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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孙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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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婚事纪实
    孟红
    毛泽东身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却从不摆官架子,同百姓有一种与生俱来、割舍不断的水乳深情,无论是在战火纷繁的革命岁月,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年代,毛泽东总会把身边工作人员的冷暖、家事挂在心上。他从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搞特殊化,可是,对于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尤其是个人婚姻大事,他总是及时提出忠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给予帮助,有时甚至还亲自出面帮助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体现出慈祥可亲、平易近人、爱兵如子的精神风范。在1986年毛泽东逝世I10周年座谈会上,杨尚昆听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后,感慨而言:“主席真是大好人呐,连你们恋爱都管了,还给你们出主意。”“主席是非常热心、非常有感情的人。”
    “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保证让他回去”
    高富有是1937年5月从红一方面军特务团调任毛泽东警卫班的班长的。1940年冬,高富有的父亲再次从山西老家来到延安杨家岭,倔犟地要逼儿子回去完婚。早在一年前,他就曾专程来延安催儿子回家结婚,但因战事正紧,高富有想办法把父亲打发了回去。
    某个星期天,高富有陪父亲去逛延安新市场。他想借机做做思想工作,让父亲散散心,消消气,早些回去。在回杨家岭的路上,刚走到延安城北门外时,从后面开来一辆美式吉普车。父亲忙着让路之际,车子却嘎然停在他面前。只见警卫员招手示意他上车。
    他见车上坐着毛主席,便执意不肯上车。这时,坐在后排座上的毛泽东打开车门,探出头来。
    毛泽东温和地问:“这位是你什么人啊?”
    “是我父亲。”
    毛泽东十分亲热地邀请说:“太好了,上车,一块儿上车……”
    “不行,不行,那怎么能行。”高富有竭力推辞。谁知毛泽东竟然下了车,不容他再作解释,便把他和父亲让上了车。
    在车上,毛泽东与高富有的父亲随意地聊起来。毛泽东询问了高富有老家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还说到他东征时去过那里,印象很深,也熟悉很多情况。二人谈得很是投机。高富有的父亲也不拘束,坦言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叫儿子回去结婚。
    毛泽东笑着点头:“那就回去吧。”
    高富有急了:“那里还是敌占区,怎么回去?再说,这儿工作要紧呀!”
    高富有的父亲一听就生气了,也不顾毛泽东在场,赌气地说:“上了你一回当,不能再上第二回了,这一次你不跟我回去,我就住在你们这里不走了……”
    高富有顿觉很失礼,可是看见毛泽东仍然不厌其烦地听着父亲的诉苦,而且有时还提出些问题,或插两句话。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高富有的父亲对毛泽东说:“儿子的未婚妻拴秀已21岁,是村里的老姑娘了,人家专心一意等着他,有情有意,不能叫她再受委屈了。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也殃及拴秀全家,保长三天两头登门找茬:“你为什么老不嫁人?你不出嫁就说明你还在等红军’,就把拴秀家当‘通匪’户看待,让多摊派粮款、多出公差、多交军鞋。每逢这时,拴秀就气得直哭,她妈也陪着落泪,好端端一个人家,日子过不下去了。你们闹革命,抗战打日本,我都赞成,可是不能让人家再等了……”
    毛泽东听到这里,拍着高富有父亲的膝盖,安慰老人说:“你先回去,他随后回……”
    这回我可不能再上当了。”
    毛泽东想了想又说:“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保证让他回去……”?毛泽东的口气十分认真,毫不含糊。
    高富有顾虑重重地再次声明说:“主席,我的家乡是敌占区啊,那怎么回去?就因为我是红军,我父亲还被抓去坐了监狱,找人说合才保释出来,我若回去,那还得了?”
    毛泽东笑一笑,以商量的口吻说:“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还有什么法子。”
    说话间,已到杨家岭。在和毛泽东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虽然不会讲客气话,却仍然情不自禁地拉着毛泽东的手,不住地说:“你真好,你真好!”过后没几天,高富有的父亲高高兴兴先回去了。显然,毛泽东想出了妥帖的办法。
    随后,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关怀下,红军党组织安排高富有带着组织开的介绍信,来到陕北清涧县紧靠黄河边的社裕里村。它的对岸正是高富有的老家石楼县。这个社裕里村住着359旅一个连。腊月十八日夜里,高富有的父母及两个姑父和未婚妻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坐着两个羊皮筏子渡过黄河,也来到社裕里村。
    社裕里村的房东早早做了准备,一孔贴着红喜字的窑洞,明亮暖和,透着喜气。洞房里,拴秀问高富有:“这次你咋有空的?”高富有满怀感慨地回答:“要不是爹发倔脾气,毛主席又说了话,我们哪里会有今天呢?”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恋爱,我是赞成的”
    从1947年到1962年,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服务了15年之久。两人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1947年10月底,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杨家沟。村口的路边有不少石碑,其中一座碑上是篆字刻文。李讷的保姆、高小毕业的韩桂馨也看不懂。大家就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抑扬顿挫地念了几句,介绍说碑主是一个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的人,随后又打趣韩桂馨,说如果她生在那个年代,也要给她立个石碑呢。
    在众人的一阵哄笑逗乐中,毛泽东瞅个空子,话锋一转悄声问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李银桥觉得他和小韩相识不久,彼此只是有好感,并没想到别的,因此,不假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不想毛泽东望着他,笑得很神秘,颇有深意地说:“那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嘛。”
    李银桥心头涌起阵阵热浪,低下头没有言声。
    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呢起来,像父亲同孩子说悄悄话一样继续鼓励说:“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呀。”
    1948年,党中央迁到河北省西柏坡村。毛泽东依旧坚持艰苦朴素的习惯,衣服不到补得不能再补时都不许换新的。他的毛衣毛裤穿太久了,多处烂出大窟窿,还有多处脱线,韩桂馨与李银桥伺机去说服毛泽东买新毛线织件新的。
    毛泽东和蔼地说:“小韩阿姨,你把李讷照看好了,又为我缝缝补补,已经帮了我的大忙,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补一下,能穿就行了。”
    再说也没用,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买新毛线。李银桥便暗示韩桂馨该走了。毛泽东却忽然叫住二人,微笑着瞄几眼李银桥,问李银桥今年多大了,李银桥回答说21岁。毛泽东又笑对韩桂馨说:“我记得你应该是19岁了,对不对啊?”她还没反应过来毛泽东话里的含义,只是惊讶毛泽东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一笑:‘那很好嘛,你们应该互相多帮助。”
    翌日散步时,毛泽东拉家常似地问李银桥和小韩谈得怎么样了。李银桥不好意思开口,一个劲地傻笑。
    毛泽东怜爱地一半是批评一半是鼓励,说:“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恋爱,我是赞成的。”又略带调侃地鼓励李银桥说:“不要靠媒人,毛泽东的卫士要自力更生。”
    李银桥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心里十分感激。可是到了实际中,除了谈工作,总也不好意思谈感情的事。
    终于他得到了一次“突破”的机会。毛泽东为他指点了迷津。
    家里写来一封信,说要给李银桥介绍对象。他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问:“你说怎么办?”
    李银桥低头说不出话。
    毛泽东哈哈大笑:“银桥啊,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正好有借口要她帮你写回信嘛!”
    李银桥心里豁然开朗了。他想:毛主席不但善于办大事,就是谈恋爱也比我有办法啊。他能将一团乱麻的事情一把抓出关键来。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他找到韩桂馨,小心观察她看信的神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吧……”韩桂馨越说越气短,脸孔也越红。
    李银桥的胆子大起来,盯紧她问:“你替我写封回信吧,你文化程度比我高。主席说互相帮助,是吧?”
    韩桂馨低着头,吱唔着说:“你可真聪明,可也真够傻的。那么多人追求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可你……”
    李银桥长长地舒了口气,笑着说:“要不然我还要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办法,是他让我请你写回信的。
    回到毛泽东身边,李银桥把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听完特别高兴,把他的手一拉,说:“走,银桥,散步去!”
    两人手拉着手走出门外。毛泽东说:“谈下去,银桥,要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老乡,要说缘分,这就是缘分。
    1948年亚二月,李、韩二人申请结婚的报告批复下来。限于战争尚未结束,结婚时没有举行婚礼仪式。1949年3月党中央机关进驻北京以后,一次,毛泽东忙中抽空,喊来李银桥说:“过去受条件的限制,你和小韩的结婚仪式一直未办,现在条件好些了,你们选个日子,把结婚仪式补办一下吧。
    李银桥连忙推辞说:“大家都在准备建国的大事,太忙了,仪式就算了吧。
    然而毛泽东坚持要补办,一定要意思意思。二人拗不过毛泽东的一片好意,商定了五四青年节的日子。毛泽东点头赞同:“好,这个日子选得很有意义。”
    事后,李银桥和韩桂馨特意将喜糖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格外高兴,他看到亲自说合的这桩婚事开花结果了,心里藏着的幸福感、成就感分明地洋溢在脸上。
    “今天是星期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1956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登上专列后,火车便缓缓驶动。他环顾一下身边工作人员,极富幽默感地关切问道:“今天是星期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毛泽东的目光从大家脸上那么一掠,所过之处大家都含羞带怯,微笑摇头。当目光移到专列服务员姚淑贤身上时,小姚脱口冒出两句:“有。我有。”
    “跟什么人有约会?”?毛泽东嘴角含笑问道。
    “跟男朋友。”她现出一些腼腆,声音低了下来。
    “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毛泽东望望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又望望小姚,皱起眉头,像慈父一样地问:“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话既然说了,就只好说完。小姚喃喃地说:“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见,……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你把你不能去的原因通知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可怎么办?”毛泽东停顿了一下,“你就连个电话也没给他打?”
    “我只要接受了任务,就不能对外人说了。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嗯——”毛泽东摇摇头,轻轻地叹息:“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小姚心里后悔不该把这事说出来,让主席为她操心。
    “小姚,你等等。”这天晚上当小姚将削好的铅笔送到毛泽东那里时,他目光一闪,忽然说:“有个东西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颇为自信地说:“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说着,他便伏案书写。他一边写,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这是一首古诗:“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躇”。
    “给,拿回去给他看。”毛泽东将写着诗的纸递给小姚。
    接过诗,读两遍,小姚朦朦胧胧地明白一点大致的意思,脸上不由得浮起一片红晕。她小声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示意一下,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小姚笑了,她把那张纸小心翼翼地打个对折,揣到兜里,回到乘务室,藏到一本书里。
    回京后,小姚把毛泽东手书的诗交给男朋友看,又讲了失约的经过,男朋友听完,非常理解地点点头。
    姚淑贤结婚后,爱人在石家庄医学院上学。暑期,中央要在北戴河开会;寒假时,中央又到南方开会。小夫妻难得团聚。
    有一次,毛泽东去河北参观人民公社。专列快到石家庄时,毛泽东把小姚叫来,他说:“你们很忙,夫妻团聚不了。这次是个机会,回去看看爱人,团聚一下吧。
    “没事,我们机会很多,我还有工作……”
    “机会不多啊。我心里有数,你们快半年没团聚了。年轻夫妻,要聚一聚。不然,我心里不安。”
    一阵阵热流在小姚心里涌动: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关心得这么细啊!这种体贴入微的关怀是谁都会受感动的。
    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现在,姚淑贤夫妻一直把毛泽东录写的诗珍藏在身边。她满怀深情地说:“它记录了我们那时的爱情生活,记录了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
    封耀松已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在中南海跳舞时,他认识了战友文工团的一位漂亮女演员,便与她谈起恋爱。
    毛泽东的卫士,这身份听起来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至少是令人羡慕的。实际上,他们并不享受什么特殊的待遇。当时,他们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四十元钱,日夜工作,自由活动的时间极少。恋爱谈了一段时间后,女演员感觉不合适,便提出来分手了。这下搞得封耀松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轻轻拍着封耀松的头,安慰说;“老婆不是花瓶,不是为了摆着看。讨老婆不能光挑长相,还是找温柔贤惠的好。自己进步,又能支持丈夫进步,那多好啊?家里和和睦睦,出去干工作也有劲。你说呢?”
    封耀松惭愧地低下头。
    “当然,挺精神的小伙子么,硬塞给你个麻子当老婆,也是不行的。”毛泽东说着笑了,“总要自己看着舒服才好。而且,彼此都要看着舒服。”
    小封“扑哧”一声笑了。毛泽东也笑得挺开心。
    收住笑,毛泽东换一种严肃的口气认真地说:“但是,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要不然的话……”毛泽东稍稍停顿一下,眼神变得有些黯淡下去,叹了一声,“唉,要不然是要背政治包袱的。”据说,毛泽东曾对卫士长说过,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
    后来,毛泽东到安徽省合肥视察,在省委组织的舞会上,封耀松又认识了一位安徽省话剧团的女演员。
    毛泽东听说他又谈上一个,工作之余找个机会及时关心地询问:“小封,你是不是速胜论呀?”
    小封不做声,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漂亮姑娘的舞姿。
    “这个人好不好呀?她的情况你全了解吗?毛泽东把身体往后仰,靠在沙发上,语重心长地说,“不要一时头脑发热,要多了解了解。”
    隔了一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到毛泽东下榻处看望毛泽东。刚刚谈了几句话,毛泽东突然说:“我们小封跳舞,认识你们这里话剧团一个演员小x,这个人怎么样啊?”
    曾希圣夫妇互相问询,他们都不了解。
    “你看我们小封,又年轻又机灵,小伙子不错吧?”毛泽东笑着问。
    “主席身边的人,那还用说吗?”曾希圣夫妇笑着连连点头。
    “怎么样,帮个忙吧?你们本乡本土的,帮助了解了解。”
    “行。这事交给我们好了。”
    省委书记要了解一个演员的情况当然易如反掌,当天晚上,便向毛泽东汇报:“不太合适。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着封耀松,“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相年轻。”
    “还没讲完呢。她已经生过小孩,是离过婚的……”
    “怎么样?小封。”毛泽东又望着小封,“给你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小封很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毛泽东笑了:“关系还没确定,还是自愿为原则。”他又转向曾希圣夫妇说:“我身边的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演员了。”
    曾希圣夫妇一离开,毛泽东就疼爱地用手指头捅了小封一下,说:“懂了吧?失败主义不行,速胜论也不行,看来还得搞点持久战。”
    当然,有毛泽东出面帮忙,小封并没有落到打持久战的地步。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到毛泽东住处看望,谈话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夫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你那边老表很多,帮忙找一个吧!”
    “行啊。你们小伙子一个个都长得那么精神,就怕他们看不上。”
    “小封,找个江西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转脸问。
    没容封耀松张口,叶子龙和李银桥就在一旁抢着帮腔了:“好啊,江西老表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想了片刻,忽然眼睛一亮:“你们187号楼的小郑好不好?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满意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于是,封耀松和郑义修谈上了。庐山会议后来开得紧张激烈,这一对有情人悄悄谈得甜甜蜜蜜,过得轻松愉快。
    1961年春夏之交,北戴河会议期间,小封和小郑结婚了。第二天傍晚,小夫妻便专意去看望毛泽东,感谢毛泽东热心搭桥牵线之恩。小郑剥一块水果糖送过去:“主席,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
    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乐呵呵地说:“好啊,甜甜蜜蜜。”接着,情真意切地嘱咐他们:“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爱护,和和睦睦,白头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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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0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饲马员
    毛泽东从走出韶山,为了革命和工作,曾有很多人在他身边。这些人通常都有一些关于毛泽东的感人故事。这里,讲的是毛泽东同饲马员候登科之间的深厚感情。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人民领袖的伟大情怀。

    侯登科是毛泽东的饲马员,他从长征时就为毛泽东喂马。

    到延安后,丢泽东有了汽车,已不需要再骑马了。但毛泽东却对老侯说:“老侯,你喂的那匹马,在长征中为我们帮了大忙,这功劳要给你记上。”

    毛泽东要乘汽车前往西柏坡,临行前,又特意去看侯登科,见面就说:“老侯,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你要和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我的这匹老青马走吧。机关可能老弱病号多,你也是老人,又有病,你就骑老青马吧。你同你的领导说,就说是我的建议。”

    后来,听说毛泽东特批让老侯骑他心爱的老青马,老侯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临别前,他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

    1948年,由于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年近六旬的老侯在西柏坡病故了。

    因当时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期,毛泽东日夜筹划指挥各个战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工作,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等毛泽东工作不太忙时候,再向他报告老侯去世的消息。

    后来,当毛泽东得知老侯去世的消息时,老候已病故多时了,他生气地问:“老侯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他病故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呢?”

    “因为你当时太忙,怕干扰你的工作,领导上说等你不忙了,再向你报告。”卫士长赶紧解释说。

    “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说,“老侯可是个好同志呀!他是河南人,他从参加革命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家中有老有小,为了革命,他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告诉他的家中没有?要通知地方政府,给以优待,他家中如有困难,要给予帮助。”

    毛泽东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了。走了一段路以后,他又对卫士长说:“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一辈子饲马员。但他从来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

    由此,人们会看到,并可联想到:仅此,一个个不知名的战士,一个个普普通通的老乡,一个个平常的警卫员,一名老年饲马员……所有的一切的,毛泽东能知道的革命队伍的人,他们的冷暖疾苦,都牵动着毛泽东的心,毛泽东对他们都视若亲人。“学习张思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同志,不要倒下。”“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这些动情的语言,温暖了多少人的心,激励着多少人奋勇前进!

