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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孙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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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5 09: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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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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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0:38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近读有关郭沫若的著作,发现有些书中的记述,与事实颇有出入。为引起读者的注意,不致以讹传讹,实有指出的必要。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第120页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

       军党代表……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第二天,……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

       以上记述是全然不对的。郭沫若于1926年3月18日偕同创造社同人郁达夫、王独清离开上海,五天之后,即3月23日抵达广州,当即由成仿吾陪同去拜访林伯渠(祖涵)。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魅梧奇伟’不可的。”

       郭沫若的自述是可信的。否则,事关毛泽东,善为人文的郭沫若早就会有所订正了,不至于几十年后仍一字未改。由此可知,郭沫若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间是1926年3月23日,而不是文献版《毛泽东传》所说的1926年11月27日;地点在广州而不是在南昌;是在林伯渠的家里而不是在郭沫若举行的宴会上;彼时郭沫若到广州来是就任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则是北伐以后的事;郭沫若记载他和毛泽东首次见面的文章是《创造十年续篇》,而不是记叙抗日战争的《洪波曲》(原名《抗战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显然是把林伯渠的日记和郭沫若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拉扯在一起了,以至一错皆错。其实编著者只要查阅一下郭沫若的有关记叙,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文献版的《毛泽东传》属于正史,具有权威性,在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出现史实错误是应当予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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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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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0:3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同窗邹蕴真的友情
      韶山毛主席故居陈列馆内,有一本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录,紧排在19岁的毛润芝后面的那个名字叫邹蕴真。与毛泽东众多的同学比较,邹蕴真不太出名,而他与毛泽东当年的一段往事,则更是鲜为人知。
      邹蕴真,字泮卿,1893年出生于汉寿县株木山乡邹家坪村一富户家庭。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在第八班同窗五载,俩人交往颇深。那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年少的毛泽东感时忧国,立志革命。有一年放寒假后,邹蕴真和毛泽东一同护校,没有回家过春节。除夕夜,长沙城内很多大商家将喜庆爆竹放得震天响,毛泽东神情凝重,不时地叹气。邹蕴真问他:“润芝兄,何须长吁短叹呢?我们把书读好,将来成名立业,有什么办不到?”毛泽东回答:“我想的不是这些,我想的是,在眼前鞭炮声中,全国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同胞呀!”自那时起,邹蕴真才了解到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对他心生敬仰。俩人常外去散步,每到岳麓山顶,他们就席地而坐,纵情谈论国是人生。
      1918年4月,毛泽东邀集13名进步青年创立了“新民学会”,邹蕴真与蔡和森、何叔衡、肖三、罗章龙、李维汉都是发起人。该学会中不少青年后来成为革命先驱者。1919年,邹蕴真捐款资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他和何叔衡等20余人都是骨干。该书社传播新文化,暗中推销革命书籍。1921年8月,已任《湖南通俗教育报》编辑的邹蕴真,协助毛泽东与何叔衡,在长沙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是我党第一所带党校性质的学校,邹蕴真撰文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这一次次的进步活动中,毛与邹之间的学友情也跃升为革命的战友情了。
      1925年8月,毛泽东在韶山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湖南省长赵恒惕获悉后十分震怒,电令湘潭警察局立即逮捕毛泽东。毛遂于8月28日离开韶山,先是到长沙城西邹蕴真寓所避难;后邹蕴真又将他转移到汉寿邹家坪老家。邹蕴真家在当地是惟一的大房子,也是有些名气的绅士,故称“邹家大屋”。邹蕴真将毛泽东锁在一间厢房内,不许外来人靠近。他亲自照管毛泽东的生活,在一次送饭时他说:“润芝,诸葛亮曾经把朋友分成义友、酒友和贼友三类。我与你称得上义友吧?说实在话,派其他人送饭我都放心不下。为了你的安全,这事连我儿子也不晓得。”隐居了一周时间后,毛泽东决定与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同去广东。于是,邹蕴真趁一个黑夜,让毛泽东扮成木匠模样,挑上工具篮子,悄悄走出邹家坪。邹蕴真将他送至十几里远的南湖码头,搭乘开往长沙的客船,再转坐火车南下广东。临别时,邹蕴真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润芝兄,你革命我赞成,但我胆子小,怕死,不能跟你一起干了。”毛泽东望着沉沉夜色与滚滚东逝的流水,对他说道:“你往后就以办学为掩护,多多向学生传授进步思想……泮卿呀,珍重!”
      自那时起,邹蕴真全身心扑在教书育人事业上,践行自己“教育救国”的志愿,直到全国解放。邹蕴真与立志革命的学友毛泽东分道,固然是他人生的憾事,但他没有像某些伪君子投身国民党怀抱卖友求荣,正如他后来所言:“我没有背叛毛主席。”体现出其耿直磊落的品性。同时,邹蕴真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依然同情,有一次毛泽东在经费紧缺时,写信向邹蕴真求援,他慷慨捐寄出500块银元,缓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1950年春致函邹蕴真,邀请他到北京来。邹蕴真到京后,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随后,邹蕴真将自己的全部历史写成自传呈寄毛泽东,是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款待了这位昔日同学。老友久别重逢,心中感慨颇多,邹蕴真由衷地赞赏毛主席的雄才伟略,毛泽东高兴而又谦逊地说:“没有什么,还是第一师范学习的那一点点。当年我们想把国家搞好,苦于没有办法么,东找西找,才找到马克思主义。”那次会谈中,毛泽东还诚挚地忠告老同学跟上时代形势,争做开明人士:“如今解放了么,你也要告诉老家的人,把多余的田土、财产交出来,分给贫苦农民,让他们也过点好日子。”
      事后邹蕴真记叙道:“润芝兄用小包车将我接入私人客厅,畅谈达3个小时之久,感情依旧,毫无半点官僚习气……”邹蕴真此后专程回到汉寿老家,除交出田地和粮食外,还动员家里人交出了埋藏的20两黄金、400块银元等财产。
      邹蕴真在“华大”毕业后,即由政务院人事部分配到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任编辑,两年以后,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直到1985年7月在京病逝,享年92岁。当年的“邹家大屋”旧址,已改建成一所小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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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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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0:41 | 显示全部楼层
    永远的怀念----毛主席“教”我违反纪律
    永远的回忆

       姚淑贤

       我是天津人,父亲是名铁路职工。1952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便没有继续升学,参加了工作。在卫生学校培训一段,分配在天津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

       1953年初,领导同我谈话。说专运处女同志少,专列上应有医务人员,多为首长卫生安全方面做些工作。这样,我便调到了铁道部专运处。当时不满十八岁。

       专运处主要负责专列运输任务。处长由铁道部委派。处里含列车、调度、餐车、检车。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我在医务组工作,有七八个人。

      1953年11月,处长召集所有乘务人员开会。有四五十人。处长说: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既重要又光荣。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用党性保证。处长朝我瞟了一眼。也许是随意一瞥。但我心跳加快了,仿佛有一种预感。不久前我刚刚被批准参加共产党,这次一定要考验我了。处长还在继续讲,宣布了各项纪律。他说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必须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要注意保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也不准往家写信。

       果然,我这名新党员被指派参加这次服务了。而且分配在一节软包车厢上。列车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就住在列车止,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等待二十多天。其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

       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是三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在前门火车站。我们各自坐在自己房间里(即乘务室),不许随便朝外张望。工夫不大,似乎开来一串汽车,有不少人登车。前后不足一分钟,专列便驶动了。

       首先来找我的是位中等个儿留着背头的挺英俊的年轻人。他姓李,要开水。不久,又有两位很漂亮英武的小伙子来耍扑克牌什么的。大概他们也感到旅途寂寞,要东酉时便借机和我多聊几句,态度都很热情友好,甚至表现出一种亲近。毕竟我那时刚满十八岁,适逢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便自然而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我欣然同意。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并且谈笑风生。我们很快熟悉了。这儿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孙勇。张仙鹏、李家冀和马武义。。

       很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可是,入夜后,李银桥(就是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仙鹏:“房间多少度?”张仙鹏说:“二十度。”李银桥又问:“主席吃饭了没有?”张仙鹏摇摇头:“他还在写。”说着,将一把铅笔放桌上,开始削。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主席?主席是谁?肯定是……我猜到了。不敢说也不敢问。
       我一夜没有睡。因为感觉告诉我,主房间里的客人也一夜没有睡。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点喊起来,我早就想见见了,做梦都想!就冲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卫士长。

       李银桥进了主房间,大概是向主席汇报。很快又出来,微笑招手:“进来吧。”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道门啊!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差点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我忍住了,胸膛起伏着,站到毛泽东面前。我想向他老人家问好,可是喉咙]塞,说不出话。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我竟愣愣的没有反应占李银桥碰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抢上一步,用两只手握住毛泽东的手,顺势扶他老人家站稳,女儿搀扶父亲一样。毛泽东的手很大很厚,我的手显得大小了,用两只手方勉强握拢他一只手。我听到毛泽东问了句什么,没听清。有些急,眼前也变得模糊。忙挤挤眼,求救一样去望李银桥。李银桥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姚淑贤。”我的声音细微颤抖。可我本是想大声回答的。

       毛泽东又问一句什么,李银桥马上翻译:“主席问你哪里人?多大年纪?”
       “天津人,今年十八岁了。”
       毛泽东讲话,湖南口音太重。李银桥不得不一直给我当翻译。最初那极度的紧张,激动一过,我能认真辨听主席说话,居然听懂一两句。于是,毛泽东笑了,轻轻拍拍我手背:“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了就好了。
       从主房间退出来,脸上有些蒸腾。伸手摸去,湿饨流一片,不知是汗还是泪?这时,车到济南。专列驶入飞机场。那里有专线,可以停车休息。毛泽东要休息了。”
       李银桥来劝我:“主席睡觉了,不会有什么事了。你也睡会儿吧。”我摇头:“不困,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他说:“可你夜里没睡,白天还不补觉?”我还是摇头:“真的,我一点也不困。李银桥说:“专列还要走几天,总不能一直不睡吧?我差点问:去哪儿?忽然想起这是违反纪律的,忙憋住问话,只是说:“没事儿.我年轻,能坚持。
       我坚持两天三夜没睡觉,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觉困。我相信再过三天两夜也不会困。年轻人遇到兴奋事往往是这样。可是,专列在杭州停下了。毛泽东要下车,大概得知我没睡觉,特意找到我的房间向我告别,并关心他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专列马上又返北京。路途上,专列处处长在小会议室召开全体乘务员会议,郑重告诉大家:“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乘坐我们专列的是毛泽东主席。
       小会议室里起来一阵骚动,大家都显得激动,尽管他们谁也没见到毛泽东。我心里热乎乎的,瞟一眼处长。处长也望我一眼,会意地笑了。我感觉特别光荣,领导对我确实是信任的。我始终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见到了毛泽东。那时组织纪律性强,保密观念也很强。
       1954年初,专列又去杭州接毛泽东返京。这一次我不在毛泽东的软包车厢服务,分配在其他车厢值班。我去打开水,经过餐车时,怔了怔。毛泽东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泽东看到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好吧?”说着,毛泽东已经向我走过来。

       “小姚.快去,快过去呀。李银桥暗地里捅我一下。我忙朝毛泽东走去,脚步很快。我很激动。只见过一次面,毛泽东却记住了我的名字!
       毛泽东坐在餐车尾部用餐。我是从餐车前部进门的。当我走到餐车中部时,毛泽东也走到餐车中部。我不知手中的暖瓶哪儿去了,反正我是两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你又来了。你好吗?”
       我说:“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来,一起吃饭吧。”
       “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
       我仍然拘束紧张。直到毛泽东回到餐桌,仍然没记起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要干什么?
       “喏,快打水去吧。”李银桥递给我暖瓶。这时我才记起自己要干什么,为什么来到餐车。

