸的大国,尽管千里之外飞来的炸弹可以准确地击毁深藏地下百丈的掩体,但击到不了哪些受到了毛泽东思想启发的人民的意志和精神!毛泽东告诉人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

    毛泽东为未来指引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奠定了灿烂的思想和文化。他用具体而又深刻的实践,告诉人民如何去建设一个国家无分强弱、肤色无分黑白、民族无分大小平等相处,和谐友好的社会;一个不需许多官僚、许多警察、许多法庭、许多监狱就能维护好社会秩序的社会;一个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日益弱化,劳动对资本的统治日益成为现实的社会;一个学生可以自由发展,数学、物理、化学、文学、音乐、美术随你爱好,不必为所谓爱好不当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人上一点的工作而发愁,下课之后就玩玩、跳跳、闹闹、打打,不必为各种必须硬着头皮学许多无用的知识,而又无奈不能不应付的各种考试所累的社会;一个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只是社会职责分工不同,彼此平等、互相管理、互相监督、互相敬重、喜怒同喧的社会;一个成长在布满繁华街道的城市人为了建设的需要,一声号召打起背包就会奔赴千里之外的还结着羊肠小道的乡间的社会;一个高雅的文化人乐于奔走在大地为劳动者歌唱,而不再只躲在小楼里自吟自泣的社会;一个不需几个铜板,主要靠人们的热情就可以组织起来攻克一道道科研难关,建起一家家工厂,筑起一座座水坝,修起一条条道路,开出一片片良田的社会;一个阳光灿烂,人民意气风发,劳动者自豪地歌唱,邪魅和妖魔只能遁迹消形的社会。

    这些难道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化?难道不就是列宁《国家与革命》论述的实践验证?

    这也许对于那些由于抱着私有观念不放,因而难以摆脱来源于剥削阶级社会的、带着剥削阶级思想烙印的、颠倒地观察世界所产生的所谓人治、法治和一切五花八门的思想影响,怎么也走不出柏拉图所言的思维“洞穴”的人们无法想象和理解,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脚步,以及那些来自历史深处、来自广阔原野的呐喊,却实实在在地印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深刻和伟大。

    政治总是利益的冲突与平衡,无论他是最圆滑的政客还是最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好评,即使一个不惜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只为小集团利益奋斗的政客,在哪个得利的小集团内也未必不会得到很好的评价。关键是无论好评还是坏评,先要看评论者站在什么立场、观念和角度,评论者自身的立场、观念和角度,才是考察一个评论者评论是否中肯合理、具有一定高度的首要因素。对于一些人来说,你可以指责毛泽东一千遍,谩骂一万遍,也许他为了把你带向美好的天堂,不经意惊扰了你美好的睡梦;也许他带领大众前进的脚步迈得太急,撞痛了你的腿脚或胸膛;也许他唤起的时代风雨,给你留下了许多的悲伤。何况毛泽东也早就说过,“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也是毛泽东的政治品格。但作为评论者来说,如果是真理的热爱者,人类美好的向往者和追寻者,又何妨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处,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姿态、明亮的目光回眸以往,投射未来,对毛泽东予以重新的审视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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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是“一国两制”
    方案的最早的真正设计者
    作者:求真文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990-881页的记载,针对炮击金门等有关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

    毛泽东告诉他们:“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①(①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

    毛泽东这次谈话,是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的重要补充。后来被周恩来概括成为“一纲四目”,于一九六三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引者注)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②(②见张治中给陈诚的信,196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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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20:0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当年一“阳谋”,右派至今难解“套”
    春天的惊雷
    小时候,父母常给我讲三国、水浒等,有一则叫“死诸葛治死活司马”的,让我有很深的印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十分佩服诸葛亮的才能和智慧的。记得我曾对父母发问:诸葛亮怎么会有这么高明的计谋?我父母的回答是:“人心好(在我父母的认识上,刘备、诸葛亮是汉室正宗,是爱民的好人),就勤奋,勤奋就有知识;好心,加上知识多了,就智慧超人……”

    父母的这些回答,在我发问的那个年龄上,其实是听不懂的,但我记在心里。后来,渐渐就领悟了,知道父母是在说,一个人私心少、或无私心,是很有力量的。历史,在善良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朴素地”贯彻“正义无敌”“邪不胜正”的道理的。