    共产党人当年经万难而不萎,面强敌而不败,其中原因,──在这里,也是能窥豹一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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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王震佩服毛泽东
    孙兴盛
    王震将军一辈子跟随毛泽东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毛主席和王震将军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非同一般。

    王震心生佩服

    早在长沙火车站当工友时,王震就听说过毛润之的名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25年8月,领导派王震到长沙北站接毛润之。初见毛润之,王震才知道,润之原来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先生。一路上润之纵谈天下大事,和工友交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王震打心眼里佩服。后来在瑞金见到毛主席谈起这段往事时,主席又惊又喜:“哦,那次送我的王正林是你呀!”不由得更加亲近起来。
    第二次见面是1930年9月,中央红军放弃攻打长沙后,王震接到浏阳县委通知,赶到长沙东边的镇头市去见毛主席。主席夸他打仗勇敢、名气大,并要他率领浏北游击队主力,到高坪参加组建主力红军湘东独立师,巩固和发展湘赣根据地。从此,王震离开家乡参加红军主力,直接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一辈子。
    1931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王震第三次见到毛主席。主席找他了解湘赣情况,讲解“十六字诀”军事原则。主席支持他抵制肃反扩大化,特意送他三本列宁的书,王震如获至宝。

    紧跟主席正确路线

    两人真正推心置腹,加深了解和友情,恐怕要算第四次见面,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一次谈话。
    当时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毛主席被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没能来瑞金参加会议。王震对毛主席非常敬佩,在汇报湘赣军事工作和第五次反围剿方针时,刚讲到贯彻执行毛主席“十六字诀”,掌控会议的顾问李德非常反感,粗暴地叫喊“停下”!无理指责王震:“你们中国的红军指战员是一群无知的乡下佬,中国红军的作战办法是典型农民式的办法。”王震顶撞道:“我们四次反围剿都是按‘十六字’方针战法打仗,实践已经多次证明是打胜仗的正确军事思想。”李德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这些山沟里土包子知道什么?现在是短促突击的时代,是两个拳头打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时代。”又大讲他那一套,博古随声附和,强令大家执行。
    大会后,王震去瑞金看望毛主席。主席先通知他,中央决定派他和腾代远等去苏联留学。王震一听说去苏联,非常高兴。毛主席又说:“任粥时刚才打来电话,要你赶快回湘赣去。你是回去呢还是去莫斯科?”王震毫不犹豫地说:“我听主席的!”毛主席一愣:“你听我的?”王震点点头。
    毛主席看着王震好一阵,沉思又沉重地说:“现在有些人反对我,说我是‘土包子’、‘游击习气’、‘三国’战术。我不赞成他们那一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仍然还是那十六个字诀。”王震将会上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主席,主席更加担忧,“他们不听我的,反对我,你还敢听我的?!”王震坚定地说:“我不怕!您的主张正确,叫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听您的!”毛主席紧握着王震的双手,非常激动地说:“好!王震者,湘赣人也。你是湘赣老人,还是回湘赣去打游击吧。”
    王震赶回边区,正面临着敌第15师由第43旅为先锋的围剿。省委书记任弼时完全赞同毛主席的作战方针,任命王震为军区代司令员,全面负责湘赣反“围剿”斗争,同肖克一起指挥红六军团打伏击,在运动战中全歼敌43旅。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湘赣苏区坚持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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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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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08 | 显示全部楼层
    许世友拳打毛泽东事件
       许世友将军的一生充满传奇。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年寺学习武术,练就一身超人本领。在红军突破嘉陵江后的一次战斗中,身为军长的许世友的亲自参加敢死队,手提一把鬼头大刀冲向敌阵,左砍右杀,砍下36名敌军脑壳。为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高度评价:军长参加敢死队,史无前例。

       将军的传奇太多太多,但是,1937年4月在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许世友拳打毛泽东事件至今一直鲜为人知。

       毛泽东大怒:给我把许世友抓起来!

       1936年10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于六盘山会宁。会宁胜利大会师,标志着红军结束了千难万险的长征,宣告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同时,也奠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这时,身为红四方面军师长的许世友,接到军委的入学通知,要他到红军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许世友在二科当学员,陈赓为队长。学员大多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极少数为团级干部,年龄大多在25~30岁上下。许世友在学员队里应该算是老大哥了。

       在清算张国焘罪行的过程中,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学员产生了尖锐矛盾,特别在传达西路军失败的通报大会上,许世友当众大哭,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哭得像个泪人一样。这时,红一、二方面军的学员借“思想帮助”为名,认为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学员同情张国焘,认识、揭露张国焘罪行不够,举起了路线斗争的“棍子”,直指红四方面军学员。为此,双方感情严重对立,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后来,不少红四方面军学员被批斗,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挨整,大会小会挨批。这位大别山走出来的虎将军,哪里受得了这等冤屈?终于,在一次揭发张国焘逃跑主义罪行大会上,许世友火冒三丈,再也忍不住了,他一下子冲到主席台上,大声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打不过敌人,换一个地方再打嘛,怎么能叫逃跑主义呢?!

       许世友这一席的发言,犹如一颗重镑炸弹在红军大学会堂炸开了。大会中有人高呼——

       打倒张国焘的徒子徒孙许世友!

       许世友是大别山的土匪!

       许世友是红军中的托洛斯基!

       ......

       回到房间的许世友,气得如同一个将要爆炸的大气球,浑身都在发抖。他眼中饱含着泪水,痛苦地和一同来集训的王建安说,我们在红军没法呆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当晚,一个危险的计划在许世友的心中诞生了。他找来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决定投奔四川的刘子才。因为刘子才当过许的部下,现有一万多人的队伍,是巴中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王建安首先响应。后经过秘密串连,四方面军愿走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20多个团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体质差,都要骑马。

       许世友画好行动路线图,并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出走的时间确定在1937年4月4日夜10时整。

       正当许世友对这次行动充满成功的自信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在他最信任的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身上。在关键时刻,王建安幡然醒悟。4月4日下午,王建安将许世友等众人密谋出走的重大情况汇报给红军大学保卫处长.....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怒不可遏,他大手一挥,对前来汇报的林彪下达命令:这还得了?给我把许世友他们抓起来!

       许世友大骂毛泽东:你算什么东西?

       第二天晚饭后,许世友被押到审讯室,接受第一次审讯。审讯人为红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严正地说:密谋出走,在红军里是重罪。你知道吗?

       许世友愤愤地回:这些都是他们逼的,我受不了这股窝囊气。如果说我们犯法,你应该审讯他们去。

       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出一块根据地,让你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还有哪些人想走?

       计划是我一人做的,与别人没关系。要打要杀你们随便!说吧,许世友从口袋里掏出那封写给毛主席的信,扔向傅钟,轻蔑地说:拿去吧,权作证据。

       审讯结束,许世友再次被关入牢房。

       几天后,许世友从看守口中得知一个惊天消息:这次由他领导的出走行动,已被党中央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因为他们阴谋组织暴动,要抢去张国焘,枪杀毛泽东,还要炸平延安。中央已经成立高级法庭,要枪毙你们!

       不久,许世友的第二任妻子雷明珍——延安县妇女部部长,得知许世友的罪行后,也和他离了婚。

       仿佛是五雷轰顶,天塌下来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战友背叛、老婆离婚、绑赴刑场更为痛苦的吗?许世友狂怒到了极顶,他把这一笔苦水帐记在了毛泽东一人头上。他不怕死,但更想复仇。

       开始,毛泽东并不完全赞同枪毙许世友的意见,因为,许世友一伙人出走的事情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主要是一、二方面军的同志把事情做得太绝,把人家逼上梁山。现在,经过审讯,事情已经真相大白。特别是毛泽东看完许世友的那封亲笔信后,更改变了他对此事的定性看法。

       事关全局,绝不能草率从事,否则后患无穷。毛泽东决定用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唤醒这些被捕的许世友等人。

       一天晚上,毛泽东专程来来关押许世友的牢房和他谈心。刚进门,毛泽东就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许师长好啊!

       许世友却对毛泽东充满敌意,不咸不淡地说:我许世友现乃被关押罪犯,马上就挨枪毙了,还好个鸟啊。

       毛泽东友好地说:许师长,这些天让你受皮肉之苦了。今天,我代表党中央,来向你和四方军被抓的同志道歉来的。说完,脱下八角帽,连向许世友鞠了三个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并没有感恩,他认为毛泽东在作秀:既然你命令把我们抓进牢房,现在这两嘴巴一抿,赔一下理就算拉倒了?

       许世友想到自己这些日子饱受了严刑拷打,吃尽了皮肉苦头,加之心爱的妻子又和他离了婚,这可全是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想到这里,许世友怒火中烧,呼拉一下从石炕上跳下来,挥拳向毛泽东的脸上打去…….

       站在一旁担任警卫的罗瑞卿眼疾手快,飞步上前挡在两人的中间,手一挥,数名卫士一齐动手,把许世友捆了个结实。

       被绑的许世友依然对毛泽东骂个不停:要打要杀老子都不怕,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毛泽东,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要是有枪,非毙了你不可!

       毛泽东本想救许世友一条命,想不到这小子给脸不要脸,还挨了他的拳头。气得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木然良久方才离去。

       许世友下跪:毛主席,俺错了......

       许世友胆大包天,竟敢拳打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延安。为了从重从快处理许世友,党中央做出决定:立即枪毙许世友!

       行刑的日子到了。执法队员打开关押许世友的牢房,执法官康生对他说:这是执行文件,你签名吧。

       许世友接过文件,扫了一眼说:杀头老子不怕。我许世友打了上千场恶仗,就没一次想活着回来。现在要死了,没别的要求,我就想见毛泽东一面。

       为什么?康生问。

       我要当面和他理论理论。快去吧,不然我不会签字。许世友的口气是说一不二。

       执法战士张明义飞马来到瓦窑堡毛主席的办公室。

       其实,在中央决定枪毙许世友的最后关头,毛泽东仍然想挽救许世友。虽然他一时感情冲动,动手打了他,但大海胸怀的毛泽东并没有记“仇”。许世友原在四方面军,风言风语传说他与张国焘勾结很深,毛泽东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从徐向前的介绍中得知,许世友凡事敢做敢当,鲁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断。文化低了些,是一位义气式的农民英雄。凭这一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又很喜欢他。

       不久,执法战士张明义又飞马来报康生:毛泽东同意接见许世友。

       许世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似乎又发现了其中的一场阴谋。粗中有细的他为了验证毛泽东的诚心,他对康生说:既然毛泽东给我面子,我领情。麻烦你再请示一下,我许某人乃红军师长,能否带枪去见他?

       许世友话一出口,不要说康生,在场的人哪个不吓出一身冷汗?

       康生感到棘手,想先杀掉许世友。但执法战士张明义提出了抗议。万分危急时刻,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康生,并指示他:枪毙许世友不妥,执法命令收回。同时,毛泽东还告诉康生:许世友可以带枪来见我,枪膛里还可以上子弹。

       红军警卫局长罗瑞卿送来许世友的驳壳枪,“哗啦”一声将一槽子弹压入枪膛,然后递给他。

       许世友的手颤抖起来。原本,他只不过是想给毛泽东出一下难题,试探一下内幕。若不答应,一定有鬼。可现在,不但不杀他了,毛泽东还同意带枪接见他,而且枪膛里装上子弹去见他。这毛泽东真是非一般常人的胸怀啊,出生入死的许世友第一次对一个人佩服得如此五体投地。

       走入毛泽东的办公室,许世友“扑咚”一下给毛泽东下跪:主席,俺错了……说吧,泪如泉涌。

       毛泽东微笑着走上前,轻轻地把许世友搀扶起来,诙谐地说:许师长,我们是不打不成交啊。

       俺向您道歉,主席。许世友低下了他那颗宁死不屈的头。

       毛泽东说:许师长,你的出生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都说文武打天下,可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哦。

       许世友挺直腰杆向毛泽东发誓:我向你保证,今后,只要你一句话,哪怕刀山火海,我许世友绝不会说一个不字。

       毛泽东对他说:放心,我有更艰巨的工作要让你去做,回去准备吧,随时听我的命令。

       许世友双脚一并,“啪”地打了一个立正。然后和毛泽东相视一笑,高高兴兴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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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1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军礼

       毛泽东与陈毅性格反差很大,却又极具个人感情。在动乱岁月,他们几十年在斗争中结下的情谊,被蒙上了阴影,是因为陈毅的个性太强,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天马行空”,才造成两个人晚情的如此苍凉、苦涩?

       毛泽东和陈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两位伟人。他们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表现出十分突出的个人性格。从1925 年4 月下旬他们俩第一次相见开始,直至1972 年1 月陈毅逝世,在这长达44 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们共同伴随着中国革命雄伟壮丽的历史走过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光辉的征程,结下了性格反差很大却又是领导人中少见的政治信任和个人感情。

       毛泽东和陈毅的晚年交往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动乱岁月中度过的。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在几十年的风雨和斗争中结下的情谊,虽然没有减色,但是,他们的晚情却不是如火那样的炽热,而是带着苦涩和苍凉的意味。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陈毅虽很不理解.但还要紧踉毛泽东/陈毅向毛泽东提出“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的建议。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此时正在南方的一个城市,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此,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整个会议的基调是由他4 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定下来的。5 月16 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标志着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

       毛泽东在临终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解放了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后一件事,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在毛泽东的一声号令下,中国开始“天下大乱”了。毛泽东希望在天下大乱后达到天下大治,然而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最终使毛泽东的这一意图无法实现。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开始发现“文化大革命”这个从“潘朵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妖魔”越来越难以控制了。特别是在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干扰下,这个“妖魔”更加猖撅。这时,毛泽东想收回这个妖魔也力不从心,无法收回了。

       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陈毅开始就很不理解。但是,他还是要紧跟毛择东,积极地参加到这场使他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去。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在每一次的政治斗争中总是正确的。他曾经说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我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吃饭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这就是陈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心态。因此,在这一时期,陈毅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而且还要求身边的同志和自己的子女也要这样做。一次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儿子回家,当他得知七机部正开群众大会时,便催促儿子赶快回去参加大会。他说:你应积极参加群众运动,不要自己跑回来,应参加大家的斗争。运动刚开始不久,当华东某省委书记来找他,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时.他还劝这位省委书记要接近群众,采纳正确意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毅为了能紧跟毛泽东,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尽量往好的方面去理解。1966 年9 月下旬,在一次国务院工作会议上、陈毅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说,“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目的应是为了弄倩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达富国强兵之宏图。不久,他又说,为什么要开展一个“文化大革命”,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结果,不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危险性很大。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思想、各种组织的出现,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世界革命的逻辑。“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革命气魄,敢干,敢搞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赞成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同年11 月13 日,陈毅在接见军事院校师生大会上又说,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一直是正确的,而且最会作路线斗争,我们最佩服的也是他。

       为了将“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开展下去,陈毅还向毛泽东提出了“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的建议。那是在1966 年8 月31 日的天安门城楼上,陈毅见到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吸了口烟,欣然应允。

       于是,陈毅便利用一切机会从自己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出发,针对当时的情况大讲特讲“要学会搞路线斗争”的问题。首先,他提出“要以毛主席为榜样”。他认为搞路线斗争,“最好的榜样是毛主席”。毛泽东不仅“作路线斗争很坚决”, 而且“最会作路线斗争”,党内历次斗争.“他很正确地进行了路线斗争”, “才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搞路线斗争是很好的,但是,“不要乱搞,要以毛主席为榜样,学会搞路线斗争”。第二,“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陈毅说:“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几十年搞路线斗争就是顾全大局。”现在搞路线斗争,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识大体,不然就会给运动带来很大的损失。第三,要实事求是。陈毅认为,搞路线斗争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右,一种是左,一种是折中,糊桨糊,和稀泥,一种是正确的。他恳切地说:在四十多年的路线斗争中,“我犯过很多错误,有过右的错误,有过左的错误,有折中主义的错误,我也在主席正确路线下开展过正确斗争”。这就是实事求是,' ‘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现在有人搞逐步升级,“派了个工作组,就是打击群众,打击群众就是破坏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 ”一次检查,不老实;二次检查,不深刻;三次检查,耍花招;四次检查,又有阴谋;五次检查,蒙混过关,没有触及灵魂· -一检查死了也不解决问题,这是错误的,不利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和陈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两位伟人。他们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表现出十分突出的个人性格。从1925 年4 月下旬他们俩第一次相见开始,直至1972 年1 月陈毅逝世,在这长达44 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们共同伴随着中国革命雄伟壮丽的历史走过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光辉的征程,结下了性格反差很大却又是领导人中少见的政治信任和个人感情。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亲自参加无疑是向他行的最后一个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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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1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红军大管家杨至成将军的将帅情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和人民军队的统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不少高级将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与被称为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将军几十年的将帅情,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井冈山留守处主任杨至成去找党代表毛泽东要钱

       1927年6月,杨至成从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分配到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连指导员。8月1日,他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1月12日,又随朱德、陈毅参加了湘南起义,起义军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后,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杨至成任师部副官长。4月下旬,朱德率部去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杨至成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5月4日,朱毛两支红军举行了会师大会,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6月下旬,在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战斗中,杨至成英勇杀敌,身负重伤,被送到红军医院去养伤。7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外出作战,战伤未愈的杨至成被任命为井冈山留守处主任。