       打上开水后,我蘑菇片刻,没有马上再经过餐车。我极想再见见毛泽东,再同他握手聊几句,却又莫名地踌躇。也许是怕影响他吃饭?也许是怕自己又表现紧张拘束手足失措?……
       那一年,我们出车频繁。全年在北京呆的日子,哩哩啦啦算起来顶多个把月。到了1955年,五大书记有了相对固定的专列。乘务人员也相对固定下来。一看哪个车长哪些列车员动,便知道哪位首长要外出。
       我被分配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同李凤荣一道在毛泽东的软包厢中值班。接触多了,情况渐渐熟悉,对毛泽东及其身边卫士的习性也有了较多了解。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们毕竟不曾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每天照顾毛泽东生活,形影不离的只是那群年轻小伙子,是那些男卫士。那年,李家骏、马武义等同志已经调离。又来了田云玉。封耀松等更年轻些的卫士。
       我至今鲜明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长筒线休上那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时所强烈产生的惊讶和感动。他坐在沙发上和卫士们聊天,漫不经心伸出两腿。裤腿管便有些抽缩。于是,长筒线沫露出来,脚腕处一块什线很粗的大补丁,似乎和脚跟处一块补丁连起来了。我望着那双粗线抹出神,连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没听进。,
       晚上,封耀松给我送来一件睡衣:“小姚,辛苦辛苦,帮主席补一下。
       那是一件黄格睡衣,臂肘处磨得很薄。终于露出洞。
       “可是,没有布呀。”我翻腾着抽屉和针线包。除了医用纱布,什么布头也没找到。
       “那不是布吗?”封耀松指着纱布说。
       “用纱布?窟窿眼多大呀,能漏个人了。我开句玩笑。
       “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
       “别逗了,这么大的国家,你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久了你就明白了。
       还能说什么?我便用纱布补了毛泽东那件睡衣。从我上专列直到1965年我离开,毛泽东始终穿的这件睡衣。
       有次专列停在上海,晚上市委组织了舞会。出发前,田云五换了条新裤子,精心压过裤线,挺挺抖抖很精神。毛泽东打量着,笑着说:“你们看哪,小田的裤子笔挺笔挺,能削铅笔了。田云玉脸红了,有些难为情。此后,他再不曾精心压裤线,穿戴很随便。也许受了这些事的影响,我在穿戴上也不讲究,很随便。十几年中,一直穿一身铁路制服。布的。有时皱皱巴巴也没想过熨平。从没穿过裙子,也不曾注意打扮。
       毛泽东显然是过惯了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随遇而安,已成习惯,不好再改变。他的高级软包厢里,睡床本来有弹簧软垫。但他命令撤掉,就睡硬板床。枕头也是硬梆梆,夏天热时,随手垫张报纸当枕,随便得很。
       但是,毛泽东的随便中也包含着严谨。他总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气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裤腿也不曾提起来过。偶尔挽了衣袖,一旦和我们女同志交谈,便会下意识地将袖筒放下来。
       毛泽东经常叫我和李凤荣同他一道吃饭。接触十几年,他一直是吃红糙米,而且常在里面掺了小米,黑豆或芋头。他喜吃粗粮、杂粮。饭量不大,但是狼吞虎咽,而且边吃边看书报。他喜欢吃青菜,大口大口吃,牙齿没嚼两下,喉咙里已经咕嘈一声响,咽下去了。他身体极健壮,红光满面。多粗糙的食品都是大口吞下。若讲口味,够咸够辣就行。辣椒和酱豆腐,每餐必备。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时,餐车服务员将辣椒摆在了我面前。毛泽东便比划手势说:“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们那边。”我曾夹一根辣椒试试,那是干炕的辣子,舌尖一舔使辣出口水辣出汗,哪里敢整根嚼来吃?便咧着嘴抽凉气。毛泽东哈哈笑,空口嚼辣椒,比嚼水果糖还津津有味。说:“敢吃这种辣子,世上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饭罢,他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毛泽东吃完饭,有时喜欢夹一点酱豆腐在嘴里吮吮。口味重的人一般都有这种习惯。可是他没有夹碎那半块酱豆腐,提起筷子时,半块酱豆腐滴溜郎当全被带起来。毛泽东稍一犹豫,把那半块酱豆腐全塞进了嘴巴。我叫起来:“哎呀,多咸呀!毛泽东笑着说:“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我说:“快吐了吧。”毛泽东放下筷子,嚼着酱豆腐说:“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渐渐地、渐渐地,毛泽东在我心中的神秘感消退,而他的性格却鲜明起来,人也有血有肉地实在起来。
       熟悉了。毛泽东开始关心我们个人的一些细事。首先关心的就是学习。每次登车总要询问我和李风荣看什么书?学习什么东西?我说:“我在练字。我的铅笔字。毛笔字都写不好。毛泽东叫我和李凤荣各写几个字让他看,然后说:“嗯,是差了些。搞数理化要有些天赋才行。写字么,就全靠练了。能坚持能刻苦谁都能练出一笔好字。开始可以照着字帖练,练多了就会出来自己的风格。”车到上海,毛泽东吩咐秘书林克给我们买字帖,在旧书摊上买的,一下子买来十几本,分送我和李凤荣。我们照着字帖练,写完就交毛泽东看。他总是那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给我们讲好在哪里?败在哪里?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便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
       可惜,我们那时不懂事。毛泽东送我们的字帖没有请他老人家签名。不过,仍然留下一件永久的纪念,那是毛泽东为我写的一首诗;至今珍藏在家中,并要传下去一。
       那是1956年的一天,我已经开始该恋爱。我和男友约好星期六晚上去中山公园幽会,却突然接到命令,准备出车。毛泽东要去北戴河开会。
       下午三点,毛泽东登上专列。不曾走进主房间,车已驶动。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往脚,回头望住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毛泽东的目光从大家脸上那么一掠,所过之处大家都微笑摇头,含羞带怯。当目光从我身上掠过时,我身子一热,生出异样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我有些忘乎所以。
       “有。我有。”我脱口冒出两句。
       “跟什么人有约会。”毛泽东认真望住我,嘴里含着笑,带着亲切带着关心带着一点逗趣。
       “跟男朋友。”我忽然感到一丝腼腆,声音低下来。
       “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毛泽东望望窗外闪过的树木,又望住我,皱了眉问:“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话既然讲了,只好讲完。我喃喃说:“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见……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可怎么办?”毛泽东又望窗外,似乎希望专列停下来,“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对外人说了……”
       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沉吟着。
       “没事的。他知道我常出任务,会理解的。”“嗯——”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我真后悔不该说实话,让主席替我操心。
       晚上,我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掀起眼皮若有所思望着我。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十六开的白纸,说:“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支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说着,毛泽东已经开始伏案书写,一边写,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原来是一首古诗。“给,拿回去给他看。毛泽东将写好的诗递给我。。
       我接过时,反复读两遍,大致明白。脸不由得有些热。诗曰:
       静女其妹
       俟我子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我小声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我笑了,将那张纸小心翼翼打个对折,揣到兜里。悄没声回到自己的房间,藏到一本书中。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便悄悄带回家,交给我的男朋友看,把失约的经过讲了。他很激动,嘱咐我一定为主席服务好。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现在,毛泽东录写的诗一直珍藏在我们身边。”它记录了我们那时的爱情生活,记录了领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几年,只违反这么一次纪律,私自带走了毛泽东写的东西。而这次违反纪律,为我的生活留下一段多么美好的记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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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0:4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主席与钱学森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与妻子蒋英带着他们的一双儿女来到天安门金水桥畔。金秋十月,晴空万里,钱学森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和庄严的国徽,耳边回响着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禁心潮彭湃。他满怀深情地呼喊着:“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1956年春,钱学森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毛主席设宴款待全国政协的全体委员,热情地邀请钱学森与他坐在一起。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征询他对发展火箭技术的意见,勉励他致力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培养青年技术人员。他综观古今,感慨地对钱学森说:“新生的、最有力量的东西,总是在同衰亡着的东西斗争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

    伟大领袖的关爱使这位饱经屈辱的海外赤子异常感动,一代伟人的渊博知识和恢弘气魄更使他惊叹不已。在毛主席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和周总理的热情激励下,钱学森怀着对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和国防尖端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不久便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发展中国火箭导弹工业的规划设想和具体步骤,并开列了一张调集一批高级科技人员的名单,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阳春三月,在总参谋部大楼,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最高军事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提出的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规划和设想。
    一个月后,中央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发展我国的导弹工业。钱学森被任命为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委员,并任导弹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在周总理亲自领导制订的《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57项国家重点科学技术任务中,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其中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火箭研制正式列入新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工程。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聂荣臻元帅主持了导弹研究院成立大会,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并为刚组织起来的156名大学生主讲《导弹概论》。站在人民共和国通往太空的庄严讲台上,45岁的院长钱学森异常兴奋,感慨万千。14年前,他曾在美国加州为喷气训练班授课,而今天,在他回国一周年之际,他在自己的祖国,在自己亲自领导的研究院,给新中国自己的大学生讲课,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他只身赴美20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科学长征,不就是为了今天的新中国吗?

    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立即引起钱学森的强烈共鸣。早在回国之前,钱学森就开始对星际航行理论及其可行性进行了研究。1957年,当苏联发射成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他就开始追踪研究这个课题。

    钱学森与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自动控制专家陆元九一起积极倡导在我国开展空间技术研究工作。这一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581组),并以力学、自动化和地球物理三个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三个设计院,负责人造卫星的研究设计工作。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个单位的大力协作和努力拼搏,制做出载有科学仪器和小狗的卫星与火箭设计模型,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与好评。

    钱学森总是以全新的科学视角和缜密严谨的科学思维,高瞻远瞩,势如破竹,带领中国的航天人越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元帅和张爱萍将军两位总指挥都靠边站了,卫星计划遇到很大困难。钱学森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下,不仅在技术上把关,而且还担负起全面的协调工作,为领导人造卫星计划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发射准备中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险象环生。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和关怀下,钱学森在酒泉发射基地亲自组织实施卫星发射工作。他按照“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冷静细致地处理着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他坚信自己的队伍,坚信技术上的可靠准备,果断地建议:如无特殊情况,不再变动,按计划发射。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着173公斤重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21时48分,从千里之外的观测站传来了“卫星入轨”的特大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遨游于浩瀚太空,《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看到多年呕心沥血结出丰硕成果,看到多年奋斗的梦想变为现实,钱学森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周总理接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电话,立即向毛主席报告: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愿望实现了!在五一庆祝晚会上,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研制发射卫星的功臣代表。钱学森紧紧握着领袖的大手,心情无比激动。回国15年来,他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实现了报国的夙愿,迎来了中国航天时代新的黎明。

    摘录自:我心目中的优秀共产党员——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国火箭之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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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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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0:44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喊给毛泽东一句话——留了一条性命
    陈伯达最大的错误,是和林彪搅和到了一起。主席最忌讳自己这边的任何其他同志通气儿。田家英以史栽在这类事儿上。

    1971 年9月13日,林彪集团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件事一出来,陈伯达立即成了被关注的对象。 “四人帮”想趁机将陈伯达置于死地。就在9月13日晚,原来看管陈伯达的几个警卫突然被换了岗。到深夜,又有几个没穿军装的彪形大汉闯进陈伯达住的房间,不容分说,架起陈伯达就走。门口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把陈伯达推上了汽车,汽车就开了。路上,外面漆黑,陈伯达在车里也看不清是往哪里开。车停下后,陈伯达下了车,才看清,这地方是秦城监狱。陈伯达知道,一旦进了秦城监狱,个人生死难料。他在心中还是存有一线希望,因为进秦城监狱并不都意味着必死无疑。但是,就在押送他的人把他架到秦城监狱关押他的牢房里时,他四面一看,血涌上头,突然挣扎着高叫道:“你们要转告毛主席,转告党中央,我陈伯达在阜平时是做过一件好事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原来,陈伯达看到,这是一间条件特别差的牢房。他想,把他一个堂堂中央政治局常委关在这样的牢房中,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为了求生,他才高叫起来。

    他这一声高叫,救了自己一条命。他刚被关进秦城监狱时,让他住的是一间没有窗子的小屋子,小屋里没有床,没有桌子和椅子。陈伯达只能躺在平地上,地上有一些乱草,有一个旧草垫子,给他吃的也是粗粮米饭和菜汤。可是没过几天,他的待遇就大大改善了。监狱方面安排他一个人住在三层楼的一间大屋子里,这间大屋子里各种设备一应俱全,窗子敞亮,可以看到很远地方的景色。而且,整个三层楼只住他一个人,他在三层楼内可以自由走动。这里提供了各种报纸供他阅读,还允许他通过警卫人员从家里拿来一些书籍阅读。他吃的伙食,三餐都是四菜一汤,每天都不重样,比他当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在家里吃得还要好,医生每隔几天,就给他检查一次身体,有小毛病及时治疗,用的是给中央高级首长用的药。

    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聂荣臻回忆,1948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住到了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刚住下,就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向国民党军队报告了毛泽东的详细住址。一天,过去一直平静的城南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声,不一会,国民党的几架轰炸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毛泽东正在屋子里批复电文,没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了国民党的飞机声,立即感到大事不好:这些飞机是冲着毛泽东来的。他急忙往毛泽东住的屋子里跑。陈伯达一进院门,看见江青正一个人向外跑,并且很快就钻进了防空洞,而毛泽东还在屋子里。于是,陈伯达不顾危险,跑到毛泽东的屋子里,高声喊道:“敌机来了,敌机来了,主席快走!”毛泽东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陈伯达叫几个战士架着毛泽东赶快撤。毛泽东刚走出院门,敌机扔下的炸弹就准确地炸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

    毛泽东能躲过此劫,陈伯达是有功的。而且,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却不顾毛泽东的安全,只顾自己往院子外跑,而陈伯达不顾自己,往院子里跑。一个向外跑,一个向里跑,两个人的行动已经判明了两个人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当然是有数的。毛泽东是个念旧的人,对这件事不会忘记。而陈伯达在被押至秦城监狱门口,情急之下,为了救自己而高喊的这一句话,就是喊给毛泽东听的。陈伯达原来处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上,这一声高喊,自然会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别人听不懂陈伯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毛泽东听得懂。毛泽东听到这句话,也自然会想起这段往事。毛泽东会判断:如果陈伯达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他在那个时候,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因此,陈伯达说他不是国民党特务,是真话。江青和康生搞的陈伯达的材料不实。毛泽东心中是清楚了,但是,批陈整风是大局,陈伯达也确实跟林彪搞在了一起,毛泽东对陈伯达还是要批的。所以,在此之后,毛泽东对陈伯达在政治上批得很严厉,但在生活上一直关照他。不久,全国把批判的重点转向了林彪,“批陈整风”也改为“批林整风”,对陈伯达的批判,也就逐渐淡化了。

    对这件事,陈伯达一直感谢毛泽东,他认为,在当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关照,就是“四人帮”不对他下毒手,身体一直不好的他,在监狱里也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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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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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警卫战士陈长江