    我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耳闻目睹毛泽东的言行,也看到了毛泽东去世后少数人反对毛泽东的各种作为,如今,又面对着群众起来捍卫毛泽东及其伟大思想的壮举,这就让我想起“死诸葛治死活司马”的故事,——想到毛泽东一生中,尤其是晚年“反右、反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阳谋”伟略。

    这就要先说到毛泽东说秦始皇。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秦始皇既是中国的“始皇帝”,也是最“差劲”的皇帝。可是,毛泽东偏偏不信某些知识分子的“这个邪”。他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承认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自比秦始皇。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的说法,曾有过多次。上世纪七年代,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回答了客人的“你是不是秦始皇的后代”的提问,他说“当然是”。除此,毛泽东还说过,我们“镇反”,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厉害得多!毛泽东说:秦始皇坑了460个儒,我们反右时坑了×万个儒,是秦始皇的 100倍。

    很明显,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是从新型的国家政权对极端的反对派镇压的职能上比喻的。 毛泽东是多么的伟大磊落。他无需象某些知识分子那样,把严峻的阶级斗争,描绘得“含情脉脉”,去欺骗麻痹人民。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残酷的“你死我活”。对顺应历史发展的“力量”来说;对今天的人民来说,之所以要对敌人表现某种“残酷”,完全是由历史剥削阶级、历史反动派的残酷决定的。因为,历史反动派对进步要求、进步发展和进步阶级,是从来不手软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要革命、要前进,尤其是在革命夺权斗争中和人民掌权后的一个叫“初期”的阶段内,人民是必须把一些反动派送上“封神台”的!也许,未来,随着阶级的逐步消灭,革命会逐步减少血腥。

    毛泽东即由此,去认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斗争。他看到,作为封建制度的巩固,作为社会统一的进步,秦始皇是站在历史大势的潮峰上的,合乎历史潮流。这个有巨大历史作用的统一斗争,不可能没有戮杀,故而也不可能不留下一批批心怀仇恨的人们的。通过秦始皇的划时代革命的遭遇,毛泽东也自然认识到今天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困难。

    深熟于历史的毛泽东还看到,因秦始皇早逝,二世软弱,在终至政权易主后,反封建(当时封建是一种伟大的进步)的“保奴隶主”的人们,前六国的遗老遗少们(这支队伍极其庞大),开始疯狂清算秦始皇…… 一桩桩丑闻,一个个劣迹,一项项罪恶……,诉之不完,书之不尽。这样,历史为秦始皇留下的,除了他自已拼搏来的——文人们无法抹杀的——“国家统一”“同文同轨……”等历史进步外,全是罪恶!因此,毛泽东后来多次表达这样的意思:秦始皇的历史是后来的反对者编写的…… 毛泽东还注意到:一个不可无视的历史事实是,当时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参与度极小,又几乎都是文盲。

    毛泽东是辩证大师,他不但精熟这些历史,还能解读历史现象中的“扑朔迷离”。他由历史文人霸夺垄断对“秦始皇的说明解释权”(实际上,刚才讲了:秦始皇的好多“劣迹”,是他们添油加醋和编造的),油生一个伟大的战略创造,一个惊世性“阳谋”:让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以便人民在日后有权解说历史(或不让右派涂改历史)。

    ——并且,毛泽东是幸运的,因为,历史发展到大生产时代,人民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登攀向主人宝座。况且,今天的伟大革命,也向每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家,提出这一“发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解释历史”的任务。

    请看毛泽东吧。如果说,毛泽东早期的“农民运动‘好得很'”,及后来的——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军事战争,具有较多的夺权意义;那么,后来的“西柏坡对策”,及晚年的,——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让人民参与诸如反右、大跃进、社教和文革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是军事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斗争,则明显具有“让人民操控一切”的意义。

    这是一个天大的“阳谋”,旷世的奇略。一方面,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巩固政权,政治民主的发展等,需要这样。毛泽东掌握这一历史脉络,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对毛泽东自已来说,他搞了一个比秦始皇伟大千百倍的革命,在其开创阶段,会有失误,另外,反对者也一定很多。为了不让“某些人掌控解释权”,他必须发动群众,参与——并由此而了解——他和人民自已的一切。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在毛泽东自己发动下,无产阶级一切的革命主张,社会主义改造,一切政治方略,连同毛泽东本人的全部思想,借助于群众运动,象倾盆大雨般地浇洒在——不仅仅是中国这块大地,甚至泽润其它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毛泽东的“所有”,尽数“阳光化”了。同时,这一“阳谋”在于,这一次次政治施展,也让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右派,尽入“套”中。