       当时,山上的伤病员达800多人,占全体人员的六分之一,困难巨大。不仅医疗院所设施简陋,而且医生极度缺乏,更困难的是缺少医疗器械和药品。许多红军伤员因为得不到起码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小伤拖成了大伤,大伤导致残废,甚至失去生命。

       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杨至成和医院、医疗所的同志一起,千方百计想办法,上山采挖中草药,用来为红军战士医伤治病。井冈山的竹子多,他们便用比较粗的竹筒制成消毒盆、便盆、脓血盆,把竹片削薄用火烤弯后,制成一把把镊子;担架和手术床等,也都是用竹子做成。最困难时,医院连消毒用的盐都找不到一点了,为伤员洗伤口只能用白开水。

       医院的艰难困苦,伤病员同志的呻吟,使杨至成感到揪心的痛。他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的办法。同志们提出:到永新去找党代表毛泽东吧!请他想想办法。

       7月底的一天,杨至成顾不得自己尚未痊愈的伤口,动身去永新找毛泽东。毛泽东听完杨至成的汇报后,极为关切地说:“是呀,我们好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但伤员就不一样了,他们为革命流了血,我们一定要照顾周到,不然会影响战斗情绪。这不单是个伤病员的问题,而要看作是一个战斗问题。如果不医治好伤病员,传到部队去,就会在战士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对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毛泽东接着问:“具体要我解决什么问题?”杨至成回答说:“解决钱和药的问题。”毛泽东说:“好吧,你到31团去,到军医处去分点药带回去,要经理处想办法分一些钱给伤病员用。你看需要多少钱呢?”杨至成不好意思地张张口说:“200块大洋吧!”毛泽东说:“好,就这样!”他随手写了一张条子,要他交给31团团长朱云卿去办。随后,他又向杨至成讲了一下革命斗争的形势,指出当前困难是很多,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要杨至成回去转告伤员,安心治疗,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朱云卿见到毛泽东的条子,找来两位处长落实。军医处长给他分了一些碘片和酒精;经理处长杨立三却手头无钱,但答应马上筹措。两天后才筹到160块大洋。杨至成已经很满足了。

       杨至成回到井冈山后,向伤病员传达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指示,使大家深受感动。大家表示一定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康复,赶回前线杀敌。

       带回的160元,杨至成将其分成两份,60元用作补助伤病员的伙食费,100元交给王佐,要他利用老关系,到吉安市去买急需的药品。王佐避过敌人的检查,为井冈山买回了一批急需药品,使红军伤病员的治疗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红四军副官长杨至成在毛泽东支持下,为全军制作新军装

       1929年3月中旬,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进入福建境内,胜利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县城。前委在这里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共编为三个纵队。整编后红四军军长为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

       杨至成担任副官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协助军需处为全军制作军装,改善红军的后勤供应。

       杨至成在红军接收的敌军被服厂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临时红军被服厂,为全军赶制统一的军装。

       为了购得足够的优质布料,杨至成亲自走访有关商界人士,找布店老板交涉,由于红军买卖公平,不少商家都很乐意与红军做买卖。

       同时,杨至成向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建议:为了使红军的军装统一美观,给每套军装都配上布质的红领章和红帽徽。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表示:“好啊,只要条件许可,就把我们的红军打扮得更漂亮、更威武一些!”

       几天后,4000套崭新的灰布军装发到了全军。毛泽东称赞后勤的同志干得好。

       解决了红军部队的服装问题,杨至成又开始了为红军伤、病员的治疗奔忙起来。为此,杨至成多次拜访了有名的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连暲已不是与红军初识了。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一些受伤的将领路过此地,就曾找傅连暲治过伤。这次,经杨至成联系后,毛泽东、朱德又抽暇会见了傅连暲,使这位医生深受感动,从此傅连暲与他们成了交情至深的朋友。后来,傅连暲带领医院中的许多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喜欢及时收集各地能找到的一切报纸,所以给毛泽东找报纸买报纸也成了杨至成担任副官长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杨至成知道毛泽东要通过报纸来了解敌情,研究对策,所以对这件事办得也特别认真。

       红四军在长汀县一连住了17天,得到了充足的休养和补充。这时,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蒋、桂系之间的军阀战争爆发,原来在赣南的国民党军队被调到湖南打桂系军阀去了,顾不上“围剿”红军了。

       于是,毛泽东、朱德抓住这个机会,率部回师赣南。4月初,红四军在江西瑞金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会合了。
    毛泽东全力支持总供给部长杨至成搞好后勤保障工作

       1933年1月,杨至成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总供给部统管全军的粮秣、被服、财政、武器、弹药的筹供及军工生产等工作。

       杨至成担任总供给部长后,即着手安排中央和总部的搬迁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都在瑞金城东北部十几里处的叶坪及洋溪办公。后来,由于有人向敌人告密,敌人派飞机对叶坪一带进行轰炸,中央政府和军委的办公机关受到威胁。为此,中央在1933年初,决定将中央政府及军委办公机构移驻于瑞金县城西南郊的沙洲坝、下肖村一带。

       1933年3月,毛泽东指示杨至成先去这一带作社会调查。杨至成当即行动,从三个问题入手调查:一、附近各村共有多少房子,可以腾出多少房子来供中央和军委机关住用?二、各村有多少地主、反革命,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如何?三、各村收成如何,打了多少粮食?能有多少余粮?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杨至成摸清了情况,形成了一套搬迁方案,向毛泽东等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首长们的肯定。

       1933年4月,中央政府和军委机关等,由叶坪搬到了瑞金城西南郊一带的几个村子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驻沙洲坝两处比较宽敞的杨姓私宅,毛泽东、张闻天、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等人在此居住并办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驻乌石垄村一幢杨姓的两进私宅,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在此居住和办公。

       各领导机关搬迁完毕后,作为“大管家”的供给部长杨至成更加忙碌了。

       为了筹集到必需的经费,杨至成绞尽脑汁,广开门路,采取各种手段满足红军作战和生活的需要。主要办法包括:一、向政府请领; 二、请群众支援;三、靠打仗缴获; 四、打土豪筹集;五、生产自给; 六、自办贸易收益。

       作为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筹集军费极为重视。他全力支持总供给部的工作。他规定,把政府财政收入的70%―80%分配给红军作为军费。同时,毛泽东还领导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如发展生产、搞好进出口贸易、发行公债、发行货币等,增加收入,从而增加红军军费。

       由于红军队伍迅猛扩充,部队的粮食需要迅速增加,不少部队面临无饭吃的局面。进入1934年后,部队粮食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杨至成多次将情况向中央反映。1月23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证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中央苏区各地通过贯彻中央的这个决定,共收集到公债谷和土地税谷50万担,为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还负责管理着红军的军工厂。这些军工厂,大都是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凭一台虎头钳、一台缝纫机、一口大锅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军工生产的事极为关心,经常找杨至成谈军工厂的工作,帮助他解决军工厂的难题。

    长征前,杨至成去云山古寺看望失意的毛泽东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徒有虚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住在云石山上的一座古寺里,面对严峻的形势,心情十分郁闷。

       1934年8月中旬一个闷热的下午,已被降职的杨至成从驻地梅坑赶向几公里地外的云石山,去看望毛泽东。为了走捷径,他从一片稻田里斜插了过去。当他带着两脚烂泥,满头大汗,爬上近百米高的云石山,来到云山寺时,第一个看到的是贺子珍。贺子珍递给他一碗凉开水,说毛泽东正在后面的树林里乘凉、和人聊天。

       杨至成赶到那里一看,只见在一棵大樟树下,毛泽东正和一个和尚模样的人,面对面地坐在石头上,一边摇扇子一边谈古论今。看见杨至成,毛泽东略略一愣:“噢,至成同志,你看我来了?”随后指着那位和尚模样的人介绍道:“他叫骆能和,比我小4岁,原先是云山寺的住持,他供的是福祖菩萨,据说是管天下太平、人间平安大事的。我们来后,占领了骆大师的地盘,他就搬到村里去住了。我劝他干脆还俗,娶妻生子算了,他正在考虑呢!”骆和尚笑笑说:“毛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和毛先生聊聊天,能受到许多教益呢!”骆和尚走后,毛泽东引杨至成回到屋里,问道:“至成同志,我的朋友现在不多了,你还敢来看我!”

       杨至成看看脸色有点憔悴的毛泽东,心头一热,差点掉下泪来,说:“毛主席,您比过去可瘦多了,要注意身体呀!”

       毛泽东点了支烟,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我的身体很好。”杨至成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但却没有说出口。毛泽东似乎看出了杨至成的心情,反而安慰起他来:“至成同志,你被降职的事我听说了,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工作没做好,但是我尽力了……”

       毛泽东沉思着说:“是呀,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后方工作基本保障了前线的需要,是很有成绩的。”

       “可是,仗没有打好……”

       “仗没有打好,有实力的问题,但主要的是战略战术指导思想不对头。什么‘堡垒对堡垒',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忘了与敌人比起来,红军还处于弱小阶段。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这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嘛!”

       杨至成见毛泽东一下把问题点透了,忙问:“主席,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要做工作,要等待。至成同志,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革命总会成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绝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至于我们个人嘛,受些委屈不要紧。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但肚里要能撑船,还要能放得下飞机大炮才行呢!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的一席话,扫去了杨至成胸中的郁气,他感到心头亮堂多了。聊了一会,杨至成看看时间不早了,起身告辞。毛泽东说“不忙”,又领他去旁边的屋子里看望住在那里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张闻天很高兴地握着杨至成的手,关心地劝慰了他几句。

       患难见真情。在云山古寺门口,毛泽东和杨至成紧握双手告别,互道“保重”。

    毛泽东为杨至成平反,任命他担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

       1934年10月中旬,杨至成跟随军委纵队踏上了后来被称为万里长征的道路。

       1935年1月15日,当红军长征到贵州遵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领导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位众望所归的掌舵人。

       遵义会议开完不久,杨至成就听到了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和会议对红军后勤工作的评价。特别令杨至成感动的是,毛泽东和遵义会议决议,都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后勤工作作出了最中肯的评价,肯定了后勤工作的成绩。指出: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杨至成知道,这是毛泽东为后勤工作平反,为自己平反。他受到降职处分时没有流泪,这时泪水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遵义会议后,军委鉴于长征途中的物资供应工作主要由各级自行解决,决定撤销总供给部。根据需要,杨至成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遣工作团主任,作开辟路线、发动群众、筹措给养物资等工作。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来到了大雪山――夹金山脚下。先遣工作团经过了解,得知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上积雪终年不化,寒风逼人,被老百姓称为神山,平时无人敢上。当地的几位老人告诉杨至成:你们实在要过,必须在半上午以后,半下午以前,否则,碰上神风就会被卷走。你们别看现在山下是六月天,走路热得冒汗;但上山必须穿皮衣、毛衣,否则人就会冻成冰人!

       杨至成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号召各部队积极行动起来,筹措过雪山的物资。指示:大量收购羊皮和羊毛,力争给每个人缝一件羊皮背心或打一件毛背心,以御雪山上的奇寒;大量收购烧酒、生姜和辣椒,每个人翻雪山前带些白酒、生姜或者辣椒水,以便御寒;大量收集竹竿和木棍,每人发一根,作为翻越雪山的拐棍。

       7月,红军来到了川北阿坝毛儿盖地区,前边就是茫茫草地。红军在这里停下,忙着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全军上下在毛儿盖、黑水一带,展开了筹粮活动。

       毛儿盖一带是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及上层反动头人的欺骗宣传,在红军到来之前,许多藏民纷纷躲藏起来,把粮食埋了,把牛羊赶进了深山,使红军的筹粮工作遇到很大困难。

       杨至成有点着急,他找到毛泽东,汇报说不少部队现在靠吃青稞煮豌豆苗过日子,还只能吃个半饱,群众都跑光了,拿钱也无处买粮,不知该怎么办。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进入藏区后,敌人最怕我们接触群众,只要我们一接触群众,他们的欺骗宣传就破产了。现在藏胞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躲着,正在看着我们。一旦他们了解红军是帮助他们求解放的,他们就会回来。所以越是困难,我们越要严守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藏胞的信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政治部贴出保护藏民的布告,要求部队不许占用民房,不许随意动用藏民的东西,不许抢收地里的庄稼……工作团积极配合,主动接触藏民。不几天,藏民便纷纷从山里走了出来。

       此时,毛儿盖地区漫山遍野的青稞日渐成熟。为了能迅速筹集一定数量的口粮,通过茫茫草地北上抗日,毛泽东、朱德指示杨至成,与当地藏民代表协商,帮助藏民收割成熟的青稞,然后收购一部分用作军粮。

       杨至成等反复向藏民代表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和当前遇到的困难,请求藏民高价出售一部分粮食给红军。为了表示红军的诚意,杨至成还把藏民特别紧缺和需要的盐巴和茶叶,作为礼物分送给他们。当时部队的物资也相当缺乏,存的一点盐和茶叶,还是不久前缴获的战利品,其中还有名贵的云南普洱茶。

       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努力,红军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共筹粮57万多公斤,为维持红军的生存,迅速过草地北上抗日,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8月下旬,红军开始进入草地,向北前进。每个人的粮袋里都装有几公斤炒熟的青稞和一些风干的牛羊肉,这是他们过草地时的给养。

       9月,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党中央在俄界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义,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杨至成任供给部长,创建陕甘根据地。杨至成又成为这支部队的管家人、毛泽东在后勤方面的助手。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杨至成全力完成了东征、西征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1935年10月19日,杨至成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长达1年时间的长征结束了。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原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而成)和红十五军团(由一个月前长征到达陕北的鄂豫皖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组成),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至成为后勤部长。

       1936年元旦不久,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开通抗日的前进路线,中共中央决定2月中旬,红军东渡黄河,东征山西。

       东征战役的后勤保障难度是很大的。为此,毛泽东专门找杨至成交代,要他充分做好物资的筹措保障工作。从接到命令之日起,杨至成就带领后勤部的同志,开始了积极的战前准备。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各部门的同志,也都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

       为解决出征部队的御寒衣服问题,后勤部门筹资采购棉布2000匹,棉花4000公斤,毛皮2000张,在瓦窑堡等地组建起了被服厂,使部队指战员,尤其是一线战斗部队指战员人人都穿上了暖和的御寒衣服;军粮的筹措,任务十分繁重。杨至成经过计算,方面军共需筹粮165万公斤,食盐2500公斤。他们派出后勤人员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分别在延安、安塞、宜川、延川等县进行筹措,然后又组织起一支有400头毛驴、1000名民工的运输队,把筹到的给养运至石门子、安沟等一线,供应红一、红十五军团;与此同时,兵工厂除及时修好部队送去的武器装备外,还加大弹药生产量,月生产手榴弹2000枚,炸药1000斤,子弹1万发,以补充部队的紧缺;过河的船只,部队征用地方造船工等100名,造木船12只,制作羊皮筏子100个,浑筒3000个,帆板1500条。2月20日晚上8点整,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从沟口和河口两个渡口,趁着黑沉沉的夜幕和滔滔的河水声的掩护,开始了渡河战斗。经过一整夜的激战,渡河取得成功。部队过河后,杨至成对后勤人员说: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就做到那里。5月上旬,东征任务完成,红一方面军全部返回陕甘根据地。东征战役中,红军共消灭敌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4000余枝,炮20门,吸收新兵近8000人,筹款30多万银元,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红军东征胜利不久,中央即开始酝酿西征计划。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由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及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杨至成为军委兵站部部长和西方野战军后勤部部长。

       毛泽东、周恩来对西征军的后勤工作时刻关注,及时作出具体指示,有时甚至一天来两次电报。杨至成认真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胜利完成了部队的兵员中转、运输和后勤供应、卫生服务等保障工作。为西征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送杨至成去苏联养病、学习,杨至成与在苏学习的毛岸英兄弟成为挚友

       杨至成在战斗中三次负伤,加上工作一直很忙,医疗条件也有限,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和治疗,所以身体状况很差,高血压、肺结核、癫痫等时有发作,但他一直咬牙带病坚持工作。到1938年上半年,他的病情加重病得连床都起不来了。

       一次,毛泽东找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长的杨至成去谈工作,他走不动,只好叫人用担架送他去。

       当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了一项协议,决定从抗大、党校和部队中挑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人,去苏联的莫斯科一边养病,一边学习,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毛泽东对杨至成的健康极为关心,将他列入了赴苏的高级干部名单。

       1938年6月,杨至成离开延安前夕,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对他说:“希望你好好养病。方便的话,去看看贺子珍和我的几个孩子。我很想念他们。”并把一封信托他交给贺子珍。

       杨至成与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谭家述等一批红军将领到莫斯科后,遇到了许多熟人,除毛泽东的家人外,还有林彪、卢冬生、张子意、贺诚、马明方、方子纯、蔡畅、刘英及林伯渠之女林利、苏兆征之子苏和清等一批青少年。杨至成和他们的关系搞得极为融洽,由于他忠厚可亲,成天乐呵呵的,大家便给他起了个外号――杨老太爷。其实他当时才三十五六岁。

       身体稍微恢复后,杨至成等人便参加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的学习和政治理论班的学习。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向苏联的进犯,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由于战争的影响,杨至成等一批人滞留国外达8年之久。期间,他曾同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一起,并周到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1946年1月,杨至成回国前,毛岸英、毛岸青依依不舍地拿出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题上字,送给杨至成作留念。

       毛岸英的题字是:

       亲爱的至诚同志:

       决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谨以此为念。

       岸英

       1945、12

       毛岸青的题字,前为俄文,后为中文,写的是:

       给亲爱的老太爷作永远的纪念。您的小孩子永泰(毛岸青),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

       字里行间透露着杨至成与毛家两兄弟间的深厚情谊。

    东北野战军军需生产部部长杨至成为毛泽东等赶制皮大衣

       杨至成回国后,就任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48年6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根据形势所需,成立了与后勤部平行的军需生产部,任命杨至成为军需生产部部长,主要负责抓军需服装的生产工作,保障东北野战军部队服装的供应。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就在东北野战军准备南下入关之际,杨至成接到通知:12月下旬,中央军委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请他去参加会议。

       听到这个消息,杨至成心头一阵发热。自从他1938年离开延安去苏联养病、学习,到现在已整整10年了。10年来他一直没有机会再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如今,这个机会可算到来了。

       杨至成想:现在,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家大业大了。光一个东北野战军,1年的冬装就是120万套,而且里外三新。师以上干部穿上了华达呢、皮靴,战士的军服用上了咔叽布,质量远远高于其他野战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忘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这次去开会,要为中央首长每人制作一件皮大衣带去,好让他们保护好身体,指挥全国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

       第二天,杨至成就把这个任务布置了下去。

       毛泽东看到杨至成送来的大衣时,十分高兴。他与周恩来、朱德听了杨至成的工作汇报,夸赞东北野战军的军服生产搞得好。1949年3月,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穿的就是杨至成送的皮大衣。

       杨至成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在苏联见到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的情况,让他看了分别时毛岸英、毛岸青送给自己的照片。毛泽东瞅着两个儿子的照片,眼里充满无限深情,向杨至成表示了谢意。

    毛泽东在家招待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杨至成夫妇

       1957年12月下旬的北京,人们都忙着准备欢度新年,到处是一片节前的繁忙景象。下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的杨至成上将突然接到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电话:毛主席想要见见你,请你带上夫人和孩子,晚上10点钟到中南海去。”

       放下电话,杨至成好久没有挪动身子,心中好一阵激动。

       杨至成急忙把这个喜讯告诉夫人唐慧文,叫她快准备准备。唐慧文听后更是激动得手忙脚乱,不知该准备什么。彭德怀在电话里通知说带着孩子去,可是他们怕几个孩子调皮,打扰毛泽东,最后决定不带孩子去。

       晚上9时半,杨至成夫妇乘车从西长安街的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来到丰泽园门前停住。他们进门后经过古色古香的“颐年堂”,来到“菊香书屋”。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怎么没带孩子来?”