       1950年,陈长江到毛泽东身边从事警卫工作,直至毛泽东去世。他先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分队长、一中队中队长、干部大队大队长职务。但直到1952年4月,陈长江才第一次有机会跟毛泽东谈话,这次谈话给陈长江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毛主席出来散步,回来的时候看到我,我按警卫规定给他敬了个礼。主席不太认识我,就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刚刚说出一个江字,他就说你先别说,让我猜猜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接着说你是江苏如皋、海安一带的。我说对呀,我是海安的。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长江。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嘛,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记住了。果然,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从1952年4月算起到主席去世,主席一直记得我的名字。如果有那么十几二十天看不到我,再次见到我时,他就会问我,长江,你到哪儿去了?我说没有到哪儿去呀,主席见了我就叫“长江”两个字,让我感觉特别亲切。
       再一次谈话的时侯,他问我们那个地区的情况。我就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主席,主席也把他了解的情况介绍给我。比如华中野战军在苏北苏中地区战斗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他说你是属于陈毅、粟裕的部队,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著名的七战七捷你知道吧?我说,我知道打仗,具体情况不清楚。他说在你们海安就打了两仗。七战中的第三战就是在你们海安嘛。此前两个胜仗打疼了敌人,他们不甘心哪。第三战的时候,国民党军的总参谋长陈诚被我们请出来了,他从南京跑到南通,给坐镇南通的汤恩伯撑腰打气,还有一个白崇禧也跑到徐州去督战。这一次总兵力达到了五万多人,朝海安轮番猛攻,粟裕那边哪,仅有一个纵队三千多一点的兵力,我军以伤亡二百余人的代价,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杀伤敌人三千余人啊,创造了当时敌我双方伤亡十五比一的新纪录。这些个情况,你都知道吧?我说我当时是个普通战士,只知道打了胜仗,没有了解这么多情况,对纵队的情况也不了解。噢,打仗太紧张喽。他说打黄桥你知道吧?我说黄桥离我们家才三十多里路,听说过一些情况。他说陈毅在那儿跟顽固派斗争,你了解吗?我说不太清楚,实际上斗争是1941年就开始的,抗日战争还没结束,我那时候还小,还没参军呢,不太了解。他说陈毅这个人哪,跟顽固派打仗的时候,有打,有拉,搞统一战线,搞得很好。主席说起当年的战斗故事,真是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
       主席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家庭很贫困,解放前没有一亩地,没有一间房,我很小的时候,刚刚十二岁就跟人家扛长活。我家的生活相当困苦,像乞丐一样地生活。他说怎么那么穷呢?我说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家都是这样子。他说现在怎么样啊?我说1947年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家分到了十四亩地,分了三间好瓦房,还有牲口,现在的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能上学了。
       这一次是我和主席在一起比较正式的谈话,我当时的感想就是:主席的知识很渊博,他不仅了解新四军的情况,而且了解我们家乡的情况,比我了解得还清楚。

       ……

       一天,陈长江陪同毛泽东散步,毛泽东给他安排了一次农村调查任务。

       1967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时期,主席睡不好觉就起来散步,到游泳池边上散步,有王海容、唐闻生陪着,我,加上老李,李连庆。散步的时候,他说城里搞得挺热闹的,农村里怎么样啊?我们几个对农村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就没人回答。主席说,长江啊,你多长时间没有回家去了?我说快两年了。农村的情况你了解吗?我说不太了解。他说给你和李连庆十五天时间,你们回去看看农村的事怎么样?我们点点头,表示照主席的吩咐办。又转了半圈之后,主席想了一想又说,你们来回的路程就要七八天时间,十五天的时间,在家里一个礼拜是不是有点短呀?他说再加五天,二十天,李连庆回广东老家,长江回江苏老家。回去了解了解情况,回来后跟我汇报。这一段时间,我就在中南海,不上别处去,有什么事情就交给你们的副指导员、副中队长,下午你们就走。主席办什么事,考虑成熟了,从来是雷厉风行。

       陈长江从家乡回来以后,就找机会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我们这个调查并不是特别着急的事情,主席平常工作很忙,我们在他身边有一个好处,可以在他稍微空闲或者休息的时候,把我们调查的情况向他老人家念叨念叨。有一天下午,我看到主席没有什么急需处理的事情,我说,主席,我把在家乡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情况给您讲一讲,钦差的汇报还是要听的哦,讲一讲吧。主席讲话总是那么幽默。我说我们那个地区呀,到1961年食堂就全部解散了。因为搞食堂确实有困难,不是因为众口难调,农村人吃饱就好,没有那么多讲究。主席插话,我就喜欢这样,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都很朴素,而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可是很讲究哪,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主席说完,我又接上原先的话头,食堂解散主要是因为粮食本来就不够吃,食堂的浪费又很大,群众有意见。村子里的人一家一户住得比较分散,有老有小,大家还想靠洗锅水拌食来喂猪、喂牲口,可在大食堂这些东西都浪费了。主席说你知道上海那么大的城市才百分之三十的人吃食堂,百分之七十的人还在一家一户地做饭,有时候中午带一顿饭去上班。农村里住得分散,老的老,小的小,集中起来省去了许多麻烦,一开始他们都说食堂好,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志都是赞成的,那个时候都说食堂好,这个好,那个好,还列出了诸多好处。我也同意他们说办食堂好,后来又有人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不能办了。可汇报到我这里的材料都说食堂好,都说粮食过关,那就搞调查研究,让事实说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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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0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生前的警卫员们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划时代的伟人。毛泽东同志逝世近30年来,在神州大地经久不衰、近年来更加炽烈的“毛泽东热”,无可置疑的证明了在中华民族丰厚深远的历史和诸多引领时代风骚的人物中,他是唯一独具恒久魅力的人。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威仪风采、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不仅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大放光华,并将铸成我们独特的民族精神。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被写进了宪法,成为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旗帜和榜样。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依然是我们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警卫员作为首长的工作、生活“伙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主席作为中国最具魅力的伟人之一,能够工作、生活在他老人家周围,倍感光荣,本人现将收集的有关毛主席各个时期的警卫员的若干资料与大家共享:

       共计35人,附部分资料:

       1、郭佳仁     2、陈昌奉    3、翟作军    4、伍银苓    5、王宇清   6、王小舍    7、段永昌  

         8、朱旭明     9、许世友    10、慕丰韵   11、张木奇   12、王保东  13、张思德   14、胡长保

       15、吴吉清    16、李水清   17、黄克强   18、王芳     19、罗瑞卿  20、李家骥   21、屈尚荣

       22、武象廷    23.邬吉成    24.李连成    25.王笃恭    26.周福民   27、贺清华   28、陈长江

       29、吴烈      30、阎长林   31、李银桥   32.李家骥    33.封耀松   34.汪东兴    35.张耀祠

       1、郭佳仁:曾担任毛主席警卫员的老红军郭佳仁回忆,长征时,主席有一匹马,但是,他自己经常步行,马上背的是伤病员。

       2、陈昌奉:1935年4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路经柯渡,中央书记处和红军总部进驻柯渡坝丹桂村。丹桂村位于柯渡坝子的上游,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回、汉两族人民杂居,以回民居多。村民以杨氏和何氏两大家族为主,杨氏是回族,何氏是汉族。这个小村庄当年不足200户人家,却有两户人家在柯渡坝子特别富裕。何氏家族的代表何本恩是当时有名的大地主,他家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挺有气派,院前松柏葱郁,草坪碧绿。中央红军总部当时就住在何本恩家,当晚在这里对抢渡金沙江作了具体部署。红一方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取得了长征以来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杨氏家族的代表杨家郎是国民革命军的老营长,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他解甲归田后学得一手好手艺,木活做得十分精致。他家的住房是柯渡坝子唯一的一幢广式风格的楼房,是他自己设计建盖的。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当年就住在杨家郎家。杨家郎家的广式楼房有三层,位置较高,他的书房设在顶层,外面是一个大阳台,登台远眺,可以把柯渡坝子尽收眼底。阳台下面西侧的一个卧室,便是毛主席的住室。

       当时,毛主席的警卫员是陈昌奉,他住在主席住室的隔壁。夜深人静时,陈昌奉听到一种叮叮咚咚的声音,起来一看,是杨家郎家的一只小钟打点。这只小钟非常精致,外观造型优美,打点时会发出八种悦耳的声音,故名八音钟。陈昌奉十分好奇,心想:部队正缺少这种报时的玩艺儿,带上用用该有多方便啊!第二天,部队出发时,陈昌奉将八音钟悄悄塞进挎包带着上了路。队伍奔走240里来到金沙江皎平渡口,毛主席发现这只小钟,非常生气,责令陈昌奉将小钟送回去。当时,龙云的滇军对红军队伍紧追不放,时间十分紧迫,加之路途遥远,经几位首长劝解,陈昌奉接受批评并深刻地检讨认识,毛主席才同意把小钟存放在金沙江边的一户农户家中,委托他家想办法将八音钟送还原主。后来,这只八音钟几经辗转,最终还是被征集来作为革命文物放在柯渡纪念馆内。这只小钟现在看来老式、陈旧,已经停止了走动,但却成为一件对今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它是红军军纪严明最生动的物证。

       3、翟作军

    作军同志:

       十二月二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你大概已回太原去了。过去的信收到一点,似乎没有收全。我们都好。希望你好好学习。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早日通知,可来一见。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人物小传:翟作军,河南省济源人,1919年1月生,1936年3月入伍,离休前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人们都不陌生。这篇光辉著作是怎样写成的呢?现在空军武汉某干休所休养的翟作军老人,延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1938年5月初,他目睹了毛主席撰写《论持久战》的情景。

       那次,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主席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支毛笔。写得实在太累了,就叫翟作军给他打盆凉水洗洗脸,或到院子转一转,或躺在床上养养神。这样下去怎么行?大家都在想办法让主席多休息一下。这天,轮到翟作军值班。晚上,给主席点蜡烛时,翟作军有意放慢动作,轻声劝主席休息一下,可主席“嗯”了一声就再没有说啥了。见此情景,翟作军知道不便打扰,轻轻退了出去.

       4、伍银苓:这位老人住在吉林市船营区,他叫伍银苓,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18年的戎马生涯中,最让他难以忘怀和自豪的是,他曾给毛泽东主席当了14年警卫员。1944年,各方面工作都很优秀的伍银苓被选为毛主席的警卫员。那是2月的一天,中央党校警卫队队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伍银苓,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队长拍着他的肩膀笑呵呵地说:“傻小子,愣在那干啥,还不快准备准备去!”一句话让他如梦初醒,“啪”地打了个笔直的立正,激动地说“是!”转身就跑。

       可他哪里刹得住脚步,一溜烟跑出好远,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冲着远处大声喊:“我要到毛主席那工作啦!”这天夜里,他失眠了,心里反复想:“我明天就要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了,这个任务是多么光荣,也是多么重大啊,我一定要保卫好主席……”

       5、王宇清:1929年3月出生,蓟县上仓镇南闵庄人。1947年4月入伍,1949年4月入党。1949年3月开始为毛主席站岗放哨,担任毛主席身边卫士。建国后,在中央警卫局继续担任毛主席身边警卫,历任工兵技术员、科员、副科长、科长、局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部党委副书记、中南海开放办公室主任。1957年初至1970年底,任毛主席贴身卫士,进而任贴身警卫副科长、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即毛主席办公室秘书、毛泽东主席所在党支部和党小组的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1970年病休后,一直住在中央警卫团干休所。2005年11月1日逝世,享年76岁。因工作性质需要,王宇清在职期间,始终未与外界取得联系,家人也只知道他是个当兵的。

       6、王小舍:11月9日上午,一位老人在亲人的搀扶下,手捧鲜花,随着参观的人流缓缓前移。也许你不知道,这位老人曾经是毛主席的警卫员,8341部队(原中央警卫团)一营三连二排六班班长,我市内邱县大孟镇都城铺村的退伍军人王小舍。

       老人今年80岁,1947年到延安,追随毛主席到西柏坡、进北京,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守“一号电话”,后又护送毛主席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5年,他响应部队“支援家乡建设,减轻国家负担”的号召,光荣退伍,放弃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返乡务农。生活遇到困难,即使要靠捡破烂贴补家用,他也从来没有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

       7、段永昌: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慕名来到第二炮兵司令部干休所,采访了曾给毛主席当过5年多警卫员的该所离休老干部段永昌。谈及担任毛主席警卫员的日日夜夜,段永昌感慨万千,神情显得异常激动。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了一个跟随他几十年的旧皮箱,从里面拿出一个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红皮日记本,为我们讲述毛主席为他题字的故事。

       8、朱旭明:“八一”建军节前,昆明路小学小记者团与和平区体育馆街泰来里社区教师一起探望曾经为毛主席当警卫员的老红军战士朱旭明,小记者们向老前辈敬献红领巾和鲜花及慰问信,并代表师生向朱爷爷表示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9、许世友:四方面军在与中央对抗的过程中,许世友曾经不服毛主席,后被关押,毛主席力排众议,以帝王气概赦免了许,使许从此死心塌地,一生追随.后来毛主席逝世,许从南京带枪闯灵堂.颇有点高祖帐下樊哙的味道.说是警卫员也不错.