    现在的50岁以上的人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以下这些言行。那时,一些右派们一次又一次地表态:我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从不主张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不主张三自一包,我反对私有制,我拥护人民公社……我拥护……我拥护……还有,他们还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赌咒:我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家,我忠于社会主义,我更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从不反对毛主席……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的“阳谋”下的一系列举措面前,右派们尽现愚蠢和尴尬。这些右派们要是代表人民、代表正义,——就是说,当时,要是真因代表人民——而显得有点骨血,他们就应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决不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应有胆有识而又平和坚韧地批评共产党人的“这样”“那样”……所谓缺错。

    然而,这些人不代表人民,没有正义,故而也没有力量。他们只得假假地忏悔、佯说要重新做人。如此,右派们在毛泽东在世时,对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的表态,即被永远地作为历史的“存照”,裸呈于天下。

    毛泽东的“阳谋”实现了。一方面是共产党人、毛泽东的的伟大理论和实践,——还有其高风亮节,传布于社会的每一角落,另一方面就是深入广大的民众性的政治参与和“高知明度”,另一方面是历史右派们的“历史表态”,如上所说,——这一切,就等于逼右派进入了毛泽东的——也是人民的——“阳谋”之套中。

    在今天的现实中,毛泽东政治“阳谋”历史性实现的表现多多,其一表现为,使右派们的资本主义至今不敢大张旗鼓地亮出“名号”来,加上他们在历史上已承认过错误,——如今得象“小偷回避被人捉手的地方”一样,不敢直面历史,只能搞一个又一个的“弯弯绕”,而当这些“弯弯绕”的每一露真,都遭至党和人民的政治挞伐。再一个——大家已看到的标志——是:今天,不管大事小事,人民都要用自己掌握的真正的“事”和“理”,七嘴八舌一番,这就使得右派们对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一切“抹黑”,成为枉费心机,甚至只能使“抹黑者”自受已辱。


    ——当然,还有更多,历史会逐步演进,人民得慢慢回味的。不过,仅就以上这些,对已故去的毛泽东来说,——他的力量还在“致命地打击着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已是确似“死诸葛治死活司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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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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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8 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纪念毛泽东思想:重谈阶级斗争问题

    关于阶级斗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他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重要性的一些观点,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口号。例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等。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其实就是这种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具体化和实践化。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正确与否,党中央有关决议对此已有结论,我这里就不再多说。我仅仅是谈谈个人对阶级斗争问题的一点看法。
    我党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政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集中全力搞好经济建设。我认为这是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是明智的选择。但我党过去历史证明,凡是反右反得过分时,就容易变成极左;凡是反左反得过头时,就容易出现右倾。现在我们反对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策,是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不是完全否认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既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现在有些人是走到了极端,连阶级斗争现象究竟存在不存在也不敢正视了,连阶级斗争这句话提都不提了,更不用说抓一抓了。似乎阶级斗争这个客观社会现象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真的到了大同社会了。其实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且不说当今我国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单单是看国际上,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以来至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复不断的武装干涉侵略、经济封锁制裁、意识形态的颠覆和施行和平演变等,其手段无所不用之极。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是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吗?如果谁不看到这点,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政治白痴!其实,自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至今,资产阶级有哪一天不诋毁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呢?有哪一天不干涉无产阶级运动呢?有哪一天不攻击社会主义理念和制度呢?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对从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分裂出来的乌克兰等所谓不够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所谓“颜色革命”,有谁敢保证他们不对中国等目前世界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阴谋实施“颜色革命”呢?一旦朝鲜被搞垮台了,下一个目标是谁?这不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吗?如果不是五年前发生“九?一 一”事件,这几年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麻烦事会更多。因为美国为了反恐,也要搞统一战线,不能不拉拢一下中国。一旦他的反恐大局已定,无须利用中国了,他就很可能又会给什么“颜色”中国看了。所以,在对手暗地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我们放弃阶级斗争,放松警惕,是很一种很危险的行为。
    有人可能会质问:现在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是不是又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抓阶级斗争上来呢?非也。本茶客意思是,在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适当处理好搞经济与讲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对外交往上,不能在一些西方国家反华反共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严峻形势下,完全放弃斗争的准备。不然的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要为此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历史证明: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不容易,政权垮了再想恢复起来更不容易。对当今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今日俄罗斯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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