       杨至成回答:“他们……都睡觉了。”

       毛泽东看了看唐慧文,笑眯眯地问:

       “这是杨夫人了?”

       唐慧文的脸“腾”一下红了,自己才30岁,可毛主席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这么称呼多不好意思啊!

       坐下后,卫士献上茶,毛泽东便和他们聊起了家常。他问唐慧文是哪里人、有几个孩子了等等,又和杨至成聊起了他们走过的道路,话题有井冈山、瑞金、长征、延安等。

       不知不觉,已到深夜11点,毛泽东邀请杨至成夫妇共同进餐。杨至成说已吃过晚饭了,但毛泽东执意要请他们吃一顿饭。

       在旁边过厅的一张圆形饭桌上,摆上了四菜一汤和一盆米饭。

       毛泽东说:“家常便饭,随便尝尝。你这个供给部长,管了我好多年的饭,今天就让我管你一顿饭!”

       带有辣味的菜,对贵州人杨至成来说不成问题,但对辽宁人唐慧文来说就有点火辣辣的。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主张女同志要多吃点辣味,不辣不革命嘛!”

       席间,毛泽东又问起杨至成的病情,关心地对他说:“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更重了,你要把身体养好,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呢!”

       餐毕,已近凌晨。杨至成夫妇向毛泽东告辞。

       毛泽东亲自送他们出了“菊香书屋”小院,送出了“丰泽园”。在“丰泽园”门外,毛泽东目送他们上了车。

       车开动了。杨至成夫妇回首望去,毛泽东还在灯影里向他们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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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1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杨开慧与他们的保姆陈玉英

      陈玉英是毛泽东、杨开慧家当年的保姆。那时,她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更不知道毛泽东以后会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她就知道主人家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和蔼可亲。

      一

      1926年,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大儿子岸英四岁,二儿子岸青两岁。那年冬天,杨开慧又身怀六甲,即将生第三个孩子,需要有人照顾。于是,陈玉英便经人介绍来到了杨开慧身边。

      陈玉英是湖南省宁乡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从小给人做童养媳,10岁外出帮工。来到杨开慧身边的那年,她快30岁了。因为夫家姓孙,所以人们叫她孙嫂。

      毛泽东问了问孙嫂家里的情况,然后满意地点点头,说:留下吧。

      杨开慧亲切地对孙嫂说:你到了我家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不要当我是你的主人,彼此不要分上下,我们做一场朋友。

      在这之前,孙嫂已经给人做了十多年保姆,而无论在哪一家主人眼中,保姆就是保姆,是下等人。杨开慧的一席话,使孙嫂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温暖。她在心里说,我遇上了好人。然而她哪里知道,她眼前的这对夫妻,是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伟大人物

      后来,杨开慧对孙嫂说:你知道我和润之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我们看中了你的一双大脚,看中了你的一头短发。

      孙嫂说:家里穷,要下地,想裹脚也裹不了。头发也是这样,做事留长发不方便。杨开慧说:裹脚盘头发留辫子,那是封建社会束缚和压迫妇女的东西,一定要破除。大脚、短发,这样的女人多精神啊。

      那时候,毛泽东经常下乡考察,还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杨开慧则帮着整理和抄写各种文件、材料。

      他们的家还是聚会场所,著名的革命家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人,都是常来常往的朋友。他们开会的时候,孙嫂总是在门外的一张小竹椅上坐着,每隔一会儿便进屋去为他们添加开水。虽然听不懂他们讨论的事情,但是她相信,毛泽东、杨开慧和朋友们在一起商量的一定是好事。

      到了深夜,毛泽东会拿点铜板给她,让她出去买点包子之类的食品回来给朋友们充饥。而这时候,杨开慧一定会说:孙嫂你也饿了,别忘了给自己买一份。

      毛泽东到农讲所讲课,一般都穿着白衬衣,当时毛泽东只有一件白衬衣。一天,孙嫂不知道毛泽东要出去讲课,就将白衬衣洗了。毛泽东出门时满屋子找不到那件衣服,孙嫂着急了,忙说:对不起,我将白衬衣洗了,还没干。杨开慧见状,忙安慰说:孙嫂,不要紧,你没有做错什么,我这就去给他借一件。毛泽东摆摆手说:衣服不用借了,我穿长衫照样讲课。

      二

      孙嫂跟随毛泽东、杨开慧住在武昌的时候,毛泽东担心她出去办事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因为她没文化,讲一口宁乡方言人家听不懂,就给她做了一块写有字的白布条: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陈玉英。

      毛泽东对孙嫂说:发个布条给你,上街时放在口袋里。如果走错路,不知道回家了,拿出来问过路人,人家就会告诉你怎么走。

      有一天,孙嫂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热水瓶,着急得要哭了。杨开慧说:孙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打烂了也好,这个水瓶已经用了好多年,我正想买个新的来用。其实孙嫂心里非常清楚,热水瓶打碎了,杨开慧也很心疼,只是为了安慰自己,杨开慧才故意这么说。

      平日,杨开慧总是把孙嫂当成自己的朋友。孙嫂刚到毛家时,每次买菜回家,都要向杨开慧报账,白菜多少钱、萝卜多少钱,算得清清楚楚。杨开慧说,孙嫂,不用一笔一笔算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杨开慧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

      一个没文化的乡下人,被毛泽东、杨开慧视为朋友,这样的平等关系让孙嫂深受感动。孙嫂以前给别人当保姆,别人拿她当牲口使唤,动辄打骂。而在毛泽东、杨开慧家里,她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的平等和人的尊严。孙嫂知道,自己遇上好人了。所以,这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保姆,后来在血雨腥风的紧要关头,心甘情愿地陪着主人一道赴汤蹈火,坚强不屈地承受生和死的考验。

      三

      杨开慧出身名门,父亲杨昌济曾留学日本、英国、德国,是一位伦理学教授。他一生耕耘在讲台,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他痛恨封建制度,向往社会改良,追求民主自由,崇尚众庶平等。正是这位学贯中西、品德高尚的教育家赐给了女儿杨开慧最宝贵的思想财富。

      杨开慧是全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当年湖南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杨开慧和毛泽东一同创办文化书社,一同上街闹学潮,一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志向。

      孙嫂在杨开慧家里,目睹了他们夫妻的恩爱。家里有点好吃的东西,杨开慧总是舍不得吃,一定要留给毛泽东吃。她说,润之比我累。毛泽东在外奔忙,有时很晚才回家。杨开慧总是叫孙嫂把饭菜热在灶上。毛泽东一进门,杨开慧就会马上把热饭热菜端到他面前……

      1927年旧历三月初三,杨开慧在医院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孙嫂守候在医院照料产妇和婴儿。四天后毛泽东才赶到医院来看望。毛泽东说:开慧,对不起!这么多天我都没来得及看你。杨开慧说:不要紧,你的事情更重要。孩子到了要下地的时候,你在身边我要生,你不在身边我也要生。孙嫂照顾得我挺好的,你放心。

      孙嫂把出生才四天的孩子抱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非常疼爱地抱着孩子并风趣地说:我不在这里,没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掉换了吧?

      杨开慧生下岸龙的那一年,形势非常紧张,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国民党军警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由于毛泽东要立即奔赴湘赣农村,组织发动武装革命,他决定把杨开慧和三个孩子送回长沙。

      孙嫂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繁星满天的秋夜,一家人坐在小坪里,毛泽东给孩子们讲故事,手舞足蹈,然而孙嫂却看见杨开慧眼里噙满了殷殷泪水。杨开慧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回到房间,将毛泽东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一个旧提箱中。因为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将要去点燃武装斗争的烈火,焚烧整个旧世界。

      四

      杨开慧和毛泽东是在1920年冬天结婚的。婚礼选在古老的船山书院举行,因为新郎、新娘景仰这位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

      那天,至亲好友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而这顿饭仅仅花了6元钱。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当新媳妇,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戴凤冠不披纱,婚礼简朴,在长沙城一时传为佳话。

      从此,湘江、黄浦江、珠江、长江之畔,到处都留下了杨开慧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足迹。

      1927年,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带领工农红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杨开慧留在长沙板仓坚持党的工作。她经常深入到贫苦农家宣传革命道理,当地农民都亲切地称她为“霞姑”。

      孙嫂在杨开慧家当保姆,到这时候已经四年了。因为杨开慧忙于革命工作,这个家和三个孩子便都由孙嫂照料,而孙嫂则把自己的一颗心完完全全扑在这个家中。孙嫂在杨开慧家四年多,

      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也没有往家里写过一封信。为了做事方便,为了省下梳头发的时间,后来她干脆把头发也剃光了。

      有位邻居对杨开慧说:霞姑,你家请了这样好的保姆,真难得。但孙嫂却对那位邻居说:莫这样讲,遇上这样的主人,是我的福气。

      孙嫂在杨开慧家当保姆是有工资的,每月5元。看到此时杨开慧也很困难,孙嫂就主动提出不拿工资,还把以前积存的工资全拿出来贴用了。

      建国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孙嫂时说:你那时候在我家做事,不拿工资,真难得。孙嫂问道:我没拿工资,那是后来的事。你怎么知道?毛泽东说:开慧写信告诉我的。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经常写信回家。他的信先送到一个叫罗家铺子的地方,那里是党的地下交通站,孙嫂每隔几天就到那里看有没有信。当然,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也是由孙嫂送到罗家铺子的。

      每次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杨开慧总是非常高兴,捧着信件看了又看。有时候间隔长了,杨开慧便非常着急。杨开慧也曾多次要求去苏区工作,但身边拖着三个孩子,加之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重封锁,党组织无法批准她的要求。于是,杨开慧对井冈山的向往,对毛泽东的思恋,只能深深埋在心头。她在日记中写道:“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滚下来,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忧念的,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又是一夜没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着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一篇日记式的《散记》诗写下了她对亲人的牵挂和眷恋: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五

      1930年10月24日,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因叛徒出卖,杨开慧的家被包围了。他们先将杨开慧的母亲抓来逼着她敲门。

      杨开慧打开门问道:有什么事吗?站在她面前的是“铲共义勇队”范队长,说:没什么,请你到长沙走一趟。

      在梦中被惊醒的岸英站到妈妈面前,口里嚷嚷着:“不去,不去!我妈妈是好人,哪儿也不去!”为首的敌人凶狠地说:“好,把你这小共产党也一起带走!”杨开慧痛恨地说:要抓就抓我,为什么抓我的孩子?你们要抓我的孩子,我就不走。范凶狠地说:你不走,拖也要将你们拖到长沙。

      孙嫂赶紧出来阻挡,也被五花大绑。杨开慧说,她是保姆,是帮我做家事的,抓她干什么?范回答说:这个保姆不一般,必须走。

      邻近的农民群众赶来了,看到他们敬重的霞姑被抓,两个农民兄弟推来独轮土车说:霞姑,我们送你一程。

      淡淡的晨雾中,乡亲们推着两辆独轮土车走在乡村的小路上。车上放着竹篓,杨开慧抱着孩子坐在前一辆车的竹篓中,孙嫂坐在后一辆车上。在两辆独轮土车前后,40多个手拿武器的敌人紧紧跟着。

      杨开慧和孙嫂被关进长沙警备司令部的监狱,当天便过堂接受审讯。国民党扬言,抓不到毛泽东,那就先抓住他的老婆孩子。杨开慧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然而无论怎么问,杨开慧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于是,皮鞭、竹鞭一齐向杨开慧身上疯狂地抽打。但得到的回答还是三个字:不知道。


       后来,敌人换了一种刑具,用一根碗口般粗的木杠压在她腿部,由几个男人在木杠两头用力往下踩。杨开慧昏过去了,敌人朝她身上泼冷水。

      看见敌人如此凶残,孙嫂在一旁痛苦地喊着:要打打我,她身子弱,不经打!敌人说,你经打是吧,那就打你。接着,皮鞭、竹鞭雨点一般落下,抽打得孙嫂满身是血。打累了,一样踩杠子。

      孙嫂受刑的时候,杨开慧在一旁喊:不要打她,她只是我家的保姆。我和毛泽东做的事与她没有关系。

      敌人对孙嫂说:对呀,你只不过是个保姆,何必跟着受罪?只要你说出哪些人经常到他们家,他们叫什么名字,长什么相貌,毛泽东写来的信是在什么地方取,你说了我们就放你。

      孙嫂本来想哭,但看见杨开慧那么坚强,也学杨开慧的样,无论问什么,只是三个字:不知道。

      回到监狱,孙嫂再也忍不住伤口的剧痛,伤心地哭起来。杨开慧说:孙嫂,真对不住,让你为我受这么大的苦,想哭你就哭吧。孙嫂擦去眼泪说:不要这样说。我为你受苦,那你在为谁受苦呢?

      天天提审,天天受刑,杨开慧和孙嫂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她们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从她们口中得不到丝毫有关毛泽东的实情,就逼杨开慧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但杨开慧坚定不移地回答:“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杨开慧对前来探监的同志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后来,在拆除杨开慧在长沙板仓的旧居时,发现了她藏在夹墙中的诗文,发黄的纸页上呈现着她那隽秀的字迹,字字句句倾诉着对毛泽东的挚诚情爱,倾诉着她对三个孩子的拳拳眷恋。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啊,真是舍不得他们……”字字珠玑、情真意切,无数后人感动得泪如雨下。

      1930年11月14日,荷枪实弹的军警到牢房提押杨开慧,杨开慧和孙嫂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孙嫂用身体堵住牢门,大声地喊着:不要带走她,要杀就杀我,让她回去带孩子!