       10、慕丰韵:“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号召部队‘住'到老乡家里去,帮他们挑水耕田,因为子弟兵是人民的儿子,就要扎根在群众中间。今天,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雷锋精神跨越40余载依旧常青……”昨天,在崇文区东花市街道团工委主办的“做新世纪好少年”主题报告会上,曾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警卫员、如今已84岁高龄的慕丰韵老先生侃侃而谈。

       1947年,慕老曾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任中央前委第九支队司令部警卫科科长,他回忆说,尽管当时敌人的几十万追兵近在咫尺,但主席仍旧保持着一个好习惯,他每到一个村落都要去老乡家探望,问问群众对解放战争的看法,希望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记得有一次,村子里在山上刚修好一座祠堂,村里的老乡请毛主席一同去看看开堂典礼。到了祠堂口,村里为主席预留了最前面的位置。主席一看摇摇头,表示自己没必要坐在最前面,他说‘我在后面跟群众一起看就行'。典礼一开始,毛主席果真站在最后面的一把椅。

       谈到学习雷锋,慕老感慨万分,他说,在主席身边的警卫员都有这样的习惯,活到老学到老,“主席曾经要求我们每天把日记当成作业一样认真对待,而他持着一天读15页书的好习惯,而且每天都要认真写日记,“让一天的得失心中有数”。

       慕老说:“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学习雷锋精神的起点。主席曾经叮嘱我们说,‘警卫员的职责是保卫我的安全,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不能忘,就是绝不能让我脱离群众'。”

       11、张木奇:根据我市一些同志的真诚愿望,瓦房店市交通运输协会、瓦房店市个体协会、瓦房店市道路交通安全协会,联合盛情邀请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管理人员、毛主席生前警卫员张木奇同志于7月30日9时在瓦房店市人民剧场畅谈毛主席生前的故事。

       12、王保东:往事如烟,岁月如歌。从1962年2月到1969年4月,我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员。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好像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

       13、张思德:在毛主席的身边,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日子里,无论毛主席是去359旅视察边区农业生产,还是到部队中给干部们开会,张思德总是谦逊地站在吉普车的后架子上,每次车还没停稳,第一个跳下来给毛主席开门的准是张思德。毛主席不出门的时候,张思德的好事几乎做遍了整个延安:给年事已高的聋哑炊事员“老革命”做儿子、帮西沟关大娘追回跑丢的猪、为幼儿园父母双双牺牲的小朋友宋光明开启健康的心智、设法让从前线回来、只剩下一支胳膊的王团长约见毛主席、在359旅替毛主席喝酒,一件件默默无闻的工作,让毛主席总结张思德时开玩笑地说“你最大的缺点是干工作不吭声,最大的优点也是干工作不吭声”。

       14、胡长保:在24集电视连续剧《长征》第19集里,有这样的剧情描述:中央红军在翻越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炸弹落在了毛泽东身旁不远的地方,机智勇敢的中央警卫班胡长保班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毛泽东,用身体挡住了炸弹的弹片,壮烈牺牲。

       面对跟随自己这么长时间又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友,毛泽东禁不住潸然泪下。他悲痛地将胡长保轻轻地放在地上,叫人将自己的被子取来,盖在胡长保的身上,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摘下头上的红军帽,默默地在胡班长的遗体旁边,站了很久……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嘱咐,红军战士将胡长保的遗体,抬到茶合冈的黍子地,在两座古墓之间,掩埋了他的遗体。已随队出发的毛泽东放心不下,又返回到埋葬地点,他接过战士手中的铁锹,铲上土,轻轻地添在了坟头,而后才转身继续长征。

       15、吴吉清:旧居分为楼上、楼下两层和一个会议室。大家先参观楼下:右起第一间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传达室。总部传令排传递的命令、电报、文件、信件都经这里负责放发。第二间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副官室。总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就住在这里,并繁忙地处理总部日常工作。左边第一间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毛泽东、朱德同志在此研究分析敌我势态,制定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进行战略进攻的工作计划。第二间是朱德总司令住处,1931年5月31日至7月12日,朱德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以建宁为中心分布在闽西北、闽西、赣南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扩大红军等工作。楼下参观完了,我们现在上二楼继续参观。右边第一间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室,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就在此居住,并繁忙地主持着参谋处的工作。对面一间简陋的住所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寝室。1931年5月31日至7月12日红一方面军政委、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就住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领导和指挥着红军开展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扩大红军等工作。左边第一间是红一方面军警卫员住处,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吴吉清等同志住在这里,他们为保卫照料领导同志的安全,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对面是红一方面军秘书室。这是总前委秘书古柏同志住的地方。现要我们进入总司令部会议室参观。这间会议室实际为教堂,大约240平方米。1931年6月间,毛泽东、朱德同志曾在此主持召开第六、八次总前委会议,并接见红军指挥员和苏区革命群众。7月上旬,为了粉碎敌人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同志在此主持召开红军高级军事会议,会上总结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部署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制定“千里回师”的英明决策。7月12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军离开建宁,进行战略转移,绕道千里,日夜兼程,从瑞金到兴国,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取得了三战皆胜,缴枪逾万的辉煌战果。接下来,我们参观防空洞。这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为躲避敌机轰炸,坚持工作、战斗的地方。毛泽东同志旧居部分的参观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参观第二部分——建宁革命斗争史陈列馆。建宁革命斗争史陈列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红军首次进军建宁。1931年1月,工农红军第四军十师三团部队首次进入建宁西南部的客坊、里心进行筹款筹粮。1月下旬,建宁第一次成立红色政权,桂阳、贤河、陈余、靖安、宁源、芦田等乡村相继成立了乡革命委员会。2月,建宁第一次建立工农武装,成立桂阳游击队和宁源游击队,共有队员50多名。3月上旬,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红四军队伍从建宁回师赣南;建宁武装游击队转移到里心的鹿山开展游击斗争,牵制敌人力量。

       16、李水清:1958年8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济南接见济南军区干部。郑华回忆了当时的一个场景:当毛泽东同志来到济南军区干部中间时,一下子就认出了当时担任军长的李水清少将,满脸笑容地叫他“小李子!”现场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李水清少将曾经担任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毛泽东同志平易近人,对身边工作人员关怀有加,由此可见点滴。

       17、黄克强

       18、王芳

       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的王芳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要采访他是非常不容易的。王老的女儿王克美说,她父亲绝少接受采访。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我,不久前央视要给王芳拍一个电视专题,也被他谢绝了。

       大概是职业的关系吧,王芳养成了对工作守口如瓶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他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生涯特别感兴趣的原因:王芳生于1920年,1937年参加革命,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解放后,他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因毛泽东很喜欢来杭州,肩负保卫工作的王芳成为他的“大警卫员”;在文革期间,王芳因曾经手侦破一件揭发江青的匿名信案件,了解了江青解放前的历史,被江青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7年之久;“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后出任浙江省委书记;1987年重履公安,担任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

       19、罗瑞卿

       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是公安工作的极端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罗瑞卿组建了中央警卫局,规定其任务是警卫中南海、毛主席、党中央书记处、军委,兼管中央级机关和党与国家主要领导人员的警卫工作。警卫局设一室六处。中央警卫局在罗瑞卿指导下,对警卫工作的门卫、出入证管理、首长身边警卫和驻地警卫人员的职责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规则,形成了警卫工作的一套方针。警卫工作的方针是既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又要便于首长联系群众。警卫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内紧外松,警卫工作的具体工作路线同公安工作路线一样,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和专门工作相结合。

      罗瑞卿不仅是新中国警卫制度的奠基者,而且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罗瑞卿总是亲自部署警卫工作,大部分时间亲自陪同。凡毛泽东出入活动的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都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无一失误。

       20、李家骥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李家骥

       本书介绍了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安全保卫工作及主要人员,书内选入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18位同志,这些同志当时或任勤务员,或任警务员,或任卫士,或任警卫部队的组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乃至更高职务。读了本书,人们就会对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安全保卫工作及主要人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毛泽东历来历来注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下关系。从他与身边警卫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可见一斑。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的事业已成为历史。历史不能重复,但历史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品格和光荣传统,把我们现在的工作搞得更好,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好。以此告慰我们的前辈,启示我们的后人。

       21、屈尚荣

       在纪念中国红军长征70周年的前夕,我和曾当年在肖锋将军生前工作过的一位秘书,一同前往河南省焦作市拜访了原毛泽东的警卫员老红军屈尚荣老人。

       屈老至今还记得会师的那一刻,这一刻令屈老永生难忘。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的战友,无论认识与否,大家都紧紧地抱在一起,喜极而泣。屈老记得,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在陕北丹县召开了一个庆祝会师的小型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参加了这个会议。他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给毛主席站岗时的情景,主席从窟洞里出来,问他“小鬼,冷不冷”?主席把仅有的一点白面拿出来让他和战士们做面糊糊充饥。

       22、武象廷、邬吉成、李连成,王笃恭及周福民

       2004年元月18日下午2点—3点30分,首都发行所和北京图书大厦主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匹夫策划营销公司协办,《毛泽东诗词书法鉴赏》联合签售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共享空间举行。

       《毛泽东诗词书法鉴赏》一书的部分编委,毛泽东同志亲属及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代表热情为前来购买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图书的读者签名留念。

       18日来宾签名名单:

       延安西柏坡时期以及建国以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武象廷(毛泽东警卫班老班长)

       邬吉成(毛泽东卫士,前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李连成,王笃恭及周福民(毛泽东卫士)

       吴连登(毛泽东生活秘书)等

       23、贺清华  

    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那样沉着果断,具有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如果说见面初期毛泽东与贺子珍是...有一天,毛泽东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

       24、陈长江

       1951年春天,刚满20岁,已参军5年、入党2年的陈长江,经过严格的挑选,走进中南海,成了党中央的一名光荣卫士。

       1952年4月的一天上午,陈长江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口巡逻。毛泽东出来散步,看见了陈长江,笑容满面地向他走来。

       “你是哪里人?”毛泽东和蔼地问。

       “我是……”陈长江刚开口,毛泽东就摆手:“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你是苏北如皋、海安一带的,对吗?”

       “是的,我是苏北海安县人。”“叫什么名字?”“陈长江。”

       “好,长江,这是中国第一大江。这个名字好记。”

       25、吴烈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到石家庄,然后由石家庄乘火车到北平北郊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后,由吴烈负责接护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到颐和园内的益寿堂做短暂休息。当天下午,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由颐和园经海淀到西郊机场检阅部队。当时参加受阅的部队有第四十一军和第二O七师,还有第四野战军的炮兵、坦克部队,由刘亚楼担任指挥。

       为确保安全,毛泽东检阅部队后,吴烈亲自率部护送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首长住进香山双清别墅。中央各部委、军委各局室的大批机要文件、通信器材、供应物资等亦由第二O七师部队协助中央警备团安全地护送到香山地区。

       26、阎长林

       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且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些,他的心情很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

       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卫士长阎长林回答说。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又有人回答。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心情激动不已。

       27、李振桥、李家骥、封耀松、汪东兴、张耀祠

       唱书与撕书--毛泽东与李振桥

       “你要夹着尾巴做人”--毛泽东与李家骥

       领袖为你找对象--毛泽东与封耀松

       安全大总管--毛泽东与汪东兴

       红色警卫的忠诚--毛泽东与张耀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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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07 | 显示全部楼层
    心系周恩来-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出巡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了他81岁寿辰。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用果盘盛上几种湖南风味小吃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不一会儿。从外面散步回来的毛泽东进到客厅,很快就发现了客厅内小小的变化。他朝着工作人员笑了笑,没有说话。过去,他一直是反对别人为他祝寿的。也许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土特产,可谓盛情难却了。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红色的芙蓉酒。毛泽东仍然没有表示反对。
      这时的毛泽东,心思已不在自己的“寿辰”上。他在苦苦思索着“反修、防修”的问题。正是这一天,他把王洪文打发去韶山“参观”,却将周恩来请到自己的住所,向几十年风雨同舟的战友一吐衷肠。毛泽东提出:全党都应搞清楚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这样,一方面,毛泽东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制止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另一方面,他又对具体指向不甚明确的所谓“修正主义”忧心忡忡,放心不下--这便是晚年毛泽东内心矛盾和痛苦所在。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连续有几位战功卓著的老同志去世,这些消息,对于年迈多病、心事重重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只会增加他的烦恼,加重他的负担……
      1975年2月初,毛泽东从来自北京的医疗组的诊断报告中,得知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的消息。内心极度伤感的毛泽东吃力地嘱告身边工作人员:“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当毛泽东问候的电话记录送到三零五医院周恩来的病榻前时,深解毛泽东心态和苦楚的周恩来不由得心潮涌起,感慨万千。他抱病起身,在病房致书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
      周恩来的信,成为毛泽东在长沙收到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故土。然而,毛泽东自己并没有认为这次来湖南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返归故土。否则,从常理上讲,他无论如何也要回韶山一趟。过去,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将在故乡韶山“养老送终”。
      1976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病危时,他尤其怀念家乡,思归故里。7月,毛泽东的专机曾多次在北京-长沙航线上来往试飞,准备送病重的毛泽东返回韶山,这时的毛泽东已不能再坐专列长途旅行。
      同年8月,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又几次提出要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为此,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研究后,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最后的请求。
      但一生眷恋乡土的毛泽东,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再返故乡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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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王稼祥与毛泽东的故事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后,老共产党人王稼祥在陈云、王震、胡耀邦的支持下,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信后,很动情地对周恩来说,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31年3月,在由上海开往汕头的轮船上,一个5人小组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国民党警特的注意。从装束上看,他们是3个中国传教士,2个外国牧师。他们一上船,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就逼近过来,要看他们的证件。在交还验过的“护照”后,又要打开皮箱看看。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就是一堆《圣经》之类的中外文教义,特务很是扫兴。

       这5个人是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党员王稼祥、任弼时和顾作霖,另两个外国人是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他们都带着共产国际提供的假护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组织上派他们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乔装改扮,换了下一班船票,到广州后再潜人江西苏区。

       4月17日,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3人,作为中央代表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会议。在这之前几天,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毛泽东与朱德。

       据王稼祥介绍,1928年6、7月间,中共第六届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极力推荐下,王明等人被选派到大会担任翻译,实际上参加了六大。天生大舌头的王明,中国话说不清楚,俄语倒还流利。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又陪同瞿秋白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面见斯大林,并由他当翻译,成了斯大林“金口玉言”的一个代言人。

       王稼祥还转述了国际共运领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比如斯大林说过的,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摇了摇头,又上下拍打着口袋,在找什么东西。

       王稼祥摸出一包从上海带来的“三炮台”香烟:“唉,可惜只剩最后两支了!”