      八岁的岸英看见妈妈要被带走,哭着扑上去。那些军警居然朝着孩子一阵拳打脚踢。

      19年后,已经成为革命战士的毛岸英在给外婆的信中写道:“我当时人还小,见母亲被押赴刑场时,就不顾一切狂奔过去,想扑到妈妈的怀里。可恨被几个守卫的狗强盗抓住。我不依,拼命挣扎,他们就打我,把我打昏了过去。等我醒来,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杨开慧被枪杀在长沙识字岭时,年仅29岁。

      六

      杨开慧牺牲后,孙嫂和毛岸英继续被关押在监狱里。一个月后,经过党组织和亲友的多方营救,全身是伤的保姆孙嫂和岸英终于被释放出狱。

      回到家,孙嫂和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抱头大哭。家还在,人已亡,物是人非。失去母亲的三个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虽然陈玉英从狱中放出来了,但成了敌人监视迫害的对象。无奈之下,她只好离开板仓回到老家。

      孩子们被送到上海,寄养在地下党办的大同幼稚园。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大同幼稚园被解散。于是孩子们流落街头,捡破烂、做报童、推黄包车,吃尽了人间的苦,受尽了天下的屈辱。

      在宁乡,老家的人问孙嫂,这四年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孙嫂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她不想说,一说心里就痛。然而她心里却时时想着杨开慧在监狱中对她说过的话,革命一定会成功,这一天不会很久。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孙嫂听说毛泽东的队伍打回来了,立即赶到长沙。她对解放军一位军官说,我是毛主席和杨开慧的保姆,我要见毛主席,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他报告。

      毛泽东和孙嫂见面,那是在1957年的6月。

      长沙板仓一别,已经30年了。故人相见,毛泽东感慨万端。说起往事,愈发激起了他对亡妻杨开慧的绵绵怀念。毛泽东对孙嫂说:你和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开慧。你以后就是我家里人了。

      解放后,孙嫂一家住进了长沙城,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

      1982年,孙嫂病逝。临终前,她对女儿孙燕说:我要走了,去看开慧和毛泽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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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做媒促成的五对美满烟缘

      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有挥斥方遒、豪气冲天的一面,也有普通人情感丰富、乐意成人之美的一面。毛泽东尤其喜欢“做媒”。尽管战斗生活十分紧张,但他始终不忘关心身边的战友和工作人员的婚姻大事。他擅于巧妙运用聪明才智,促成对对美满姻缘,留下了许多传奇佳话。

      作媒人,刘少奇结良缘

      1921年10月,毛泽东与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何宝珍相识。1922年6月,因参与揭发校长欧阳俊贪污腐化丑行的何宝珍被校方监禁,后来经衡阳党组织营救离校。无家可归的何宝珍在张秋之的帮助下雇小船沿湘江到长沙,借宿在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的毛泽东家里。在这里,何宝珍得到毛泽东的悉心指导,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杨开慧一起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和材料。

      后来,在苏联学习回国到毛泽东家里接受任务的刘少奇,经毛泽东介绍认识了何宝珍。端庄秀丽、朝气蓬勃的何宝珍,让24岁的刘少奇心中顿生好感。观察入微的毛泽东把他们相互流露的爱慕之情,记在心里。

      1922年9月,毛泽东派刘少奇、何宝珍去安源同李立三一起领导罢工斗争。何宝珍明白毛泽东的用心,是让她在革命斗争中增进与刘少奇的相互了解,加深情感。这对有情人正如毛泽东所料,1923年4月在安源喜结良缘。婚后,何宝珍与刘少奇互相关心、爱护。化名“王芳芬”的何宝珍随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从事党的工作,既是情深义重的妻子,又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1932年,刘少奇到中央苏区工作,何宝珍带着小儿子在上海坚持斗争。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3月何宝珍被国民党宪兵逮捕。第二年秋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专程来到雨花台,深情悼念何宝珍。

      奉良劝,夏明翰娶走郑家均

      1920年秋,在“五四”运动中走出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大门、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夏明翰来到长沙,面见仰慕已久的毛泽东。第二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湘绣女工郑家钧在掩护领导罢工斗争的夏明翰时右臂中弹受伤,夏明翰经常来看望她,赞扬郑家钧勇敢、坚强。两人在接触过程中畅谈理想,交流革命体会,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纯洁的情感。

      1924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夏明翰房间,见他在洗衣服,颇有感触地说:“明翰,该找个伴侣啦!郑家钧对你不是很好吗?”夏明翰回答:“家钧好!家钧好!”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俩有共同的理想和情操,情投意合,道同志合,早点成家吧!”

      经毛泽东挑明,1926年秋,郑家钧和夏明翰在长沙清水塘一间简陋的民房里举行了婚礼。中共湖南省委的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送上的对联:世上惟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婚后,两人搬到长沙望麓园1号,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一个院子。女儿降生不久,夏明翰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在险恶形势中依然牵挂妻子安危的夏明翰买来玉石红珠送给妻子,在包裹红珠的纸上写着:赠君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托幼女继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

      1928年初,夏明翰告别爱妻和幼女赴武汉就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宋若林的出卖,3月18日夏明翰在汉口东方旅社被捕。在狱中,他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大姐写信。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夏明翰之女名)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20日,年仅28岁的夏明翰高声朗诵着自己创作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赴刑场英勇就义。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于1930年到了上海,一边做佣工,一边为党传递秘密文件。解放后,郑家钧在长沙的街道工作,1975年病逝。

      巧说合,张闻天赢得美人归

      1929年,刘英和张闻天在莫斯科相识,他们先后在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1933年他们同时回国进入瑞金,工作和生活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双方情感的交流与融合。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时,张闻天和刘英聊天,他对刘英说:“我们相互都很了解,希望我们不但要做一般朋友,而且……”没有等张闻天把话说完,刘英果断爽直地说:“我早有打算,五年内不说结婚的事。”虽然话说得决然,但在刘英心里,其实早已播下了爱的种子。

      留心此事,有心促成这对有情人的毛泽东,在1935年4月把刘英调到中央纵队任秘书长。一天,他明知故问地对刘英说:“你知道是谁把你调来中央纵队的吗?”“是李富春同志。”刘英脱口而出。微笑的毛泽东接着说:“对,但点子是鄙人出的。把你调来中央纵队,可以让邓小平上前线,那里需要他。你在这里可以‘公私兼顾’呀,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更方便去找洛浦(即张闻天)同志嘛!”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刘英内心的“秘密”,刘英害羞得脸颊通红。

      还有一次,毛泽东大胆地试探刘英:“中央纵队那么多男子汉,你看中了哪一个呀?我看,洛浦就很不错。”刘英半晌不语,毛泽东穷追紧逼地说:“你无言以对,那就是默认了,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哟!”刘英急着说:“我暂时不打算结婚,我看到许多女同志结婚就怀孕,在长征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很不方便。”毛泽东连连点头赞许:“我们湖南小丫头,蛮有点头脑呢!”探明刘英底细的毛泽东对张闻天说:“洛浦,我给你介绍个女孩。她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是你在莫斯科时的学生,姓刘名英,你看行不行?”张闻天一听,正合心中之意。此后,他与刘英的工作配合、思想交流更为紧密了。

      1936年6月,36岁的张闻天和31岁的刘英在瓦窑堡结婚。没有仪式、没有请客,两人行李合在一处就算结婚了。率领红军打下直罗镇的毛泽东知道后赶来张闻天和刘英的住所,进门就大声喊:“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算数。”刘英忙迎上来说:“没钱没东西,拿什么来请客!”张闻天说:“主席,糖没有,酒没有,有几支香烟,算请客吧!”在场的人一一接过张闻天递上的香烟,捧腹大笑。


       谈真心,保住一桩好姻缘

      行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的林月琴获悉丈夫在西路军西征战斗中牺牲,十分悲痛。辗转来到延安后,林月琴在好心人的劝解下逐渐从悲伤的阴影中走出来。后来,她与时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相识并相爱。经组织批准,1937年4月,林月琴与罗荣桓结成夫妻。

      就在林月琴婚后不久,她得到消息说:“牺牲”的丈夫被国民党俘虏后经中共营救已经回到延安。这个消息不仅让林月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而且令毛泽东震惊不已。毛泽东想:若此事处理不当会影响两个方面军(林月琴前夫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慎重考虑后,毛泽东把林月琴请来婉转地说:“你们结婚几天,我就将罗荣桓派赴前线,你不会怨我吧!”林月琴说:“主席,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顾男女私情。”见林月琴心态平和,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说:“月琴同志,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准备与他和好吗?这是你个人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陷入沉思的林月琴想起罗荣桓临走时说的话“如果你前夫回来后,请代我向他道歉,希望他能把你接回去。这完全是由于战争特殊环境造成的,各方都应该相互理解和支持”。想到这里,林月琴鼓足勇气对毛泽东说:“我听说他是因为战败被俘的,在酷刑面前很坚强,是个好同志。可我……”见林月琴突然刹住话,毛泽东说:“我听你的意见,是去是留,完全由你决定,可要把实话告诉我。”毛泽东燃起香烟,重重地吸了两口,小声地说:“我批准你去见前夫,罗荣桓如果有意见,由我解释。你同前夫商量后把结果告诉我,这样对你们三个人都公平,也算仁至义尽。”听了毛泽东这番话,林月琴很感激,她诚恳地说:“主席,我本想去找他,说明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可是他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托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去找他吗?”毛泽东听了林月琴的话说:“好哇,拿得起,放得下,这样的同志好啊!”转念又说:“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是否要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为凭,永不反悔呢!”林月琴明白毛泽东的意思,频频点头。她按毛泽东的指点,同前夫商谈后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前夫将“心里话”写出托林月琴转交给毛泽东,这桩尴尬婚事得以圆满解决。

      授妙计,李银桥探明佳人心

      11岁参加八路军,先后当勤务员、通讯员、卫生员、特务员的李银桥,1943年被中央社会部指派担任周恩来的卫士。1947年8月改任毛泽东的卫士组长,由于李银桥精明干练,忠勇机灵,诚实开朗,深受毛泽东的信任。

      1947年10月,江青从黄河东岸接回女儿李讷后,从河北安平县请来18岁的韩桂馨做保姆。毛泽东与韩桂馨拉家常说:“小韩,你来这里我们都高兴,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到我身边工作?”毛泽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让韩桂馨紧张的情绪顿然消散,她大方地回答说:“主席要考虑国家大事,我能帮主席做点事,让主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是很愿意的。”毛泽东听了韩桂馨的话夸奖说:“小韩讲话很有水平,你读过几年书?”小韩回答:“高小毕业。”“哦,不错,算是个女秀才了!”毛泽东说着话转身对李银桥说:“银桥,小韩是你同乡,这就叫缘分。你比她大两岁,可算是兄妹了,你们两个握个手吧。”待他们握手时毛泽东又说:“小韩,他叫李银桥,是我的卫士组长,又是党小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有什么事儿,你们多在一起商量,一同想办法。”

      1948年,李银桥接到父母来信,信上说要给他介绍对象。拿不定主意的李银桥请教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你呀,太老实了,你就不去问问小韩?她文化比你高,还可以请她帮你写回信呢!这叫投石问路,明白吗?”李银桥顿觉心里亮堂了,非常佩服毛泽东不但善于干大事,而且谈恋爱也是“足智多谋”。李银桥按毛泽东的授计,来到小韩跟前说:“小韩,请你看看这封信,然后帮我拿个主意,我该怎么办?”韩桂馨看完信委婉地说:“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就推掉吧。”李银桥壮起胆子说:“推掉,可以。你文化比我高,请你帮我写封回信吧。告诉父母,谢谢那位姑娘的好意。主席说了,我们要互相帮助,对吧!”韩桂馨低着头胀红着脸说:“你真聪明,要是别人,我是不会帮他写回信的。”李银桥说:“是主席教我的这个聪明办法,要不然我还真会一直傻下去呢!”这年的12月中旬,韩桂馨和李银桥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经有关领导机关批准,1949年“五四”青年节这天,他们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毛泽东又促成了一对有情人。算起来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做“月老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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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21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对张国焘家属的态度看毛泽东的博大胸怀

    2007年5月25日第1040期《作家文摘》刊登一篇介绍张国焘传的文章,题目是《张国焘:失意的反共强人》。其中谈到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张国焘家属的。看了以后深受感动。

    文章说:1938年5月张国焘连他妻子杨子烈也未告诉,不辞而别。杨子烈决定向组织要求去汉口见张国焘。在未接到组织部的答复前,她找到毛泽东,提出要回家去养孩子。出乎意料,毛泽东听了她的要求后,当即给组织部写了一张便笺,说:“让子烈同志回家吧!”然后和蔼地对杨子烈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你到了汉口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何时都可以回到党里来。”就这样杨子烈和儿子、妹妹坐着共产党的汽车,由共产党派人从延安护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护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由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将三人交给张国焘派来的人,使他们一家团聚。

    毛泽东的宽宏大量之举,令杨子烈感激涕零。直到1951年,她对程思远谈起这件事时,还说:“国焘不辞而别,毛泽东真是大仁大义,嘱咐我到武汉后要好好照顾国焘的生活。”

    1958年张国焘萌发了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要求中国政府给予生活补助,对张的要求有关部门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呈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上面批到:“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一点,可考虑给予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看了毛主席对张国焘和其家属问题的处理情况,感想颇多。

    张国焘在长征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党中央北上西北的正确路线。分裂党、分裂红军,阴谋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并妄图挑起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冲突。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坚决反对,也受到朱德、刘伯承和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抵制,他的阴谋未能得逞。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将会毁灭红军、毁灭党,后果不堪设想。

    到陕北以后,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并给他安排了职务。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可是张国焘拒绝中央的帮助,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毛泽东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仍然一再争取,并把家属送去团聚。这只是一例,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毛主席逝世以来,在非毛化的浪潮中,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的人,一些知识精英,甚至某些所谓党的高级干部,同敌对势力摇相呼应,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诽谤、攻击毛泽东是什么“独裁”、“专制”、“打击迫害有不同意见者”、“打击反对自己的人”等等。他们把历次路线斗争说成是“迫害”,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把解放以后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历次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也都加罪于毛泽东。运动是由别人具体组织领导的,可是有的人把本来是自己干的事,出了差错也扣到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对待张国焘的态度和其家属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反毛者和敌对势力的有力回击。

    纵观党内路线斗争和对人的处理的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有准则的;公交论理论法,即坚持原则,毫不含糊。私交则论情论谊,宽大为怀。他对党内路线斗争是决不妥协的;对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是决不迁就的;对欺压群众,贪污腐化,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是决不手软的。但是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是十分慎重的。从这里可以说明以下问题:

    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分裂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决不是什么人制造的。正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才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事实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全国人民生存的大问题,斗争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路线的胜利,而按照陈独秀、王明、李立三、张国焘等人的路线搞,中国革命将走向何方?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已经作了结论,这是人们的共识,除了一些坚持反共立场的敌对分子以外没有人否定这一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样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广大人民群众命运的大问题。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人们认识极不一致,有些人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有人对两条路线斗争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也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二、在路线斗争中要坚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

    在延安整风中,学习两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创造了一系列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对党内存在的错误路线,必须进行分析、批判、斗争,总结经验教训,决不能姑息、迁就、妥协。通过学习批判达到分清是非、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因为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错误路线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国际背景。因此,在斗争中主要是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一方针在解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中,在群众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三、对人的处理要慎之又慎。

    对犯错误的人一定要进行分析、批评、斗争,以分清是非,使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也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受到教育。在批判斗争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作法,由于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犯错误的同志态度的不同、掌握运动的干部政策水平的不同,运动中往往发生一些错误做法,搞扩大化,使有的同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伤害。但是,最后对人的处理采取了慎重的、宽大的态度。

    对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采取了惩前彼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犯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除张国焘叛党以外,对陈独秀于1937年出狱以后,中央曾派人作他的工作,要他发个声明承认错误,被陈拒绝。以后毛泽东几次讲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出路时,再次讲到陈独秀的问题,还在为20年前,未能将陈独秀接回延安而深自内疚,他对陈依然有着深深的思念之情。至于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批评以后,都安排了适当职务和工作。对于跟着错路线走,反对过毛主席路线的同志,更是继续受到重用,不少人都团结战斗到最后,并不存在有些人诬蔑的毛泽东打击迫害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样的问题。

    问题是有些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毛主席说:“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改也难。”有的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也不认错,这也说明路线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历次运动中对人的处理也是慎重的,在延安整风中,毛主席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指导方针,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也都贯彻了这一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就可以稳定人们的思想,避免和减少了工作中的错误。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还体现在每次运动后期都要另组班子,对已定案件进行复查、甄别,规定要三允许,(允许本人改正、允许申辩、允许别人为其申辩),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就是对反革命和其他罪犯的处理,为了慎重,也提出了对死刑犯可以缓期执行的作法。对国民党战犯、日本战俘都通过劳动改造宽大处理,也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人的处理慎重的体现。

    据我所了解,除了在延安时期对枪杀女青年的黄克功,解放以后对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由毛主席批准枪毙外,没有听说过还惩处过什么人,更没有听说过对犯路线错误的人进行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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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始终伴随毛主席革命一生的周总理
    在中国较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媒体和各种文字中,流行着许多用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通过“捧周贬毛”或“拥毛反周”而跃然纸上,不仅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敬爱的周总理之间的珠联璧合整体,硬生生地要撬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从而打造出适应赤裸裸个人利益和权力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这类作品以兽性才华和吃人理念为基准点,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高尚与卑鄙倒挂,生造出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所谓的历史真实,编造了一场场完全兽性化的豺狼相互残杀的发展史。这些早已资产阶级兽性化的文章的内容,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把本来清清的一潭池水搅得浑浊不堪,看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越看越使人糊涂,越看越感到莫名其妙,越看越觉得人类根本就既不存在什么真正的人性,也没有什么忠贞和友爱,更看不到将来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剩下的只有豺狼当道和虎豹称雄的现实。纵观毛主席与周总理革命一生的客观真实,真正是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导师和舵手,与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恒定关系。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相遇与相拥

    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心悦诚服及其对中国革命总目标的高度一致性,是两人能建立起亲密而默契关系的关键所在。虽然周总理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很杰出的人才,但能真正充分施展才华和水平,正是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才得已实现,而毛主席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杰出领袖和导师,也离不开周总理的大力支持和真心辅佐,由此两人构建起了彼此之间相扶相成、相得益彰的特殊而又牢不可破的关系。周总理与毛主席的相遇和相知、相拥,则要追溯到二十世纪的20年代中期,在这个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革命策源地广州就一见如故,开始了为革命事业的奔走,从而为后来的长期亲密合作与相随奠定了基础。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教条的脱离中国实际,而把马列主义革命原理书本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革命经验专一化的,表面上看很“左”、很革命的错误思潮及其路线,这种错误泛滥几乎彻底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而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和做法却受到排斥和打击。当时在党内军内地位和名望很高的周恩来,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深刻看到了“朱毛”探索“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根据地”战略地位,深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对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中展现的才华和远见卓识深深敬佩。