       “正好,二人分而食之吧。”毛泽东退还王稼祥一支,两人对上火,盯着烟头,有滋有味地吸着。他说:“你是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对外面的情况熟悉,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你可以担当外交方面的任务。目前可以协助我,做些政治保卫方面的工作。”

       “我刚从白区来,许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还得专门向你请教。”

       第一次为毛泽东辩护

       然而,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喜大庆的热闹背后,王明路线阴云却笼罩着整个中央苏区。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由项英和“三人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中共党史上有名的“赣南会议”。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再次由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随后,中革军委宣布:在中革军委成立后,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于是,毛泽东大权旁落,被迫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直至1932年7月,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多次联名和以周恩来个人名义致电、致信中央局:“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8月初,中央局接受周恩来意见,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可是好景不长。10月上旬,在宁都东山坝小源村榜山祠召开了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

       会上,曾是王明钦定派往苏区的“钦差大臣”王稼祥旗帜鲜明公然站出来为毛泽东辩护。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在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红军和苏区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当会议结束,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宁都时,他握着王稼祥的手,说了一番披肝沥胆的话:“你我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你就别争了吧,不然你也会同我一样成了‘右倾主要危险’人物了。”

       第一个提出轰李德下台

       中央苏区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王稼祥,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外宾”:奥托·布劳恩,即人们后来称呼的“李德”。他曾利用他的德国人身份,在苏联远东和我国东北搞日军的情报,后来又到了上海,成为共产国际驻华高级军事代表弗雷德的助手,并被他派来中央苏区,先化装为奥地利籍牧师从上海到潮汕地区,再由专人护送到瑞金。红军师政委伍修权被中央指定为他的翻译、秘书还兼参谋。

       从这天起,一个不很懂军事、更不懂苏区实情的外国人,竟指手画脚地凌驾于中共和军委之上,指挥起红军千军万马来。红军专门为他盖了三间新瓦房,由于它坐落在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田野之中,人们都叫它“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最近的“外交部长”的房子还有200米远。独立房子的主人时常在其中一闷一整天,在左右的军事地图上指指点点。王稼祥怕洋大人过于劳累,曾派人去慰劳一下,去的人回来说屋里正在秉烛夜战,大打扑克哩。

      在反“围剿”斗争中,王稼祥感到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

       1933年4月,王稼祥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8小时手术,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腹部仍通着管子,只好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焦急万分。毛泽东在江西于都得了一场疟疾,险些被夺去了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虑重重,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王稼祥与毛泽东的担架形影不离,在行军途中和宿营地篝火旁,他们两人朝夕相处,相互了解越来越深,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

       “那个会在遵义一定要开,再不能拖下去了。”王稼祥半躺着,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等毛泽东答话,又加上了一句,“一定得把李德轰下去。”过湘江之后,在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一片不满声中,王稼祥第一个发出了“把李德轰下去”的声音。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

       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3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也是毛泽东诞辰50周年。党内有些同志主张为毛泽东祝寿,并宣传他的思想。中 宣 部代理部长凯丰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些意见。但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同意办这两件事。他在4月22日回复凯丰的信中说:“生日决定不做……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那一年的6月下旬,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枣园王稼祥的住处,他伤病复发,正在休养。毛泽东对王稼祥说:“党诞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

       王稼祥问道:“主席考虑应该从哪些方面写呢?我还没个准备呢。”

       毛泽东说:“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就从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

       王稼祥答应下来。毛泽东走后,王稼祥接连几天就忙着翻阅书刊,查找资料,差不多每晚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直到天已大亮才休息。

       大约一周后,文章写好了。王稼祥让警卫员送给毛主席审阅。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报社立即发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篇文章。就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从1943年9月7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也未能参加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人就把王稼祥和王明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他对王稼祥的评价,肯定他的积极作用,强调他与王明的不同。

       毛泽东为王稼祥说情

       1945年召开“七大”时,有一些代表对王稼祥有意见,选举中央委员时,他得了204票,不足半数,落选了。第二天,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落选“要说几句话”。毛泽东说:“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经毛泽东亲自动员,王稼祥以第二名的得票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在职务上曾几起几落,但他从无怨言。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仍兢兢业业地工作。

       1945年年底,王稼祥又犯了一种新病:大量咯血,先到北平检查,以后又到张家口诊治。住院期间,毛泽东专门从延安请著名外科医生周泽昭去给王稼祥看病。因国内条件有限,专家建议去苏联做长期治疗为好。毛泽东得悉后,决定同苏联交涉派飞机接王稼祥去苏治病。为此事,他仅从延安同张家口的来往电报就有16件之多,多为毛泽东亲笔所拟。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关心非常感激,决心坐飞机去“远方”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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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1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心系身边警卫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代号。中央警卫团的前身,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1928年5月,为保证红军军部和首长的安全,毛泽东在井冈山组建了军部特务连。特务连先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不断发展壮大。1942年10月 20日,正式组建中共中央警备团,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团长吴烈、政治委员肖前,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警卫部队。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建制屡有变化。1949年5月进驻北平后,中央警备团扩编为中央警卫师,师长刘辉山,政治委员张廷楨。1953年5月,因中央警卫机构的变动,在中央警卫师一团(前身是延安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调整充实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警卫团(实际是师的建制)。该团番号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担负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警卫任务,团长张耀祠,政治委员杨德中。中央警卫团的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按编制序列,总参谋部下达给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中央警卫团又恢复中央警卫师的番号,师长张随之,由我出任政治委员,任务和隶属关系依旧不变。
    这支部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几十年来,这支部队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做到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
    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毛主席为了更多地直接掌握农村工作的动向和真实情况,于1955年春交代中央办公厅和军委总参,从全国每个专区选调一名优秀的排级干部,补充到他身边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任务之一就是轮流返乡作农村调查,作为他联系农村、了解农民的一种方法。
    人员调齐以后,为了使警卫人员明白调查有什么好处,调查什么,怎样调查,毛主席于1955年5月 14日下午在颐年堂前院,给中央警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领导以及警卫中队的全体同志作长时间的讲话。毛主席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一直讲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壮丽图景,又讲到每个人应该怎样工作。毛主席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加一样,就是调查工作。你们要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项调查工作。为什么要作调查?就是要多为人民服务。我们各人的工作不同,有站哨的,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的调查,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
    毛主席对将要返乡作调查的同志说:“我们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毛主席要同志们在调查中注意宣传党的政策。
    在回乡调查的同志们出发之前,毛主席又亲笔写了“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 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毛主席的讲话和所拟“出差守则”,使同志们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掌握了调查方法。回乡的同志通过自己的父母、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左邻右舍、乡村干部多种渠道,通过劳动、交谈、访问,了解到许多翔实生动的情况,回部队后将调查的材料写成书面报告。
    毛主席亲自听取汇报,批阅调查报告。1955年7月19日、25日、26日,毛主席三次听取了回队同志的汇报。为了节省时间,毛主席还把汇报的同志留在家里一起吃饭,边吃边谈。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主席时而沉思,时而做笔记,时而插话,时而长长地叹着气。
    毛主席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遇有错别字和用错了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过来。毛主席一手拿着材料,一手拿着红笔,讲道:“你过来,你们都过来。你们看,这是报酬的‘酬’字,这是仇恨的‘仇’字。”“这是‘总’字,这是‘怎’字。”见到语句畅通,内容又比较好的报告,主席就马上肯定。毛主席看到队员叶遥反映他的家乡广东省南雄县第三区新田乡溯水村的贫下中农,依靠合作化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连声称赞说,你们那里的老百姓真能干,农业合作社就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随手拿起笔,在报告上批示“合作社很好”。队员高碧岑反映了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第六区南竹乡的情况,毛主席看后也比较满意,在他的调查报告上批道:“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队员胡全德在他写的河南省兰考县第六区小胡庄乡北孙庄村的调查报告中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大多数群众尤其是贫农没有余粮,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大少,困难户太多,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群众普遍反映村干部传达政策不及时,因此不满意。有的农户甚至拔麦苗吃,影响了明年的粮食生产。毛主席在此件上批注:“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队员王文礼在河南省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王连屯村的调查报告中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统购时,有些农民想不通,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统销时,有三分之二的农户要购粮证,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该村去冬组织了一个生产合作社,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由于不注意喂养,社组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社领导力量薄弱,缺乏经验,影响了生产。毛主席看后批注:“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队员李好学在他写的关于河南省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的调查报告中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买粮食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农民的思想波动很大。在统购时,由于收成不好和部分干部工作中的偏差,使许多农户把口粮都卖了,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毛主席在此件上批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有320斤余粮,只卖出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同时,毛主席在上述三份材料上都批示:“送交吴芝圃同志一阅,阅后退毛泽东。”
    使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毛主席还把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三人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批交正在参加中共八届五中全会的同志。
    1958年5月24日,毛主席给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写了一封信:
    震林同志: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
    谭震林于5月 26日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已遵示,找了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好粮食问题的要求和办法。毛主席当即在谭震林的报告上(附有李宝森等三人写的调查材料)批示送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批示中说的“到会各同志”、即是指正在参加中共八届五中全会的同志。
    少学一点制式教练,要学一些文化科学

    毛主席从多名警卫队员的汇报中,发现他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低,为完成好当前的任务,并为这些年轻人长远着想,急需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这些同志的文化程度。毛主席在同他们交谈时,不断提到要加强文化学习的问题。
    1955年7月26日,警卫队长韩庆余带领第三批队员汇报探家调查的情况。韩庆余首先把6个队员写的材料交给毛主席,主席看了曾文的材料说:“写得好,写得好,你调查得很好。”毛主席拿着材料,指点着问:“这个材料是你自己写的?”曾文说;“别人帮我抄了一下。”主席把头往后一靠,笑道:“我不是看表面文章的,字再漂亮,内容空空,虚有一手好字。你们是给我提供真实情况的,通过你们进行社会调查,要学的是社会学,解决的也是社会问题。”“以后不要叫别人抄了,别人抄的就不新鲜了,你们自己调查的东西自己写,就给人一种很原始的感觉。”
    主席进而问道:“你们学不学文化?”
    大家回答:“一周一天。”
    主席问:“还学什么?”
    “星期六党日活动和整理卫生,其余五天除一天文化课外,军政各一半。”
    主席听得很认真,问道:“政治学什么?”
    “当前是全国党代会四个决议等文件。”
    主席又问:“那么什么是军事?”
    “制式教练。”
    毛主席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靠自己订报、看书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主席又把话题拉回来:“长时期学这些怎么行呢!我们不打仗。又不是战斗部队,少学一点制式教练,要学一些文化科学。”主席指着张耀祠和韩庆余说:“不能让他们当一辈子兵,出去还干一点事。”主席扳着指头说:“要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和化学,五年中学毕业还是问题不大的。
    毛主席还常常提问一些最普通的科学知识,启发队员们求知的欲望。从北方到南方,从渤海湾到珠江,主席走到哪里问到哪里;从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水,从空中的飞鸟到院子里的花木,主席是见到什么就问什么。主席在深夜散步的时候,问过哨兵:“你说天上有多少星座?为什么星星会发光?”有几次主席在游泳的时候就问道:“曾文,你知道水的成分是什么?”“王惠,人在水上为什么会浮起来?”“高碧岑,你说海水为什么是咸的?”这些曾经陪同主席横渡长江,同游大海的游泳猛将,一时都被主席问住了。这时候,主席便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只学语文、算术两门课?要多学一点文化科学知识嘛!”
    在一次散步的时候,主席问孙连忠:“广州为什么这样热?你说天热有什么好处?”孙连忠也是穷苦人出身的,在家没有读过书,只好含糊地说:“天热就好呗。”主席笑着说:“你学过地理没有?”孙连忠回答:“没有。”主席便告诉他:“广州这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庄稼一年三收。你学学地理吧,我们的国家大得很!”
    北京的秋天是凉爽的。有一天,高碧岑正陪着主席游泳,蓝蓝的天空中忽然飘来一团团乌云,顿时风吹浪起,成群的乌鸦乱飞,眼看就要下雨了。这时候,只见几只雄健的老鹰,穿过乌云,在天空平稳高飞。主席仰着身子问高碧岑:“你说老鹰在空中为什么翅膀不动可以飞?”高碧岑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主席接着说:“你们以后可要好好学习物理啊!”
    1956年9月 15日一大早,曾文刚起床就遇到了主席。主席喊了声他的名字,和他谈起了警卫队的文化学习:“以后你们就不要叫什么队,就叫文化学校吧,你们都是学员。”主席停了一下问:“我当你们的校长好吗?”曾文高兴得连声说:“好!太好了!”主席笑了笑说:“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一个副校长。你们在这里学习七八年,达到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程度,你说成不成?”
    主席接着又说:“你们还很年轻,才20多岁,我看是可以的。”
    曾文告诉主席:“现在同志们学习文化的劲头都很大。”主席点了点头,说:“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现在工农的大学生还很少,将来就多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部队党委很快为警卫队制订了一个初中阶段的教育计划,送请主席批示。第二天主席就批准了这个计划。经过一番准备工作,1957年1月21日,警卫队的文化学校正式开学了。
    开学后,主席更是关注着警卫队的学习。对一些随他外出执勤的同志,主席常问他们:“你们工作累不累?你们把学习的东西都带上了吗?” 主席还问随行的同志:“数理化好学不好学?”他们回答:物理好学,讲的都是亲身做的和眼睛看到的,也好记,就是代数不好学。主席温和地说:“代数一定得学好!物理、化学好多计算都是用代数计算的,要是学不好代数,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难!
    毛主席的卫土张宝金在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学习四年,非常刻苦,1955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后成绩优异,在班上名列前茅。主席十分高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张宝金是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他学习后有知识了,社会经验也多了,我就高看他一眼。”每次张宝金回中南海机关,主席都挤时间接见他,勉励他为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的另外两名卫士李连成和田云玉,经过努力也于1956年一起考上大学预科班。结业时,主席请他们吃饭,还向他们敬酒。这对提高中南海业余学校的青年学员和警卫队员的学习热情,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60年1月,当主席知道警卫队员的文化学习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时,笑着向队员们说:“你们现在都成文人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工农子弟,在主席的亲切教导下,在工农群众知识化的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1959年8月,他们已经学完了初中课程。初中学习结业后,他们有的在警卫部队当了指导员、排长和教员,有的被送到党校和军事学校去深造。1960年10月,仍然在警卫队工作的队员进入高等教育课程的学习。
    1968年1月 6日下车3时许,毛主席批阅完一批文件,稍事休息。接着,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八三四一部队“三支两军”的情况,毛主席表示满意。谈话中,毛主席向八三四一部队下达了新的任务:“这支部队任务太单纯,你们应该派些人到越南战场去经风雨见世面,从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
    根据主席的指示,八三四一部队党委决定从机关、部队抽调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干部100人,从各大队选拔机警灵活、军政素质较好、接受能力较强的班长200人组成赴越参战部队,从司政后抽调干部组成领导班子,由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主任周广益带队。
    赴越部队于1968年2月15日集中在养蜂夹道集训,学习毛主席对赴越参战的指示,听取部队首长的动员报告和各项政治要求。队员情绪极高,一致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2月17日晚8时左右,邓颖超到集训驻地看望大家。她说:“周总理很忙,让我代表他来看望大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她接着说:这次抽调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去援越抗美,到前线去锻炼,任务很艰苦,很光荣,但也有危险,同志们要有充分准备。离开祖国去越南。外事无小事,处处是政治。
    2月 19日下午3时许,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援越抗美的300名干部、战士,以及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大队以上干部,接受毛主席、周总理及在京的中央首长和中央军委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清激动得简直像澎湃的大海,久久不能平静。
    2月20日上午,赴越部队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坐闷罐车出发,直达广西凭祥。部队在凭祥进行了战斗编组和入越前的各项物资准备。八三四一赴越参战部队的对外代号是总参谋部直属队。国内援越指挥部将它配属于已经在越南战场的北京军区炮兵六十八师,分散编入炮师的师部、营部、炮连、侦察班、通讯兵等作战单位。部队着装一律换穿与越南人民军一样的制式服装。部队出关、入关都必须遵守夜间行驶的规定,否则就会遭遇美机的轰炸。
    3月4日夜,总参谋部直属队进入越南。西南边境城市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严密伪装的长长车队和各种火炮。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盔形帽,怀抱新式冲锋枪和高平两用机枪的士兵,一条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的小背包垫在屁股底下。这支部队越过友谊关,跨进越南国境,按指定路线向各战区开进。
    到达战区后,部队按要求首先要搭个草棚作为战地住所,还要在离炮位不远的位置挖几个合乎标准的掩体。战地住所和战斗岗位不允许相隔太远,因此营部侦察班的住所就在一座矮山的山脚下挖了一个长10米、宽4.5米的大坑,一面靠山垂直下切5米多深,顶上用树枝搭篷,铺上防水的油毡,再上面就是许多不断变换的伪装草。山顶上就是营指挥所,分别挖有1.8米深的战斗掩体,有营长指挥位置,有手持800倍望远镜的侦察兵的观察岗位,还有有线值班员、无线报话员等。部队根据防空作战任务和美机不同机型的活动规律,进行不间断的军事训练和演习。
    3月31日,美国政府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而高空侦察机、无人驾驶侦察机则依然不少。4月16日上午9点多钟,观察哨发出战斗警报,指挥员下达“各就各位”的命令,炮手进人一等状态。原八三四一部队现侦察班的王永海,向指挥员报告美无人驾驶侦察机在大象山以南低空侦察,井不断变化着的方向、高度。当敌机进入我火力网时,指挥员一声令下,群炮齐射,第一次火力攻击就命中目标。这架美机拖着浓烟,喷着熊熊火舌,从阵地上空滑过,“轰”的一声坠落在阵地的西南方。
    6月30日下午,部队在听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报告时,突然警报器响声大作。大家闪电般地进入战斗岗位。刹那间,阵地高空掠过一个小小的“影子”,美军RF—101侦察机又来捣乱了。RF—IOI机身细小,航速异常,像燕子似的,能快能慢,狡猾难打。机声过后,营长根据平日对RF—101的长期观察,判断它一定还会返航,一般需要20分钟。他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15分钟过去,营长提前下达了“授弹”命令。20分钟、23分钟过去,仍不见一丝动静。烈日炎炎,令人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汗水一直流进鞋子里,再从鞋里往外溢,大家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下午4时45分,突然从远处传来轻微的“嗡嗡”声,声音很快由远而近,由小而大,果真是RF—101返航了。敌机以每秒240米的速度,在飞行侦察。它做梦也想不到,刚飞进火力网,一阵猛烈的炮火,RF—101就翻滚着一头栽在阵地前的山谷中,“轰隆”一声爆炸了。
    1968年5月31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全部回国。八三四一援越部队按期于1969年2月10日回到北京。
    中国援越部队和各工程支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
    1969年2月21日午后,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八三四一部队援越抗美的情况,主席听了微笑着说:“你们也对中越友谊作了点贡献嘛!”
    开展工作人员“小整风”