    在毛泽东身处“孤立”境地,以及后来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周恩来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建立起了彼此依赖和支持关系。在当时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苏区的中央局成员,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的发动群众、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待战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宁都会议前期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后方中央局的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支持而气势很盛、咄咄逼人,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矛头直指毛泽东,毛泽东面对这种情势没有屈服据理反驳。在会议陷入僵持局面的情况下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对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工作”的主张坚决反对,提出了:“一种是由我负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意见。

    周恩来经过同毛泽东之间的长期而又坚固的密切合作,特别是红军开始长征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以在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政治上坚决支持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层,从而为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创造了根本条件。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在后来的和衷共济、同喜共哀的近半个世纪的密切合作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形成以后,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看后并考虑好自己的意见,再找毛主席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事先性的商量,然后经集体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策和部署。决定作出之后重大和战略性的问题以及重要文电、文件由毛主席亲自起草,具体贯彻执行的或配合性的文件、协调贯彻落实则由周恩来负责,从而形成了政治军事方面重大决策毛主席居核心和主导地位,周恩来居于负责协调、贯彻、督促等关键位置的格局。周恩来无论是在西安事变谈判和重庆谈判,还是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指挥国内的解放战争,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坚持不懈地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都发挥了核心的中枢作用。由于能充分发挥毛主席与周恩来各自优势科学化格局的稳固发展,为中央苏区的不断巩固发展和人民军队的迅速壮大,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创造了决定性的领袖集体条件,构建起了配合默契却分歧很少,打造出了一个个党和人民军队从小到大、弱胜强的人间奇迹,为夺取新中国的红色政权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了世人所熟知和广为传颂的历史美谈。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深信与相随

    毛主席和周总理既是杰出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革命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杰出的最高级的领袖人物,更是二十世纪叱咤风云的世界著名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主席同出生于1898年3月5日的周总理,两人在中国革命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上,以及在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艰苦岁月面对残酷的国内外敌人,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岁月中,始终保持真诚相持和亲密合作关系,两人围绕着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真日以继夜、兢兢业业,顽强拼搏、鞠躬尽瘁,彼此所展现的信任和信赖,既是共产党人之间的深厚同志感情,也是光辉的、永世长存的无产阶级战士典范,更留下了动人的、不朽的思想和业绩。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担任党主席和周总理任政府总理同时达26年,成为全世界连续任职最长久、最优秀的重要领导人。毛主席成为世界是杰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而周总理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历史完全证明了两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不可分离的事实。在两人的关系中,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周总理的主张和做法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特殊功能,如果两人离开了彼此的真诚支持与配合,都不会有后来十分成功历史和现实,也不可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宏伟成就。

    毛主席善长并且善于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来推动和实现革命的目标,周总理则是一位是以身作则并以鞠躬尽瘁来感化人民的行家。毛主席在革命与建设大政方针的研究和确定上,总是从哲学角度和革命与建设总目标的战略上思考问题,且吃得透、看得准、看得深;而周总理在自己参与研究的路线方针确定以后,则将具体的行政与经济事务承担下来亲自去处理。自然地形成不成文的毛主席把握党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方向,而周恩来则注重把握国家经济发展建设的分工合作模式,相互之间也自觉地遵守这些默契,各自都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政治责任,形成了巩固的政治态势。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楚并且心领神会,能够创造性地准确把握和善于贯彻到各项工作与实际中,毛主席对周总理办事的细致周密也十分称心和放心。由于周总理被毛主席的哲学思维和统率能力所折服,也就自然地扮演着执行者、“配角”的角色,用周总理的话来说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周总理深深知道毛主席高瞻远瞩,比自己看得高看得远,立场也就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所以对深入发动群众来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消除共产党内修正主义,保证政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科学内涵认识。十分深刻透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出现了多种精心包装的“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逆流,但由于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密切配合,发动了旨在清除不耻于人类的臭狗屎的运动,客观上有效地遏制了这些梅毒和瘟疫的扩散与危害,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发动还是深入的过程,周总理都赞成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决策,并成为主要的参谋者和推动者、执行者。周总理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仅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达到的终极目标赞同,而且在出席无数次红卫兵的大型报告会、座谈会,以及小型的、个别的会见谈话中,都高度赞扬和支持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修防修,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给予了深层揭露与批判,用自己光明磊落的言行阻止着抛弃社会主义的种种阴谋诡计,身体力行地终其一生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新中国建立后,自始至终杰出核心领袖的高度默契——前有毛泽东主席对共产主义的高瞻远瞩,后有周恩来总理的具体贯彻落实,在国际上坚持反帝反霸并全面战胜了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从根本上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性质,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正确道路。经过两位伟人最成功的密切合作和艰苦努力,最终把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落后和散乱的旧中国,建设成了初步繁荣富强和凝聚力十分强的中国,粉碎了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猖狂进攻。新中国在毛主席与周总理神交和心心相映的领导下,保证了从胜利走向胜利,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蒸蒸日上,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屹立世界东方的不败之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胜利前进。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强力辅佐和支持,既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如何反修防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三、暮年时期的相伴和相别

    虽然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位革命领袖有着出身、性格差异,但由于革命志向和向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高度一致性,及其与生俱来就有的把劳苦大众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神圣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伟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把全部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不仅获得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也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尊敬。当病魔缠身、活动不便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周总理患癌症后,心情非常沉痛,严肃地关切着病情的发展变化,每次都亲自审阅周总理有关医治的病情报告。周总理同样也关心和关注着毛主席的身体,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仍然惦念着毛主席健康并问医生:主席的身体怎么样?我没什么要紧,你们要好好保证主席身体健康,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胸前佩戴的是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像章,枕边放着的是毛主席的著作,这确切地反映了周总理心中人民和毛主席位置的内心世界,以及伟人之间动人心魄的革命情谊。当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停止呼吸的同时,年长五岁的毛泽东主席也在此八个月后与世长辞,标志着两位伟人惊天动地合作时期的终断。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历史上,周总理与毛主席形成的同生共死牢不可破造丰碑的关系,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舞台上所留下的锦上添花时代,深厚友谊谱写的一曲浩然正气的凯歌,为继续革命的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特别是伟人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仇敌忾,彼此信任、长期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关心的革命情怀,构筑了成功合作共事创辉煌的典范,其巨大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周恩来与毛主席之间情同手足同殒共落不约期,同光共辉总相宜的关系,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巅峰智慧交融的象征,在人民心中毛主席与周总理已经不仅仅是代表着两位杰出领导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党、人民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灵魂及精神的最高精华。这既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精髓,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值得骄傲的财富!虽然周总理和毛主席都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思想和名字早已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永远地熔铸在了人类发展史的里程碑上,永远铭刻并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毛主席与周总理崇高而又永恒的实践点亮的明灯,将高高地照耀着后人向美好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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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2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与中国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
    之间的革命友谊万古长青

    在中国,人们都知道“朱毛不分家”的故事。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了。从此,朱德与毛泽东便战斗在一起,从不分离。于是,便有了“朱毛不分家”的故事。可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上,不仅有“朱毛不分家”的佳话,还有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中国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之间的佳话,我把它称之为“恩泽友谊万古长青”。

    那么,为什么说“恩泽友谊万古长青”呢?我们知道,“朱毛”是朱德与毛泽东二人的简称,各取了他们的姓氏组合而成。“恩泽”则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简称,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第一个字组合而成。而且“恩泽”本身就是一个词,是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因为“恩”与“泽”意思相近,其中有一个义项甚至相同。所以,这个词本身就既表明了他们二人有许多相近或相同之处,又表明了他们二人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表明了他们二人都是大有功于中国人民的伟人。因此,我用“恩泽”来称谓他们,用“恩泽友谊万古长青”来比喻他们之间的长期共事于深厚友谊,我想一定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吧!

    其实,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是说也说不完的。当周恩来还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总部时,他已从陈毅的汇报中发现并深深地感觉到了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大约是在1931年秋冬季节,周恩来只身来到了中央苏区。从此,周恩来与毛泽东不但相识了,而且相互尊重,相互敬仰,合作共事,风雨同舟。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是在周恩来的力主下召开了遵义会议,并使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长征,挽救了革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和领导下,使红军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重重阻力,最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亲赴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共同辗转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后又共同渡过黄河,共同来到了西柏坡,共同领导了三大战役,共同进了北京去“赴考”,共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共同领导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共同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共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共同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共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共同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大门,共同使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联合国,共同开创了我国外交和国际环境的新局面,共同打倒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共同挫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共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理想和长远目标,等等,等等。四十多年间,他们从未离开过,而且是密切合作,同舟共济,相互关心,相互体贴,为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了长期合作、风雨同舟的楷模。“恩泽友谊万古长青”这一词语就非常恰当地表明了如上的一切。因此,我用“恩泽”来称谓他们,用“恩泽友谊万古长青”来比喻和赞美他们之间的那种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大概是再恰当不过了吧?!

    尽管我们对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的故事已经知道了不少,但我们还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一些认识而已。更深层的认识我们往往知道得不多。为此,就让我们来听听权威人士的解说吧!

    在一本名为《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的书中,有一篇是专门访问金冲及的访谈录。访问的时间是1992年12月19日,访谈录的题目为《访金冲及》。在这次访谈中,金冲及着重谈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人之间的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他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集体领导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泽东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接着,金冲及又说道:“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来讲,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而周恩来更多地是负责执行和落实。”金冲及又补充道:“说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而论的。”然后又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却是钦佩毛泽东,相信毛泽东考虑这些更大的问题要比自己高明。”

    总之,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人之间的长期共事与深厚友谊,这实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非常美妙的佳话,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一段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佳话。让我们为有这样的一段不寻常的佳话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吧!让我们为“恩泽友谊万古长青”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最后,我要再次大声呐喊,我要再次高声赞美:“恩泽友谊万古长青!”

    (2008.03.03.写)




    【补充】 为了进一步证明“恩泽友谊万古长青”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我特将两位网友的文章附录于后,以供大家阅读、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附文一】伟大人物、伟大情怀、伟大友谊——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点滴
    [ 春天的惊雷 ] 发表时间: 2007-01-08 15:05:07

    本文之所以称之为点滴,就是因为这些事好象不大(其实很大),内容不多;似乎不直接、也不连贯。

    本也不准备写这些小事,因为,一、是这些事本身没多少内容(好多尚未解密;并且──即使是当年的知情者想谈到、也能谈到一些其它的相关的要事,文字捡查关也难以通过。这一点,当然不能去责怪管理人员),二、正是因为好多相关事未解密,这些能写出的事之间,似乎就与其它更大的事无大关联,人们也就很难在其中看到──那些本来属于“十分重要”的性质。

    可是,今天又动了“写一下也好”的念头,是因为我看到,近来有人总是在网上“妙笔生花”,企图把周恩来描绘成常常背着毛泽东干事的人:比如,抵制大跃进错误、抵制文化大革命,从而保证了中国在前二十多年的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这些人这样做的结果,是犯下了双重错误:一是完全不符合事实;二是歪曲了周恩来的──从来就遵守纪律、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的伟大形象。

    一件小事是:

    权延赤的一本书透露,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开始物色毛泽东的接班人。在已披露的,某一次高层几个人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说,恩来呀!我这个班是否让你来接?听罢,在党内历来口心如一的周恩来赶忙说:不行,不行,主席,正如你批评我的,我这个人事无巨细都要管,不能举重若轻,不是帅才。听罢,毛泽东也笑着认同说,是的,是的……据传,毛泽东对周恩来这个评价,不久引起一些人的议论,——为周恩来抱不平,而周恩来立即出来做工作说:主席对我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周恩来对自己的评价、对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是从心眼里接受的,绝没有什么“韬光养晦”!

    是的,毛泽东同周恩来认识后的合作,从来都是以实对实的!没有一点"弯弯绕"!

    二件小事是:

    1966年,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写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了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为此,周恩来找到了毛泽东,问道:“主席是不是指我的那个‘马鞍形’的问题?我要重新加深认识?”毛泽东否认说:那算不得一回事……你那是个阳谋;他们不是,他们是阴谋,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但不允许有阴谋反对派。

    三件小事:

    1975年底,周恩来的身体完全地垮了。医生们也明确知道周恩来将不久于人世。这时,在一些人看来,建国以来承受若干痛苦、尤其是文革中遭到不少冤屈的周恩来,临终前一定会留下好多的话的。说实话,这些人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周恩来能留下一些受冤屈、抵制错误的话啊 !然而,时刻拿着纸和笔,一直守候在周恩来身边的人们,最终是多么地失望啊!周恩来除了要读毛泽东刚发表的《重上井冈山》一词、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去照看别人吧”的话外,其它什么都没说。

    四件小事:

    1979年的前前后后,京城极少数文人精英,大谈周恩来长期抵制冒进、大跃进、迫害老革命家,排除左倾干扰,才艰难地把中国经济推向前进(人们由此可以知道,今天网上疯僧、思闻等人,是在重复当年这些文人的言论)……等,这时,邓颖超说话了:请大家不要这么讲,你们说的不是事实;我家恩来就是那么个人,他把组织原则视为生命,毛泽东错了,他也必然错了……他不会背着毛主席保护什么人,你们不要那样讲呢!

    四件小事写完了(正巧,也没有时间写了),有兴趣的人读读,也许会从中进一步看到党和真正人民领袖的伟大,以及其它新东西。

    今,本网民谨以此文祭奠敬爱的周恩来!

    注:文中材料分别取之于<毛泽东语言艺术>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附文二】 宋庆龄:引路人●邓小平:跟倒走●白马调:大救星 (只节选了第一部分)
    云淡水暖 于2008-02-25 21:54:25 上帖

    后海的湖面,冰凌已经开始融化,沿着北沿的岸边前行,见到一群冬泳的爱好者在零度左右的冷风中大声喧嚷,为他们的勇气和毅力振奋。在醇亲王府的左面,见到一门楼,大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门前的告示板上贴了一张通知,大意是某月某日因内部修缮闭馆,近日起开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草民一家就成了闭馆后开放的第一批参观者。院子里很静,几乎看不到游人,但进了故居的主楼和旁边的院子,却有不少参观者在流连。

    在陈设宋庆龄主席历史文物的院子的北房中,草民在一个玻璃陈列柜中见到了宋庆龄主席的一张手迹“追念毛主席”,上书: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此文写于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宋庆龄主席还在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说过【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在纪念朱德元帅的文章中说过【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看得出来,宋庆龄主席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是在提到另外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的时候,总把他们与毛泽东主席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宋庆龄主席对毛泽东的定位是“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 伟大事业的引路人”,是鉴于她参与中国人民求解放,求自立,求发展的整个人生经历的感悟,特别是“导师”一说,很能够表达那样的一种思维,就是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自立起来的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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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2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和湘剧小演员

       笑谈中,左大玢说:“主席,您念了白眼字”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左大玢才13岁。1956年,田汉带着湖南省湘剧训练班的一群小演员去北京汇报演出,左大玢也在其中。听说要到怀仁堂给敬爱的毛主席演出,左大玢兴奋得几夜都没有睡着。但到了演出那天,并没有左大玢表演的节目,她和其他小朋友便躲在帷幕后面,偷偷地观看坐在台下看戏的毛泽东。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离开,左大玢便和其他小演员一起从舞台后面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去抢坐毛泽东刚坐过的座位。
       1959 年,左大玢在湘剧界已小有名气。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们到湖南省交际处(现在的长沙市湘江宾馆)演《生死牌》(左大玢在戏中演主角王玉环)。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领导人来了。果然,当她登台表演时,发现了台下竟有毛泽东!左大玢惊得一下子差点忘了台词,赶紧镇定下来,才将戏演完。
       左大玢在电视巨片《西游记》中成功饰演了观世音菩萨,因而经常被人们当作活的观世音,这在演艺界是不多见的现象

       戏刚演完,又开舞会。那时左大玢还不会跳舞,她打算卸完妆早点回家。这时有人悄悄告诉她:“毛主席可能会来跳舞。”她一听,马上改变主意,直奔舞厅。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进舞厅,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刚坐下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走过来问她:“你是演王玉环的吧?”左大玢点了点头。这位女同志又说:“毛主席看了你的戏很高兴,等会儿你陪他跳舞吧。”能当面见到毛主席,这当然是做梦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会跳舞,她怕在毛泽东面前出丑,因此有点儿犹豫不决。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说:“你还不会跳吧?没关系,我找个人教你,很容易学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泽东的卫士,姓封。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转了几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门道。要她陪毛泽东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摄影师侯波。两个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过来问:“学会了吗?”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厅的一侧走。一站定,天啊,她发觉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泽东面前!左大玢激动不已,手足无措。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动,这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左大玢扑哧一声笑了,然后随着毛泽东跳起来,但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毛泽东。一曲舞跳下来,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此后,毛泽东每次来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给毛泽东唱戏或陪他跳舞、聊天,渐渐地与毛泽东就熟悉起来,见到毛泽东时再也不紧张了。一次毛泽东笑着问她:“你为什么姓左,不姓右呀?”左大玢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傻傻地说:“我爸爸姓左,我也就姓左了。”“那你怎么又叫左大芬了呢?”因为已经跟毛泽东很熟了,左大玢便说:“主席,您念了白眼字,这个字应念‘bin’,而不是‘fen’。”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娃娃,你回去问问你爸爸,这个字是多音字,是不是也可以念作‘芬’呢?”

       还有一次,毛泽东问左大玢,你姓左,那左宗棠是你什么人?左大玢摇了摇头。毛泽东又问,那左霖苍又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大伯。”左大玢接着告诉毛泽东,父亲叫左宗濂,曾是程潜帐下的少将高参。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又说,你大伯左霖苍可是个有名的举人啊。“什么举人,一个逃亡地主。”左大玢顺口答道。毛泽东听了左大玢的话,沉思了一会儿后自言自语道,逃了也好,逃了也好啊。

       左大玢和毛泽东同喝一杯茶

       每次毛泽东来湖南,工作之余举行舞会时,毛泽东第一个请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书记的夫人,第二第三个分别是湘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俐侬和刘春泉,第四个就是左大玢。警卫员们和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怕跳得太多会累着毛泽东,便悄悄地给左大玢布置了一个任务:“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一次休息时,左大玢看到毛泽东水杯里的茶叶一根根地竖着,就好奇地问:“毛主席,您喝的是什么茶,怎么都竖在水里呀?”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这是岳阳君山的毛尖,是上等好茶呀。”十六七岁的左大玢想都没想就蹦出来一句话:“我口渴了,我也要喝您的茶。”“你喝吧,喝吧,我们喝一杯茶。”

       又有一次,舞会中左大玢正陪毛泽东在走廊上休息,这时王任重过来汇报工作。毛泽东指着王任重问左大玢:“你认得他吗?”左大玢摇了摇头。毛泽东介绍说:“他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然后又指着左大玢说:“她是湘剧院的演员左大玢。”

       深情怀念伟人,左大玢珍藏着毛泽东半截香烟

       每次回湖南看到左大玢时,毛泽东总是对左大玢说:“你们搞文艺的,更要加强文化学习和修养。”同时,他又很关切地问:“你们经常下乡演出吗?”左大玢回答说经常去。毛泽东又问:“到了农村一般在哪里演出呀?”“有时在晒谷坪,有时就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毛泽东很好奇:“稻田里怎么表演呀,稻茬会绊脚呀!”左大玢认真地答道:“是呀,我们经常演着演着就被绊倒了。”毛泽东听后哈哈地笑了起来。

       跳舞时,毛泽东的长袜子常常会滑下来。左大玢见了,就立即蹲下把它拉上去。后来她便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您的袜子系根带子吧,这样就不会掉了。”毛泽东却说:“不要系带子,将袜子口打个砣扎进袜子里就不会掉喽。”左大玢听了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到长沙,没有见到左大玢,就问左大玢哪里去了。陪同的领导立即安排车子将在湘西沅陵演出的左大玢接了回来。见到毛泽东后,左大玢来了一段清唱。毛泽东听后说:“娃娃,你的嗓子有些哑,是不是感冒了?好好休息吧。”左大玢见毛泽东正在抽烟,就说:“主席,为了您的健康,请少抽些烟吧。”说着,她从毛泽东手上要过抽剩的半截烟头。她将那半截烟掐熄后,悄悄地带了回去,将它珍藏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直到今天。当时纪律非常严格,凡是毛泽东会见的人都不能把会见写进日记,也不能向毛泽东提出合影的要求,因此,这半截烟头,成了左大玢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纪念品”。

       毛泽东为《园丁之歌》鼓掌,左大玢免遭政治厄运

       “文革”期间,左大玢同样受到了政治迫害。因为她的父亲曾是程潜的少将高参,“文革”初期她被戴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坐起了“冷板凳”,随后又被下放到永州市道县的一个偏远的农村“锻炼”了两年。

       回到长沙后,1973年湘剧院排演《园丁之歌》,左大玢在戏中扮演主角俞英。戏演得很成功,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将该剧拍成了电影。但在影片送审时,江青发难了:“这是一棵毒草!”因为电影中俞英有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江青认为这是与她当时树立的典型“白卷英雄张铁生”唱反调,凶狠狠地说:“没文化就不能挑革命重担?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战士不也有很多人没有文化?”最后,江青干脆将矛头对准了左大玢:“左大玢演得像个少奶奶!”

       1973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是通栏大标题《深入批判大毒草〈园丁之歌〉》。一时间,一场狠批《园丁之歌》的风暴席卷了大江南北。9月初,四省一市到北京参加戏曲调演,左大玢随团刚下火车,就被通知去北京展览馆在五千人大会上作检讨。作检讨前,管批斗的人特意叮嘱左大玢:“作检讨时要说普通话,不能说湖南话,不然大家听不懂。”左大玢却不低头:“我不会说普通话。毛主席也说湖南话,毛主席热爱,我也热爱;他讲家乡话,我也讲家乡话。”待到作检讨时,左大玢用长沙话将检讨书快速念完,然后赶紧钻进有关领导事先安排在台后的大汽车,离开了批斗现场。

       没过多久,毛泽东回长沙视察,想看湘剧,并在省里送来的节目单上圈点了电影《园丁之歌》。电影中左大玢扮演的俞英一出场,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那个娃娃左大玢嘛。”看完电影后,毛泽东鼓起掌来,旁边陪同的人悄悄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大毒草,全国都在批判。”毛泽东愠怒地说:“什么大毒草,毒在哪里?我看很好!”说着他又站起身,再次鼓掌,在场的人也跟着鼓起掌来。

       就这样,《园丁之歌》由毒草变成了香花,左大玢也随之避免了一次政治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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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2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一段时间以来,在思想理论界的有些人那里,“非毛”即诋毁毛泽东、攻击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成为时尚。如有人以“智者”的口吻训诫世人:“我们做过许多梦:美梦,恶梦,不明不白的梦,都捉弄过我们的感情,从梦境中醒来,往往无所适从。人们称为‘马克思猜想'的共产主义——人类理性王国的明青年人,也是一个梦。”这个“从梦境中醒来”的“智者”得到了毛泽东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仅仅只是“造反有理”的结论:“毛泽东被迫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都不是来自欧洲经典。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造反有理',或许是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并且换了‘兴无灭资'‘兴社灭资'的旗号。到晚年发明了‘三个世界理论',第三世界农村要包围第一世界的城市,同马克思也不沾边。打土豪发展到打洋豪,把民族局限性推广为普遍真理,造 反理论可谓发展到登峰造极了。”(37)至于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被深深地实质“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民粹主义”,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追求的是“乌托邦的幻思”等等,更颇为流行。

    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从莫斯科接受颇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人,在“言必称希腊”的同时,就曾高刺毛泽东搞的不过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后来,赫鲁晓夫干脆将毛泽东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农民意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黄油的代用品)”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领先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阶级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也不是什么奇迹,而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38)

    这位在斯大林生前颂扬斯大林是自己的“再生父亲”,在斯大林殁后又大反斯大林、攻击斯大林是“暴君”的斯大林的“接班人”,居然发现斯大林还有“正确”之处。但斯大林究竟是否表述过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些意见,我们不得而知,况且,即使斯大林“私下”谈过,也未必尽皆正确。斯大林对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确曾有过误区,不过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理解、肯定和尊重。这是斯大林的伟大和可敬。而赫鲁晓夫则始终难以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了,他忆述斯大林,无非是要表述他自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满之情。在他看来,毛泽东只是“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

    事实上,尽管对中国国情有着充分了解的毛泽东,由于注意到“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故而一向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尤其将那些“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而又“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称为中国“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但他从来没有认为农民可以担当起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重任,不认为现代中国革命就是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重演,而是认为“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39)并且,对于农民小生产者身上积淀的一些消极习性,当其不利于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们的思想境界提高的时候,毛泽东更时常着意对之进行改造,譬如,1938年4月4日在“抗大”的演讲中,他提醒道:农民同志要警惕一下,不要见钱就眼红,因为过去在乡下见不得钱。在同年4月30日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传统小农自私自利的倾向及其影响,希望参加革命的人要把牺牲精神落到实处,说:譬如三万块钱请你一个人带着,骑了马走,那时候一看,前后左右都没有人,钱就在荷包里,你打不打主意,想不想一下子呢?由此想到回家,买田地,讨小老婆。由对农民心理的这种精细揣摩和了解,毛泽东自然要求尤其是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必须自觉改造小生产者旧有的消极习性,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境界,以使自己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来没有无视无产阶级的作用。早在1926年他即已指出: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40)

    他在1937年又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怀,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41)1939年,他更基于对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的分析,明谓:“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倒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须不能胜利。”(42)总之,毛泽东认为: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咱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地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增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有虚心地接受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43)

    由此,难道能够得出毛泽东是一个只“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其利益始终同工人阶级“背道而驰”的“小资产阶级”的结论吗?能够说他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实质地“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印记”吗?

    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绝非如某些论者以为的那样是“民粹主义者”。当然,他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曾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44)

    这种科学态度和马克思所说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45)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科学精神特质。正是依据着这种科学态度,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科学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大势,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并据之而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争得、也能够争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应该并且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应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即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同时又配合以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等一系列观念。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他的这些思想不仅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因自身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而崩溃,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无产阶级——这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己所准备的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革命取得统治权力,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过渡到消灭了剥削、压迫并使阶级消亡了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曾预计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而且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同时根据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状况,考虑到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过一定的革命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把握住最佳时机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创建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转化成为现实。毛泽东在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提出的上述思想,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实践,无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只要不怀偏见或敌视的态度,人们多会承认他这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

    如何认识、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全面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的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实际是以民粹主义和空想主义来搞社会主义,故其所搞的社会主义必然是虚幻的,而不可能成为科学的现实,并认为检讨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就应从此着手。如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中共党研究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英里斯·迈斯迈,在他所写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民粹派观点》、《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中国社会的前途》、《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等著作中就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空想观念,其实质是否认或忽视社会化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试图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以此为基点,毛泽东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问题上实际产生了轻视工人阶级而重视农民的倾向,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形成了立足农村的反城市倾向,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意志主义主义倾向。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基本否定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迈斯纳的观点为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而且也为我为不少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所接受,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述了与迈斯纳大体一对敌的观点, 这只要读一下李慎之、李锐、何家栋……的相关论著使可以知道了。因此,对于迈斯纳的观点不得不稍作辨析,以正视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伟人、也是凡人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确有失误,这失误主要发生在1957年以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演,在诸多国内外和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失误呈越来越大之势,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由这些失误以及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入手来分析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确可看到其中存在着一引起空想万分,这些空想成分又多与数千年积淀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有关。我们对此无需讳言。但是,从本质上来论究,则必须指出一些基本事实:毛泽东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问题的,他的观点和思路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却从未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发生过怀疑和动摇。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相以地,他反复强调中国声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一财以近百年来中国因落后而倍受屈辱的惨痛事实唤起全党全国人民对此的高度重视。如其在1949年3月即已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46)在1963年9月又说: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衰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学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47)

    如此等等,难以尽举。大量论述表明,尽管为鼓气,树立人民大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毛泽东说过诸如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穷二白并不可怕的话,但他并不幻想在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直接建设社会主义,更没有把贫穷、落后就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是急切地希望中国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当然,对于怎样使中国由落后 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考虑,譬如,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实质上是要以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替代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在表明他形成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造可以同步进行的新思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之后,他探索的则主要是如何在新社会制度下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问题。他不仅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发展。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条件。(48

    更明谓:“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此外,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故坚定地将这一阶级作为领导力量。但由于农民在中国总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故而不仅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将广大劳动农民作为自己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十分注重农民、尤其是劳动农民的实际问题。1955年,他在谈到为什么要搞农业合作化时说:“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开始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俩,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推动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49)尽管如此,毛泽东也未曾认为仅仅依靠农民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他始终交通规则个体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重性有清醒认识,所以,他在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时就谆谆告诫全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没有农副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50)这能说毛泽东只是位“民粹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乌托邦的农业社会主义吗?

    在长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胜利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理论。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请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认为:“领导另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肩上了”;“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所以,每位共产党员都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在现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站起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应该认识到“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不能半途而废。”(51)民主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走城市的一条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从实践中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样三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法宝。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理论、路线和指导实际斗争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才领导全党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开辟了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

    第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新社会形势下正确的战略、策略。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当前的政治形势,适时地提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及积极创造条件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策略和指导方针。他明确提出,在国民经济中,现代怀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此出发产生了我党应对一系列问题的战略、策略和指导方针: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是国营工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没收原不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中而控制着中国现代性工业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万分;容许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全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受到限制;不能听任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自流性发展,而应通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样一各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又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为了在自身经济获得广大发展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对外贸易必须实行统制政策。他还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52)此外,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式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十分重视所有制革命,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途径就是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他并不盲目地、一步到痊地推展所有制的革命。他很早就提出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领导力量的正确方针。人民革命胜利,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抗击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从朝鲜推进到我国边境的侵略战争,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衷心得了国威;又完成了土地改革,并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样,到1953年12月,毛泽东才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认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不不合法。”(53)就是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气氛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54)其后,在他和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和集体经济为主的合作社,通过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的形式,先后逐步把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人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 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这是他对马列主义的一处重大贡献。

    第四,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认为我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而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仍会有自己的特点。教条主义地照搬别国经验是无益的,所以,他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提出中国能不能避免苏联的失误,走出一条多愉媸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强调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在国这一实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1956年4月25日,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5)1957年2月27日,他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学说,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应采取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理矛盾的方法。这一理论的创立,对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此外,他还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要学会按价值佳作舅父事,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诸多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观念,甚至还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56)的主张。

    第五,毛泽东及时发现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明确提出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与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界限,纠正了包括他自己在内存在的急于求成的认识,形成了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长期性、曲折性的思想。他认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结,因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57)并且,由于被推翻阶级的残余的存在,又由于还会产生新的阙分子,就会在社会上出现阶级的分裂,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可能会在其内部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反科学的修正主义(58)。因此,解决政治思想领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否则,“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有可能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59)同样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一帆风顺,而必然是长期、曲折的。“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60)要有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只有到那时,“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61)而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失掉了主体地位,从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那“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62)

    第六,毛泽东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出发,始终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提出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现代化。早在国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6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更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4)的伟大号召。1964年底,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地表述了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说:“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尽管由于错误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四个现代化“自此便一直成为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

    第七,毛泽东始终重视党的建设,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畏艰险、有铁的纪律的伟大的党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毛泽东郑重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5)。

    中国共产党中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66)。

    为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核心力量,他强调党的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67)注重党的团结:“党 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68)倡导党内民主:“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则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69)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懂得:“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70)他指出: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71)

    故其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深恶育绝,反复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72),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司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73)毛泽东历来提倡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建国前夕,他就谆谆告诫道: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激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产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4)

    建国以后,他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并为防止党干部腐化堕落、不思进取而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75)毛泽东又很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76)抓党内的思想教育,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研究理论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宣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二是要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形成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密切结合起来的良好学风;三是及时了解并研究政治思想动态,对错误的理论观点、政治观点、思想主张要注意分清是非,要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不断成熟起来。总之,毛泽东认为,能否在中国建设好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千秋万代地持续发展下去,关键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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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8:2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新华网北京6月29日电 毛泽东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代表性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

    其基本点:一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也包括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二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他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等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第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根据“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第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还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些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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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评价
    ——“这是血的著作”!!!

    很多人都看过毛选,都有心里的评价。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毛泽东自己是如何评价毛选的呢?他说六个字:“这是血的著作!”