    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特别不允许搞特殊化、以权谋私等违法犯纪的事情发生,一经发现,必亲自过问,从不姑息。
    1960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某些工作人员(有几人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编制),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在北京和随毛主席外出期间,违犯纪律,从多吃多占到无偿索取当时市场上供应紧张的各种生活日用品,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行为,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毛主席发觉后,立即指示,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开展“小整风”。
    1960年9月下旬,毛主席把1958年3月派到江西省任副省长的汪东兴调回北京,仍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9月28日上午,毛主席对当日回京的汪东兴说,我发觉身边有“老鼠”。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思想作风不正.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老鼠”,整顿思想作风。他要汪东兴抓好这件事。
    10月 3日下午,汪东兴就工作人员“小整风”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说,进行“小整风”,首先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学习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在学习的基础上,互相谈心,互相启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每天搞半天,争取50天完成“小整风”。毛主席说,办法对头。
    10月 6日上午,汪东兴召开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宣布开展“小整风”计划,传达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不过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对你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你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你会感觉到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毛主席还以他自身经历过的一些感受来教诲大家。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都积极地参加了“小整风”。
    在整风中,绝大多数人都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和不足之处,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整风中也揭发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渎职行为。还有人在随毛主席去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这一次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当事人也写了检讨。
    毛主席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虽然这个人是位老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这样的人调离中南海。毛主席还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制订“工作人员守则”:“买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一张纸、一支笔也如此,千万不能向地方要东西。”“过去向各省、市要的东西,要照价付款,钱由我稿费内开支。”遵照毛主席的要求,从稿费中支取了1万多元,派人到事出各地,——退赔并道歉,以消除不良影响。
    进城以后,毛主席对党内会不会出现贪图享乐的情绪,会不会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非常警惕。他特别注意从高级干部抓起,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抓起,一发现苗头就及时敲警钟,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中央警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全体同志,对毛主席关于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亲切教诲,都是刻骨铭心的。它将永远指引我们廉洁自律,保持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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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和达赖喇嘛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佛教徒是唯心主义者,共产党人主张无神论,佛教徒主张有神论,共产党人能同佛教徒很好地合作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人士最大的疑虑。1950年5月,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和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中,第三条就明确指出:“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5月26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又再次指出:“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了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藏族人民的领袖地位和职权也予以尊重。

       毛泽东认为,团结藏族同胞共同奋斗,必须十分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我们不能强迫人家信什么,也不能强迫人家不信什么,宗教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认识问题,当前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更不能采取行政手段来消灭宗教。”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和和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采取保护政策。”1953年3月,他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中再次重申,“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它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加以消灭。”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次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勉励他们要坚定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要搞好团结,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9月27日,达赖喇嘛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为常务委员。同年12月25日,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喇嘛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和他们谈话,勉励他们说:“你们两位不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国家领导人,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方面和堪布厅方面的团结,搞好藏族同志和汉族同志的团结。”还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同时还指出,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不能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毛泽东还身体力行,当他接见的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达赖出逃印度在几年的交往中,毛泽东和达赖喇嘛多次通信并互赠礼物,达赖喇嘛赠送毛泽东的有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以及照片鲜花等,后毛泽东将其送民委保存。毛泽东赠送达赖喇嘛的有电影放映机以及《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几匹、扩音机2个、喇叭4个、电转1个、片子几个、长白山人参1个、貂皮衣筒1件。毛泽东不仅用政策去争取达赖喇嘛,而且努力用感情去影响和感化达赖喇嘛。

       为争取达赖喇嘛及西藏大多数上层人士,针对达赖等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对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很勉强的状态,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作了极大的让步,显示了高度灵活的策略原则,他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以及讲话中多次表示,我们要把协议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对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几年不实行改革”,“要各方面条件成熟,方能实行”,“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是让步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能破坏十七条协议,也就是不能破坏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否则“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设民主的西藏。”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释伽牟尼涅2500年纪念活动。让不让达赖等人去呢?毛泽东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来,把我们赶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达赖等到达印度以后,在印度的一小撮西藏反动分子,企图把达赖、班禅等推向分裂的道路。经过在印度的周恩来的坚决斗争和耐心说服,班禅先期回国,达赖喇嘛在晚些时候也回来了。

       达赖回国后,毛泽东在致达赖的信中肯定他“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并希望他在加强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做出新的成就,对达赖的动摇进行了耐心帮助。

       令人遗憾的是,党和毛泽东的耐心帮助、争取并没有使达赖喇嘛的思想发生真正的转变。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出逃到印度。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能争取达赖回国。


       1959年4月,他在接见班禅时说,“达赖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仍然选举达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保留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但是,达赖在分裂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不撤消了他的这些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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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为将军当红娘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学习长冈乡“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他自己以身作则,时时处处注意关心将士和群众,甚至为他们当红娘。他一生给多少人做过媒,不得而知,但无独有偶,中国出将军最多的兴国县和红安县各有一名将军得到毛泽东这样的关怀。


       少将黄有凤,江西兴国县东村乡人,1931年年方17岁就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黄有凤参加了红军,立即被选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调到瑞金叶坪中央政府劳战委员会当译电员,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跟随毛泽东长征到了延安。

       194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散步时远远看见黄有凤和一个女同志在一起。第二天,毛泽东在作战室看地图时,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黄有凤,你快30岁了吧,昨天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黄有凤告诉毛泽东,是他的女朋友,名字叫做赵雪明,是抗大的学生。毛泽东听后,含笑说:“有凤,有凤,有好事啊!凤来了,你快把爱巢搭起来呀!”

       黄有凤听出毛泽东的意思,赶紧告诉毛主席,他想抗战结束后,条件好了再结婚。毛泽东幽默地说:“你这个黄有凤,你知不知道,雪明,雪明,雪白透明,人家已经明明白白向你坦露自己的心,你还等什么?抗日战争是个持久战,你们年纪都不小了,我看你们还是打报告结婚吧,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哩!

       黄有凤听了毛泽东的话,便和赵雪明商量,不久便向组织递交了申请结婚的报告。

       1941年10月10日,黄有凤和赵雪明结婚那一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祝贺。毛泽东做他俩的证婚人。

       1943年,黄有凤的大女儿玲玲出生,由于赵雪明缺奶,孩子饿得老是哭。毛泽东知道后,派人送来一罐牛奶。当时中央机关只有两头奶牛,挤点奶是配给中央领导补养身体的。黄有凤把牛奶送还毛泽东,深情地说:“主席,你每天工作通宵达旦,这点牛奶还是留给你自己喝吧。”毛泽东诚恳地说:“娃娃是革命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希望,你就让孩子喝了吧。”

       上将郭天明,湖北红安县郭受九村人。他很早就奔赴革命策源地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6期,后参加广州起义。长征、“百团大战”、千里挺进大别山都有他的英姿。



       1938年12月,郭天明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即将离开延安之际,毛泽东找他谈话,末了,郭天明没料到毛泽东突然提起了他的婚事,说:“天明同志,听说你有一个女朋友,很漂亮,她叫啥名字?”

       “她叫窦克。”

       “哪个dòu字?”

       “就是《窦娥冤》的窦字。”

       “哦,‘六月雪’啊!那是一出好戏,大戏剧家关汉卿的杰作。那出戏是冤情呢!你可不能演‘窦克冤’。”

       毛泽东的幽默使郭天明心里热乎乎的。他懂得毛泽东的用意,要他和窦克好好相处,增添感情。

       毛泽东接着又说:“你和小窦,一个多才,一个美貌,这才叫男才女貌,珠联璧合啊!我建议你们现在就结婚,成亲后把小窦带走,不要都把老婆留在延安,让我给你们当警卫呀!”
    就这样,经毛泽东批准,郭天明和窦克在延安举行了婚礼。第三天,他们夫妇就奔赴了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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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为我们结良缘