    一、丧子之痛出毛选

    1951年毛泽东两次谈及毛岸英的牺牲

    1、1951年1月2日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和周恩来的信:有下乡休息之意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

    2、51年2月21日闻彭德怀在北京新六所谈及毛岸英牺牲: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彭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接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二月底、三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

    小生却以为这个观点说的太轻松,没有注意到时间节点,此时毛润之丧子新痛,请假休息编辑毛选,杨尚昆日记的“有下乡休息之意”当是一个最恰当的解释,毛泽东说过《毛选》是“血的著作”,今天的人们不应忘记的是无数先烈的鲜血,当然也必须包括毛家的满门忠烈,后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二、国内国际千呼万唤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1945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毛泽东在1949年6月1日致斯大林电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编辑毛选的建议。

    三、编辑工作在西柏坡就开始了,曾三度被打断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1949年5月6日发稿,到6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第三次被推迟。

    四、石家庄西郊的保育院是毛选第一卷诞生的地方

    获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利用请假休息时间继续编《毛选》。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搞了一个土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五、请苏联人来看看山沟里是不是能出马列主义

    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革命长期以来,共产国际以及上海的中央对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表示怀疑的,其名言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是利用编辑毛选的工作让斯大林看一看山沟里是不是出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1950年7月,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选》编辑工作。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1950年12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12月18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

    六、这是血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1066000册。《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为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1925年到1945年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七、毛泽东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值得一提的是,毛选第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

    八、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最爱第四卷

    1、毛泽东最爱第四卷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1960年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杭州,27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从2月27日到3月6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作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3月8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2、毛泽东对第四卷中涉及到彭德怀表态“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

    5月24日至6月2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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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9:3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1953年12月27日晚,一趟专列载着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悄然驶出北京站,向南疾驰而去。专列的目的地是风景宜人的杭州。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杭州。他到杭州是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起草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事情还得从新中国成立时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因此实施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共同纲领》代替国家宪法的过渡办法。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到1952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也顺利实现,人民的组织程度、觉悟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条件已经具备。按照全国政协组织法的规定,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到1952年,一届政协也即将到期。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形势,于1952年底提出了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建议。

    1952年12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了第四十三次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决定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十款所规定的职权,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在1953年以普选方法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同时,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宋庆龄等32人为委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

    随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了工作程序,着手准备宪法的起草工作。6月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到他的住所开会,商谈宪法有关问题。

    不巧的是,1953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为集中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3年9月18日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迟到1954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这就使宪法的起草工作也相应推迟。

    为保证宪法的起草工作顺利进行,并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供一个可供讨论、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1953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毛泽东对宪法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亲自挂帅。为避开繁忙的公务,毛泽东决定到外地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进行起草工作。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让毛泽东休假一段时间,这期间由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好让毛泽东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随后,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的三大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踏上了南下杭州的列车。在疾驶的火车上,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在杭州期间,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是字斟句酌,改了又改,批语也写了不少

    1954年1月7日,宪法起草小组开始工作。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首先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报经中央批准后,起草小组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2月中旬拟出了宪法草案的初稿,23日又修改出了二读稿,25日修改出了三读稿。24日、26日,毛泽东分别两次致信刘少奇谈宪法草案初稿的修改情况。在26日的信中,毛泽东说:“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

    刘少奇于2月28日、3月1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就这样,讨论、修改工作在南北两地分头进行,从1月7日开始,直到3月中旬才结束。在此期间,杭州方面,毛泽东主持起草小组一次次修改;北京城里,刘少奇召集中央有关人员一次次讨论。北京方面讨论一次,意见发到杭州,杭州方面就修改一次,然后又将修改稿传回北京,每次都有很多修改。3月上旬,起草小组又提出了第四稿。3月12日、13日、1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对四读稿进行讨论修改,基本上完成了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草拟工作。

    宪法草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他不仅提出了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对历次宪法草稿都作了修改,写了不少批语,并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和插话。但起草过程中的这些文献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能找到的只有1954年1月到2月间的三个油印稿和3月间的一个铅印稿。1月到2月问的三个油印稿,一个是有些条文并附有说明文字的,一个是附有说明的第一次修正稿,再一个就是封面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铅印稿是3月18日、19日讨论修改的初稿。除此之外,现在还能查到的有:195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记录稿;6月11 日,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宪法草案时的谈话记录;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修正通过宪法草案时的讲话。从上述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宪法的起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字斟句酌,改了又改,批语也写了不少。

    在宪法草案最初的一个油印打字稿中,序言部分没有说明文字。对此,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序言应有说明。”在稿子第五条的“说明”中有“本条所说的‘资本家所有制',包括富农在内”,毛泽东在“包括富农在内”旁画了道竖线,批语道:“不甚妥?”

    针对这个稿中第十一条第二款“任何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得用以反对和损害公共利益”,毛泽东批语道:“宜单列一条。”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款被单列为宪法总纲第十四条,文字改为:“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

    在油印打字的宪法草案第一次修正稿中,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人民民主制度,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惩办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危害人民、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和破坏国家建设事业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全体公民”旁画了两道竖线,并在上方写有“什么是公民”字样。又在其中“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之后画一插入号,并在上方写有“举行内乱,推翻政府”字样。这一条附有以下说明:“《共同纲领》该条中,原用有‘严厉处罚'数字,那是对‘首要分子'说的,而本条现在的规定是指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故不用‘严厉'二字,以使规定较为灵活。”

    针对这个修正稿有关国务院一节中没有提及国家主席的交议权和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毛泽东在这一节旁批语:“主席有交议权,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日、19日的讨论稿,在说明中对有关这一内容的条款提出了两个修改方案:一个方案是,“在必要时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另一方案是,“在必要时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前一个方案旁批语:“较妥。”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的第四十二条中,将有关这一内容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在封面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油印打字稿的第五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执行其任务时,应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和监督国家管理工作,不断地注意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在这段文字上方,毛泽东批语:“此条似应移至总纲。”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条写入了宪法总纲的第十七条,文字改为:“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在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日、19日的讨论修改稿中,序言第二段有一句话“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很有成效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完成经济恢复等项大规模的斗争”,毛泽东批语:“‘土地改革'不成文,应加‘制度的'。‘镇压反革命'下加‘分子'。”

    这个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三十六条是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其第四款为“通过和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条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一款中的“和发布”字样,并批语:“此处不写‘发布'为宜,免与主席职权分歧。”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款改为“制定法令”。

    同样是在这个初稿中,第四十一条关于国家主席的职权中删去了原有的第三款“授予国家的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毛泽东在删去的这一款旁边批语:“此项恢复,可由副主席去办。”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宪法中保留了这一款的内容。

    “宪草要简单、明了……”

    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四读稿后,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毛泽东于1954年3月17日返回北京。

    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0多位委员聚集中南海勤政殿,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毛泽东说,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可以大修改,也可以推翻另拟初稿。

    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向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说明。在谈到宪法必须根据国家性质和经济关系,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

    当谈到宪法草案保护各种所有制时,毛泽东说,宪法草案有个其他个体劳动者,这是指:“摊贩、夫妻商店、船夫、戏班子等等,他们既是劳动者,也是私有者。比如梅兰芳,他也是劳动者,他的戏班子又是他个人的。”

    当谈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我们就是多个主席。有议长,还有主席,叠床架屋,这个办法可以不可以?可以讨论。

    当谈到我们国家实行集体领导,并以个人形式来表现时,毛泽东说,主席也不是政府,国务院不向他汇报工作。打屁股打国务院总理,不打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在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讨论后,完全接受了这个初稿,并决定将宪法草案(初稿)分发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武装部队进行讨论,广泛征集各方面的意见。

    针对宪法草案写得比较简单,文字有些通俗的情况,毛泽东说:宪草要简单、明了。我们国家各方面都缺乏经验,将宪草写得简单、明了些,是有好处的,等将来有经验时,再制定详细的宪法。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情况,多制定些子法。至于母法——宪法,就不能随便变更、修改,否则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宪草,除总纲外,其他各章都写得比较简单。文字尽量通俗易懂,便于群众了解和掌握。

    “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宪法的讨论,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以上的省辖市,广泛地进行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从这一天开始,到6月11日结束,历时80多天,共有8000多人参加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共计5900多条。这期间,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宪法起草委员会一共召开了五次会议,吸收了各地报来的意见,逐章逐条地对初稿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

    6月9日,毛泽东审定修正稿后,给刘少奇写信,嘱:“少奇同志阅后,交李维汉同志。此件可即印发有关各人(宪法起草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于6月11日带到会场。

    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对宪法草案的全部条文作最后审查。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六次会议了,今天是第七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要在最近开会。宪法草案大概在15日以前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还要进行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时间的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解释,组织讨论。今天的会议是对宪法草案的全部条文作最后的审查。虽然大家对条文都很熟悉了,但是今天要表决通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把它读一遍吧!

    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副秘书长齐燕铭宣读了宪法草案全文。

    宣读条文后,会议对草案全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付诸表决。全体一致同意,决定将它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宪法草案的通过,标志着宪法起草工作胜利结束。毛泽东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11月至12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稿,是在西湖,花了两个月时间,那是一个小组写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次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次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将来全国讨论以后,会有好的意见提出来,会有所修改,但总的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动了。

    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指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我们认为是适当的。现在把这个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通过,并请在通过后予以公布,在全国人民中组织讨论,以便收集意见,再作修改,向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搞宪法是搞科学。”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要求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立即在人民群众中普遍地组织关于宪法草案的讨论,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提出自己对于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会议同时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收集人民的意见,加以研究,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完成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并准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很得人心的。为什么呢?毛泽东解释道:主要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8000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毛泽东预言:宪法草案公布之后,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也将会在国际上发生巨大的影响。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立即组织起各阶层群众的广泛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同时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继续工作,收集人民的意见,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完成对宪法草案的修改。

    当时,曾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宪法草案也写进了颂扬毛泽东的文字。毛泽东对此坚决予以拒绝,并要求删掉宪法草案中颂扬自己的条文。有人说删掉这些条文是毛泽东“特别谦虚”的原因。对此,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严肃地指出: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合适,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他强调说: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宪法不是天衣无缝的,总是会有缺点的。

    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于是,一场全民大讨论便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各个方面前前后后提出的意见共有118万多条。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对草案又作了修改。

    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再一次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宪法草案,并决定正式将其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在此期间,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稿是对宪法草案的系统阐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稿作了多次修改。1954年9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修改了一部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稿后,决定约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报告稿的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第二章“关于宪法草案基本内容的若干说明”。他亲笔给秘书高智写了一个便函,要他用电话通知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今日下午5时以前及下午7时以后,看少奇同志宪法报告稿的头两章,以便晚上11时左右,和少奇、伯达一起,到我处谈一下这两章的有些问题。

    9月11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稿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9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稿。会议最后决定由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这个报告。9月13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稿作了最后的修改审定。

    1954年9月14日,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云集北京。根据西藏等地区的人大代表的意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对宪法草案又作了修改。出席会议的除44名政府委员外,还邀请了21名人大会议代表组组长列席会议。

    会上,毛泽东提出:宪法草案有两个地方要修改,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改了比较好。一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但不改不行。过去中国的宪法有8个(草案不在内):清朝的《宪法大纲》,

    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说这个宪法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副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但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当。

    另一个需要修改的地方是第三条第三款:“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出在“和宗教信仰”五个字上,代表中有人提出,说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并且第八十八条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谓“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说:你信仰宗教也好,不信仰宗教也好;你可以信这种宗教,也可以信那种宗教;信了,又可以不信;本来不信,后来也可以信。既然有了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第三条再讲“改革宗教信仰的自由”,就重复了。这是西藏代表提出的意见,说这样写法不好,似乎是不要宗教了,说“改革宗教”还可以。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很多,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喇嘛教的改革等等。我看这一条意见是有理由的,把“和宗教信仰”五个字删掉,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为有第八十八条,删掉这一句没关系,免得误会,免得重复,也免得文字不通。语文学家反对这样写,说“改革信仰”不通。这一条完全是抄《共同纲领》的。可见,《共同纲领》还不是也有缺点。这一点,刘少奇同志的宪草报告中应当提到。

    说到可能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是这样说过。“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出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次,随时都可以修改。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最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5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00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应该说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推敲了的,但也不能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由此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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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9:32 | 显示全部楼层
    杀头不像割韭菜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听到陕甘宁边区干部和群众反映,刘志丹、杨森、杨奇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在一个月前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他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接管陕甘宁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出发前,毛泽东对王首道等同志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首道等同志审阅了有关案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同志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反谓"右派"、"反革命"的证据,大部分是审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的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少数是坏人蓄谋破坏故意捏造的。
       直罗镇战役结束,毛泽东来到瓦窑堡,王首道等同志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作了汇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他们的调查,认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错误,是"疯狂病"。对这些同志应立即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这一消息传出后,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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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
    看篇文章,里面讲到一位老人说,为什么至今感念毛泽东?因为他的感悟是,毛主席有着父亲般的慈爱。

    这话让我记忆犹新。

    再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里面有句话,则引起了我强烈的感触。

    这句话是:“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

    这句话,是当年某些东东鼓吹试验田里达到“亩产万斤”的时候,毛泽东说的。有下面几点,在分析毛泽东当时的心态时,是要特别注意的:
    0、本文是1959年4月写的。大家注意时间,1959年4月,正是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让刘少奇接任的时间。按照管理,刘应该在之前已经接手“国家主席”的事宜,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了。
    1、别说不信“亩产万斤”,亩产八百斤,毛泽东都非常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2、毛泽东的组织纪律性很强。这是保证整个体系运转正常的基础。因此,很难看到毛泽东突破组织框架,越级去指责基层的问题。即使是错误,他也很注意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即使是毛泽东看到了“亩产万斤”的浮夸风,但他不会就事论事,而是透过问题看本质,他要找出问题的关键,试图从组织框架上系统地去解决问题,这样解决问题,才是彻底治根治本的彻底解决问题。(大家可参考现在矿难不断,重要批示不断,但矿难还是不断的现象)
    3、有人指责“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是毛泽东治国无能,只有狼心狗肺之徒才会有这样的指责。毛泽东的红军,还吃草根吃皮带呢,那毛泽东不跟无能了。
    4、作为一国最高领袖,只有跟百姓贴心的人,只有真正了解百姓疾苦的人,只有有着慈父般心胸的人,才会那么细致入微地关心百姓的饥饱。借“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来攻击毛泽东的人,只是在千年而后还在笑谈“何不食肉糜”之徒罢了。
    5、想到现在子女读不起书上吊跳楼的人那么多,想到中国50%的人有病看不起医生吃不起药,想到成千上万的人为生计卖血染上艾滋病,再回头看看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中的文字,真是感到慈父般的温暖,为什么历经数十年非毛运动,而毛泽东的形象却越来越光芒四射?或许,爱人者,人恒爱之,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吧


    【附】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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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9:3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亲自主持宪法的起草工作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怎样诞生的

       中共中央制宪的最初设想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的,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则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

       针对当时党内有人提出了制定宪法问题,中央认为,在过渡时期,以社会各界认可并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可以的,因为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即使制定宪法,恐怕绝大部分也是重复《共同纲领》的内容,不会有大的改变。因此,中央考虑在过渡时期可以暂时不制定宪法,而继续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并在以后的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共同纲领》进行修改补充。在我国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消灭资产阶级,阶级关系有了根本改变以后,再制定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斯大林三次建议制定宪法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设想。斯大林赞成中共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同时提出,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时间提前。他说:“我建议,你们可在1954年进行选举和通过宪法。”这是斯大林第三次对这个问题提建议了。

       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至8月,为同苏共直接交换意见,取得斯大林和苏联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各项工作的支持,刘少奇秘密访问了苏联。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宪法问题,建议中国可先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第二次建议是在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就建议新中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

    毛泽东亲自主持宪法的起草工作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休假一段时间,这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则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毛泽东对宪法的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不但担任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亲自挂帅,领导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进行宪法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即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的三大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踏上了南下列车,离开北京来到杭州。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宪法起草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报经中央批准后便着手起草。在三个月时间里,宪法起草小组先后起草并修改出了四稿。3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第四稿后,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交宪法草案初稿。宪法起草委员会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宪法草案初稿,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宪法草案。

       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对历次宪法草稿都作了多次修改,写了不少批语,并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和插话。在1954年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11、12月间,第二稿是在西湖,花了两个月时间。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次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次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借鉴中外制宪经验

       对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宪法是从西方输入的舶来品。为此,毛泽东深入研究和比较了国内外各种类型的宪法,并在1954年1月15日的电文中,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在京中央委员开列了五种宪法文件,要求他们抽时间阅看,为讨论宪法草案做准备。这五种文件是:(一)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二)1918年苏俄宪法;(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四)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统治时期的宪法,1946年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宪法;(五)法国1946年宪法。为了配合宪法草案的制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政法研究》编辑部翻译并发表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刊载的《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详细介绍了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情况。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1954年7月1日批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维汉、彭真同志:此件值得看一下”。

    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参加了讨论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要求广泛开展讨论,发动人民群众提出修改意见。两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要求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

       在大规模宣传的基础上,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意见。据统计,前前后后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共有118万多条。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再一次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决定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大会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并通过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就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及全民讨论情况作了说明。全体代表对宪法草案进行了认真的、充分的讨论。9月20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此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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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6 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创造:在继承中发展

       《中国书法》杂志去年第二期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临兰亭》等五件书迹,在书法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毛泽东狂草诗词书作之后,蓦地看见他法度谨严的楷书,从容精劲的行书,尤其是王羲之《兰亭序》的意临本,不能不惊异万分。

       小楷《离骚经》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就学时的作品。此帖多用方笔,瘦长而舒博,既有王献之《十三行》的隽秀,又有北魏《张猛龙碑》、《杨大眼造像》的劲健精整。大约同时所作的行书《讲堂录》,亦在雍容中透出爽劲。尤其是他致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先生的《还书札》,已经显露出毛泽东书法瘦劲、猛利的北碑风貌来。这几帖,虽尚未形成毛泽东书法的主体面貌,但是却可以看出,毛泽东取法魏晋的独特个性,和他对书法形式语言的娴熟驾驭。没有这种根基则谈不上求变,没有这种个性则不知变。毛泽东书法并没有忽视王羲之的中和之美,但却有严格取舍。这从《临兰亭》可见一斑。这一帖是意临,即这是毛泽东眼中的《兰亭序》,取其潇洒和精美,却无《兰亭序》的温润和恬适。力与势已取代其韵与致。这力与势酣畅、奔放,充满生气。此帖前部,作者多用原帖之行书,而愈往后,则已从小草变成大草,尽情任性,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帖的意蕴已从《兰亭序》原有的超逸、悲怆而替换成雄健、乐观、充满自信了。这件作品未署年月,大约是60年代中期所作。

       不言而喻,毛泽东狂草更多地取法怀素《自叙帖》,这是毛泽东慧眼独具处。他看到东晋二王的中和之美在唐代张旭、怀素狂草中的“破坏”,而书法本体的潜力正从这种“破坏”中获得最大发挥。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力量、进取、乐观、对现世的肯定,是毛泽东杰出的美学追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唐人张旭、怀素之后,还没有人使草书达到如此自由、狂放、和充满不可折曲的力量和气势。运动与节奏,使毛泽东狂草获得了最大的活力。这就是中国美学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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