    ——蒋含宇、彭淑清“照片为媒”的故事

    “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少先队里高大的人,笑的风要把人身撼动。”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为传世照片《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题的诗。50年后的今天,照片所散发的幸福热力,仍足以震动观者的心灵。这张照片,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后被选入小学课本。毛主席逝世时,全国各地,随处可见这幅经典照片。谁也不曾想到,这张照片成就了一桩美好姻缘——依偎在毛主席身旁的一左一右的男孩、女孩,12年后,喜结连理,永结同心。
    照片作媒,两人喜结连理
    小姑娘叫彭淑清,小男孩叫蒋含宇,他们同是韶山学校的学生。这两个依偎在毛主席身旁的“金童玉女”后来暗暗下决心更要好好学习,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将来考入北京的大学,“呆在”主席的“身边”。
    50年前,蒋含宇和彭淑清都刚满14岁,同在韶山学校初中二年级读书。蒋含宇是少先队大队长,彭淑清则是大队委员。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故乡韶山,重访故居,畅游山水……乡亲们奔走相告,韶山成了欢乐的海洋。
    6月25日下午5点多钟,辅导员把蒋含宇和彭淑清叫到大队部,告诉他们有位重要的首长要来学校视察,学校决定由他们向首长献花、赠送红领巾。
    26日上午7点多,“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的欢呼声响彻韶山学校。敬礼,献花,给毛主席戴红领巾。在激动的泪水中,蒋含宇和彭淑清完成了幸福的任务。
    最幸福的任务——给毛主席戴红领巾,是蒋含宇完成的。主席问:“你真的把红领巾送给我啦?”含宇答:“送给您老人家了!”毛主席幽默地说:“那我就把红领巾戴到北京去,你们看,我又年轻了,变成少先队员了!”众人幸福地笑了!就在这一瞬间,摄影师按下快门,拍下了著名的《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后来韶山学校停办中学,两人又因学习优异被送到湘潭市一中。在湘潭市一中读书,两人同一年级,虽然不在一个班里,但他们你赶我超,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始终都是班委会和团支部委员。
    蒋含宇热心为大家服务,办事积极认真,在彭淑清的心目中,始终有着良好的印象。彭淑清学习优秀,一个女孩子在工作上、学习上一点不服输的上进心,很让蒋含宇折服。两人一起从韶山冲出来,工作上相互支持,学习上相互鼓励,加上同为毛主席身边的“金童玉女”,共同有着进北京的奋斗目标,两人成了难得的一对好朋友。
    1963年,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没有任何背景,蒋含宇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彭淑清考入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攻读炼油机械。
    两人终于圆了北京的求学梦。
    大学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尽管两人功课都很繁重,但老乡、同窗、好友的浓浓真情,却使两人越走越近。朦朦胧胧中,两人都有一种异样的感情,心里有什么事都想和对方诉说。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相恋了。
    1968年,5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蒋含宇、彭淑清均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并且都分配到辽宁省工作。
    大喜的日子订在1971年的元月。没房、没床,彭淑清从锦西来到蒋含宇的单位,利用一个军人家属探亲的空当,借这位军人的家暂作新房。彭淑清一双新单鞋、蒋含宇一双新棉布鞋,外加一床新床单、一个新枕头,这就是他们新婚的全部家当。
    艰难岁月,不给主席抹黑
    蜜月没过完,彭淑清就惦记着厂里的工作返回锦西,9月份,湖北省荆门炼油厂筹建,需要从全国各地抽调技术力量,彭淑清不顾几个月身孕,毅然报名参加。
    如果此事成行,两个人一个辽宁,一个湖北,从此,将真的天各一方。蒋含宇单位领导想把他调到凌源县。可那儿没有石油,党培养自己上大学五年,这样岂不是让国家白白遭受损失,自己也白白搭上五年的青春?彭淑清未予答应。她单位的领导认为蒋含宇是学政治的,到哪儿都可以,可以调过来。
    荆门炼油厂的职工,一大批是部队复员战士,彭淑清是作为技术骨干调来的,这儿原是一片荒野,没有厂房、没有宿舍,没有道路,甚至连买菜都要到三四里外去买,住的是芦席搭成的干打垒(上面芦席下边是黄土搭的房子)。
    彭淑清由于路上奔波,儿子早产。孩子刚满40天,彭淑清就抱着刚满月的孩子,提着小木箱,带着母亲赶往工地报到。
    彭淑清不愿因个人生活拖单位后腿,可是来到工地,单位连芦席棚都没有了。领导给她暂时安排到招待所,单位领导很感动,但是考虑到她的情况,丈夫又不在身边,一个人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就劝她:“鉴于你目前情况,干脆回湖南休产假,我们工资给您照发。”
    她与蒋含宇都曾表示,决不能辜负主席的厚望,领导的好心被她拒绝了。第二年5月份,蒋含宇才从辽宁调到荆门。
    在身边没有丈夫的日子里,彭淑清拖老带小,硬是撑了过来。有几次,雪花飘飞,芦席棚被寒风吹掉,开了天窗,她和母亲自己动手将房修好。这段极为艰苦的日子,彭淑清从没感到过苦,诉说过累。在他们心里,国家哪里需要,他们就到哪里。后来九江要建炼油厂(今日的九江石化总厂),他们又服从需要来到九江。
    举案齐眉,美满幸福家庭
    夫妻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平静的。两人的老家都在湖南农村,双方父母亲都健在。早些年,工资不多,他们每月总要从紧巴的收入中抽出些钱寄给家里,后来,他们又常常把双亲接来住一段日子。
    有着在毛主席身边“金童玉女”的荣耀,蒋含宇和彭淑清却从不张扬,从不以此作为资本,去谋取个人私利。毛主席与他们合影的照片及底版,他们一直珍藏在相册里,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这张照片铺天盖地覆盖了全国,人们才知道,这对“金童玉女”原来就在他们身边。
    蒋含宇在九江炼油厂先后担任教育科干事、副科长,该厂成立教育中心,被任命为主任。1991年调任石化总厂党委任宣传部长,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先后撰写论文30多篇,其中多篇被评为省、市、石化系统优秀论文;1997年他又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总厂党委委员并兼任组织部长。
    彭淑清是位技术人才,她的工作成绩不逊于丈夫。作为石化总厂设计部一名高工,多年来潜心钻研,除完成该厂设备设计、改造等大量工作外,还担任几位大学毕业生的导师,为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尽心尽责。
    他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儿子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分配到广东顺德市邮电局从事计算机通讯工作;女儿中学毕业后在九江石化总厂职工学校任打字员,两个孩子都努力进取。
    一幅经典照片,演绎一曲人间幸福良缘!

    蒋含宇彭淑清:曾为毛主席系红领巾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由福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教育局、共青团福州市委联合主办的《拥抱阳光———缅怀毛泽东同志收藏精品展》今起在福州市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是:45年前作为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给毛主席系上红领巾的蒋含宇、彭淑清,将他们精心收藏的数百件珍品介绍给榕城市民。昨天上午,福州晚报记者专访了这对夫妇。
       为毛主席系红领巾

      那张人们十分熟悉的毛主席和孩子们尽情欢笑的历史照片,不知被翻拍过多少次。当年分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对少年现已是结婚33年的老夫妻。现任中国石化集团江西石油分公司副书记的蒋含宇和已退休的彭淑清忆及当年的情景时,还有几分激动。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冲,专程前往有700多名学生的韶山学校。当时蒋含宇任少先队大队长。他回忆道:“6月26日一早,师生们穿戴整洁来到学校,少先队员们都戴上了红领巾。上午8时,当毛主席出现在学校大门前的儿童桥时,我和彭淑清(当时是少先队大队委员)跑上前去,双双举起右手,向毛主席敬了个队礼,每人还向毛主席献一束鲜花,毛主席高兴地接下了。在欢声笑语和口号声中,师生们簇拥着毛主席走进校园,来到初中部教室阶梯前,我踮起脚尖给身材高大、笑容可掬的毛主席献上红领巾,并帮他系好。毛主席用地道的家乡话说:‘你的红领巾给我了,那你就没有了。’我说:‘毛主席,这条红领巾我就献给您老人家了!’毛主席点点头,满意地笑了。接下来,主席把我和彭淑清揽到身边,一左一右,高兴地与师生们合影。”

      照片背后的故事

      蒋含宇指着那张照片对记者说:“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毛主席脖子上的红领巾与一般学生的不同。当时学生戴的红领巾是布的,而献给毛主席的是用绸特制的。这条红领巾先是系在我的脖子上,由于献给了毛主席,所以照片上的我没戴红领巾。”

      彭淑清介绍说:“当时我和老蒋都是14岁,都读初二,不在一个班,我比他大半岁。我是毛主席故乡韶山村人,他是与韶山村相隔的如意村人。毛主席走后,学校将那张照片的底片送给我保存,当时我不懂如何保护底片,加上洗印的次数较多,到我大学毕业时,这张底片已洗不出图像,只好放弃。”

      主席牵红线结为夫妇

      采访中记者得知,1963年蒋含宇、彭淑清从韶山学校毕业后,分别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石油学院。因为共同拥有与毛主席的合影,两人关系较密切,大学毕业前,他们成了一对恋人,1971年结为夫妻,被人称作“中国第一幸运伉俪”。

      当记者问及他们近况时,蒋含宇说:“我在大学读国际政治学,淑清学的是石油专业,考虑到她专业的性质,我‘嫁妻随妻’,跟她到了江西。我们的一儿一女都已成家,儿子现在广东,女儿在江西。我们还有一位外孙女,三代同堂生活愉快。”

      彭淑清说:“我们感谢毛主席,是他无意中的一个举动成就了我和老蒋的姻缘。我们都是普通人,生活中也有矛盾,但能相互礼让、包容。这些年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总有那张珍贵的照片伴随着。”

      多种方式纪念毛主席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经常有人给蒋含宇夫妇写信、寄东西,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夫妇俩很珍惜这份纯朴感情,把收到的信、物品珍藏起来。10年前,蒋含宇开始有意识地到旧书店、文物市场收集有关毛泽东的纪念物品,前后花费十多万元,现已拥有藏品数千件,这次带到福州的有1938年在延安出版的《论持久战》册子、83件字画和200多本相关著作。

      蒋含宇告诉记者:“去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时,我们编著出版了《阳光·鲜花和红领巾———毛主席为我们结良缘》一书,到长沙举办了‘拥抱阳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蒋含宇彭淑清夫妇收藏展’。今年我们选择福州办展,以后还想到全国各地去办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对毛主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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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2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李庆霖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一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的结尾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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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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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22 | 显示全部楼层
    凯丰与毛泽东:以挖苦始以钦佩终

    凯丰,本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于江西萍乡市老关乡。从苏联回国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凯丰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上,他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但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他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与此同时,他的作为也赢得了毛泽东的对他尊敬和器重。

    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两个月后,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这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是,凯丰在文章中又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1937年4月3日,因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毛泽东听说后十分吃惊,他立即召见凯丰责问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说,“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说完,毛泽东即去看望被捆绑关押中的许世友等,一句“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许跪地大哭,这样才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来,在政治局召开的批判张国焘会议上,仍由凯丰作主报告,并到抗大指导这场斗争。

    在中共长江局、南方局

    1938年3月,凯丰被派往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为党的总书记,还企图把武汉搞成第二中央,有时,竟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他的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并肩反对。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11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在纪念“五·一”和抗战二周年时,他都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凯丰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此时,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博古、凯丰立即回延安。凯丰回延安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后,他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凯丰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学的筹建(1941年9月22日开学)等工作。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中包括凯丰在内的28个人发言,或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或谈认识,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

    开工作会议,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凯丰出席并发言。会后,张闻天痛感过去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心补上这一课。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他率农村调查团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长达一年多。这期间,凯丰担任了中 宣部代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2月8日,延安干部大会召开,由凯丰主持会议。他先讲了开会的宗旨,接着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3月16日,凯丰任代部长的中 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相连,反映党的工作;4月3日,中 宣部又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18个必读文件(后又增加4个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凯丰遇到了麻烦。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以争取主动并取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引导、解释,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亦感惋惜和无奈。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东北局,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该报出刊一周年时,凯丰致信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毛泽东欣然题写并回信: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

    各同志均此问候。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鲁艺于1946年上半年迁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学院的建制、机构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他都给以指导。1947年7月4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年4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为此,高岗2月26日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27日)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由于和高岗之间的磨擦,凯丰在工作中困难重重。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年的12月,中 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因编“毛选”暂离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毛泽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凯丰的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工作,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还把许多要件批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1954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收信人就有凯丰。

    后来,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24日,中央办公厅在《人民日报》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同志因病在1955年3月23日12时55分于北京逝世。何凯丰同志灵柩停在沙滩松公府夹道10号原北京大学旧址孑民堂内,定于24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举行吊唁,27丈衔?0时开追悼会,11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追悼大会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主祭,陪祭有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凯丰追悼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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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2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情动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生,安徽合肥人。他参加国民革命军后,开始跟孙中山当卫兵,因战斗中多次立功,从卫兵、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升至二级陆军上将,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司令,第一、二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及东北“剿总”总司令。

       延安借道,受到毛泽东特别欢迎

       1938年春,日寇发布了“大陆令八十三号”,调整了华北方面日军的战略部署。时任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也相应地决定与中条山的主力军会合。他认为借道延安会合主力军是一条最好的路线,但延安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大本营。因此,卫立煌在向蒋介石请示的同时,又向朱德协商借道。毛泽东和中央研究后,不但表示同意,而且准备热烈欢迎。

       1938年4月17日晨,由2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向延安开来,在离延安20华里的地方,卫立煌就看见欢迎他的“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司令长官”等大标语。接近延安城,卫立煌等走下车来,正在城门外迎候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陕西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长金城等走上前来迎接。卫立煌一行走进了延安城门,见到街道上贴满了欢迎他的标语和夹道欢迎他的群众,令他异常高兴。

       当他们来到接待处时,毛泽东走出客厅和卫立煌亲切握手,表示热烈欢迎。在交谈中,毛泽东谈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性。他说:“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卫立煌等一行,深感毛泽东的分析很有道理,都表示敬佩。

       毛泽东在赞扬卫立煌坚决抗战及与八路军的友好关系后,提出:“我们现在存在很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这就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同时,夏季快要来临,可部队的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卫立煌对毛泽东所提出的困难表示理解,他表示:“以后一定设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当天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等人,我方有滕代远、肖劲光作陪。午饭后,毛泽东和卫立煌拍了双人照,又合拍了同桌吃饭的8人照。随后,卫立煌一行乘车到抗日军政大学参观,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深受抗大师生的欢迎。

       晚上,延安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卫立煌的文艺晚会。毛泽东又亲自作陪,与卫坐在一起观看演出。他们边看边谈,谈得十分融洽,经常发出笑声。文艺晚会结束后,他们兴致浓浓地一直交谈至深夜。从此,卫立煌对毛泽东有了极深的好印象。

       4月18日清晨,卫立煌等离开延安。滕代远、肖劲光等一直送到30里铺以外,分手时宾主合影留念。

       卫立煌守信,给延安送弹药和食品

       第二天上午,卫立煌到西安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发手谕:

       即发第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25万枚。

       卫立煌把手谕面交第十四兵站监管杲海澜少将。此人是卫的红人,但他看到手谕后感到为难。卫立煌对此有所察觉,即对他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嘛,我就要充分供给。”他又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

       杲据实报告。卫立煌说:“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当年7月,卫立煌收到了在延安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他精心地珍藏了起来。同时,他还多次和秘书一起研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

       密电联系,赞扬卫立煌的抗日精神

       卫立煌对蒋介石搞磨擦、打内战很反感,因此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训斥。但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抗日精神深为感动,所以,坚持与延安保持电报联系。

       一天深夜,卫立煌请十八集团办事处处长袁晓轩来司令官部,袁谈起电台受监视之事,并建议今后卫司令给延安的电报可否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转发?卫立煌表示同意。

       此后卫立煌与毛泽东通电,电文先由卫告诉秘书吴君惠,由吴在卫卧室拟稿,经卫修改,再打电话给袁晓轩在夜间来取,然后由袁转发到延安毛泽东手里。此事只有他们三人知道。

       毛泽东在与卫立煌的通电中,了解了卫在抗日中的表现。在一次复电中,称赞了卫立煌的抗日精神和作战部署,并说卫立煌的电报内容令国人兴奋,有历史意义。

       1941年3月,蒋介石密电召卫立煌到重庆,责备他与八路军的关系太密,声称要撤掉他河南省主席的职务。卫立煌一气之下,请假到峨嵋山休养去了。

       隐居香港,发电祝贺新中国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由于陈诚在东北战场失利过多,蒋介石于1948年1月17日命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辕代主任,令其指挥国军与解放军作战。但蒋介石未能挽回危局。

       当辽沈战役惨败后,蒋介石迁恕于卫立煌,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把卫立煌软禁于南京家中。

       卫立煌深知蒋介石的意图,便秘密地在一个晚上化装脱身,带几个随从人员经上海到香港隐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香港,卫立煌立刻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表示祝贺。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也很高兴。他在百忙中及时回了电报,经华南分局转给卫立煌。

       回到北京,愿为统一祖国作出努力

       1955年1月,周恩来得知卫立煌在香港发表讲话,拥护我党反对美国干涉解放台湾的声明,认为卫立煌的爱国热情可嘉。在征得各方同意后,周秘密安排卫立煌由香港回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

       4月25日下午,卫立煌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并派车来接。下午5时,毛泽东与卫立煌热情握手。自1938年分手后,已有17年未见面了,他们为老友重逢而高兴。卫立煌向毛泽东表达了衷心感谢和向往新中国建设的心情。毛泽东询问了他的近况和在港生活情形,介绍了建国后的变化和远景。

       此后,毛泽东有一些重要问题还经常征求他的意见。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特意讲了卫立煌,他说:“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氵颢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956年,为统一祖国,海峡两岸在进行一些秘密接触。为此,当年9月号的《人民画报》上,特意刊登了一幅毛泽东与卫立煌在宴会上并肩而坐的大幅照片,同时发表了卫立煌写的《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的文章。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召开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卫立煌因病未能出席;9月6日,周恩来就台湾海峡地区局势发表声明,卫立煌第二天知道后立即让家人代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昨天承邓大姐亲自到我家来,实不敢当。知道主席同您对我的关怀尤为感谢。我一定好好疗养,决心战胜疾病,以求早日恢复,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现在我虽卧病,但对我力所能及的事,愿尽力来做。谨布谢忱并致敬礼 主席前请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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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为张浩抬棺
       1924年5月初,林育英前往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7月,他又化名“林春山”回到国内,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1930年4月,中央派林育英去东北筹组满洲省委。5月,满洲省临时省委成立,林育英为省委书记。11月9日,由于叛徒告密,林育英被日军逮捕。日军严刑逼供,将他手脚捆绑起来用棍子撬开他的嘴,往肚里灌水,直到灌不进为止,然后在他的肚子上踩杠,冷水和着血从鼻子、嘴里往外流。数九寒冬,敌人把林育英衣服扒光,用皮鞭抽打,然后再将血肉模糊的他丢到缸里。即使这样,林育英也没有吐出一个字。1932年1月,林育英费尽周折终于出狱,可他的身体已受到严重伤害,以至造成他的过早病逝。

       次年1月,林育英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电讯联系,为了尽快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共产国际指派林育英回国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于是,他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赵玉珍踏上了艰难的归国旅程。他们由外蒙入境,逢山越山,遇河涉水,忍饥受饿,风餐露宿,历时一个多月,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终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林育英的归国,使中共中央又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从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时,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仍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进军路线,中央做了很多耐心的说服工作都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便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帮助张国焘更改主张,走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林育英频频给四方面军拍去电报,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共同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他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国焘读了这份电报后,开始震惊了,他可不敢再一意孤行,率部南下,背负着“违背共产国际”的罪名,只得同意中央的北上路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3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林彪为一一五师师长,林育英为一二九师政委。毛泽东不无调侃地对他们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林育英对刚刚组建的一二九师作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他在白区工作时潜伏下来的多种疾病,已使他难以担当艰苦的军旅工作了。师长刘伯承看到他发病时的痛苦情形,心里极为难受,只得向中央如实报告,请求让林育英去延安治疗,另派一同志前来接替政委一职。1938年春,林育英被调回中央,接替他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林育英虽然回到延安养病,但仍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创办了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1941年8月,林育英的病情恶化,被立即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次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当日下午,中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次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毛泽东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3月9日,在林育英下葬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亲自把林育英的棺柩抬到安葬地,毛泽东还为他的墓碑题写“张浩同志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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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33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沫若把自己的表送给主席
      我从1964年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一直在主席家里管这个家,主席的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必须花,主席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一分钱都不少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有一本明细账。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炎培、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主席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我要用时得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取钱。
      我管主席的家12年,在这12年里,主席买书就花了8000元,所以我手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但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主席吃饭,要保证老人家的健康。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就是一日三餐,从他一生的吃饭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有个小灶,他对他的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姐姐,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他们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周六晚上团聚,主席的子女不是那么好做的,主席严格要求他们。每次吃饭时,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
      主席吃饭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是必须的,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你不叫他,他不吃饭,文件没看完,他不放下。你说:“主席,吃饭了。”“等一下。”他还跟你商量:“再等一会儿吧。”你不能干扰主席的思路,这一等就没准了,菜就凉了,又不能反复热。后来,我们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后来有人传言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另一个要求是主席的碗要轻,他捧一天的书了,手很累。主席原来用的碗都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有个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们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他们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透明的,里外有花,以红为主。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主席很爱他的家乡。主席吃饭跟国内外形势也有关,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以素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主席喜欢吃鱼头,另外喜欢吃鱼杂、鸡杂,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我们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鱼身子再去卖给食堂,我们就这么管理,一分钱不能浪费。主席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他没有补过钙,吃得很简单,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是照价付款。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的?跟老百姓一样,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肿?他不吃肉,有一次上了点肉,主席发脾气。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他的粮食定量17斤,如果有余下,就给孩子们补贴。为什么困难时期能渡过,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吃的用的都有。这些礼品我们不可能不给他看。他每天晚上要出来散步,换空气,我们就把这些礼品摆上,写上数量给他看,吃的东西数量多的送到食堂去,再把钱给人家寄回去。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送给李敏李讷的,没有一次。那时,录音机、手表,金手表,瑞士的、罗马的,很稀罕,还有金银首饰,看着也喜欢,谁不喜欢呢?他的孩子也会过来,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再放回去,从来没有拿过。重要的礼品一律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郭沫若与毛泽东半世纪的友谊
      说一个借条的故事。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
      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我们补,我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送主席到八宝山时,打开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
      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我们要换他不让换,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主席第一是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大国养不起一个毛泽东?他事事节约,他说这么大个国家,不能有半点浪费。丰泽园院子旧,墙上大量掉皮,有一次没跟他说修了,他生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的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来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这半边用完了,再用那半边。打扫卫生时,我们就把旧的扔了,他一看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他说:“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去买散的装上,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哩!”他真是人民的领袖,他70多岁时有病了,还惦着让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是不是工作条件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第二是严格要求子女,要他们好好学习,做好人,做好事。中南海的人都对毛主席家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不霸道。主席对他的孩子们说:“在我身边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们的叔叔阿姨。”现在李讷见我还叫叔叔,我说快别叫了,我比你还小呢,“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她们出去跟老百姓一样,看电影两毛钱照样交,另外,主席不叫,他的孩子从来不到厨房吃一顿饭,他的孩子真好!现在她们都是自食其力,没有做官。
      毛主席早就把中国的蓝图绘制得好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毛主席早就做了准备,他在1971年至1972年,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他的后期加速对外开放的窗口,包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主席的一生是勤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回忆起来,好多好多的事情就在眼前,我们那时候天天见主席,怎么看怎么伟大,现在人们怀念他,是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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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沫若毛泽东诗词建友谊
    五次唱和留佳篇

    来源:河南报业网

    诗人情怀,领袖抱负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的直接契机,来源于两人的共同爱好———诗词。

      上世纪50年代末,面对举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诗词,并首肯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对文艺界、特别是对郭沫若的触动很大。郭沫若坦陈:从那以后,自己也敢于承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他与毛泽东互相唱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少佳篇。

    1、诗词唱和始于上世纪40年代

      其实,郭沫若以诗词等载体,与毛泽东的沟通早就开始了。远的,如上世纪40年代的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近的,如在1955年岁末,郭沫若曾率中国科学院考察团访问日本,期间写了《访日杂咏》10首古体诗,郭沫若将《箱根即景》等7首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将郭诗转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在《北京日报》发表,并嘱咐将郭诗中的草书改为楷书,以免出错。再近的,如1957年,毛泽东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不久,郭沫若就写了《试和毛主席韵》,作《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在毛泽东诗词以及肯定“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信发表之后,郭沫若在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意图,就是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例,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郭沫若在文中说:

      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在此之前,郭沫若还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畅谈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刻体会,向外界传达了自己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当然,通过这种文艺切磋的方式,郭沫若理所当然地从此担当了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解诗人。

    2、金猴奋起千钧棒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地方戏引发了郭沫若的诗兴和政治冲动,于10月25日夜,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从最初的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公开论战;再从公开论战,一直发展到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直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才缓和。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中苏关系已经由两党之争,上升为两国之争。

      特别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不但使当时步履维艰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更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当1963年苏共中央为缓和中苏关系,致信中共中央,提出重派专家时,中共中央在次年2月的复信中,愤怒地指出:“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

      因此,从那时起,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早已开始洋溢着对苏联背信弃义的愤怒,酝酿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怒火。1961年底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表的直接政治背景,是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二大。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苏联人空前激烈地谴责斯大林,猛烈攻击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号召推翻阿共领袖霍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苏共此番有预谋的举措,无异于在中苏关系上火上浇油。

      郭沫若这首《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显然有感于时事政治风云,从这出地方戏中,生发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隐喻修正主义的可恶、可恨。

      如果说郭诗大有文章,那么毛泽东的和诗,就更是非同寻常了。

      郭沫若写完《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交发表的同时呈送了毛泽东,随后就南下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游访,约两月有余。郭沫若最早看到毛泽东的和诗,据他自己说,是在1962年1月6日的广州,由康生抄录见示的。郭沫若见到毛泽东和诗的当天,立马写了一首和诗,1月8日由康生转呈毛泽东: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3、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而不是直接复信郭沫若)说: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做,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请代问郭老好!

      复信中所说的“反修正主义”的咏梅词,就是毛泽东有名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的一席话,一语道破了政治玄机所在。毛泽东新诗作,也抒发了这个暂时沉默的政治巨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静观其变、蓄势待发的心态。毛泽东以诗明志,浪漫、豪迈的诗意之中,表达着意图东山再起、再掌乾坤、期待胜利的政治愿望。

    4、毛泽东和诗的深意

      从郭沫若最初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来看,郭沫若当时大概没有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斗争。“白骨精”毫无疑问象征着绝对的敌人帝国主义,可是诗中却表达了对唐僧的无比痛恨,似乎是以唐僧比喻苏联修正主义,主要表达了对“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隐喻“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妥协,对同一阵营的中国百般刁难。

      可是,当看了毛泽东和诗后,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毛主席的想法有不一致之处。于是,依毛泽东和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毛泽东所谓“和诗好”,无异于肯定了郭沫若和诗的用意。其实,对郭沫若和诗的称赞,恰恰隐含着毛泽东对郭沫若原诗政治内涵的不认同。其中的原委曲折,郭沫若在以后的文章中说了出来: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直到悔恨,并思念孙悟空。

      原来,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诗,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唐僧”,而在毛泽东眼中,这是可以争取的中间派,而真正的敌人应当是“白骨精”,而“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的眼中,便是“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文人看政治的眼光,毕竟不如政治家锐利。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艺术,在酬唱、转呈之间,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至于谁是“白骨精”、谁是修正主义,在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苏修”是不是修正主义还是很模糊的,或者说在他眼中还是介于敌友之间。但毛泽东的和诗一出,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苏修”在毛泽东的视野中毫无疑义就是“白骨精”。

      在国内外政治斗争日趋紧张的1964年,郭沫若旧事重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终于把两年多前的认识说了出来:

      假如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

      在1961年底1962年初的那次诗歌唱和中,毛泽东对国内外政治局势,显然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毛泽东眼中,紧张的国际局势、严峻的中苏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而且是和国内种种问题、党内种种分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内路线的分歧和修正主义苗头,是国际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国内的必然反映,而且决非孤立现象。

      所以,在中苏两党、两国发生大论战的时候,包括“九评”在内的一系列论战文章的目的,就不但是对苏共领导集团的严厉驳斥,而且也隐含着对国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的警告。

    5、领袖生日放颂歌

      1962年12月,适逢毛泽东70虚岁生日,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光明日报》在1963年元旦,以《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为题发表: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郭沫若的这首词又一次引发了毛主席的唱和。这倒不一定是内容的称颂,很可能倒是郭词所描述的雄阔气魄、斗争风姿,深深吸引和感染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心潮澎湃,大发感慨,在短短数日后的1月9日,彻夜未眠,挥毫吟诵成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尽管郭诗写得不错,但毛泽东和诗之气魄,更是非同凡响。

      郭词主旨,乃借祝寿表达敬仰之情;毛的和词,却展现了纵横天下、战无不胜的政治情怀。因为“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在1963年已经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毛的和词,可以说是这一政治动向的艺术化标记。何况,毛的和词,首先是在1月9日“书赠恩来同志”的,借此向周恩来传达政治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郭沫若毫无争议地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

      而毛泽东本人,对郭沫若的解诗之举,不但不视为游戏消遣,反而相当重视。比如,1962年郭沫若写《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时,涉及《忆秦娥·娄山关》的阐释,在送呈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详细读后,认为郭沫若的解释不准确,亲自捉刀,以郭沫若的口吻进行修改,有近千字之多,其修改之处大多为史实考证之类,根本没涉及政治观点。在修改稿最后,毛泽东还感叹“解释之难,由此可见”。仅仅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解诗的重视程度。

      据专家统计,郭沫若写的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达20余篇,但绝大多数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之中。郭沫若的解诗,不是一般的诗歌阅读欣赏,而且往往写于有重大政治动向之时,他用浅显易懂、明白无误的白话,把这种重大政治动向传达出来。

      最重要的信号,或者说毛泽东最主要的政治意图,被郭沫若用诗歌和解诗的特殊方式充分展现了出来,而且为毛泽东所接受。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友谊的深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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