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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发表于 2016-1-14 18: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泽东与宋庆龄的诚挚友情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千帆竞发,强度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捷报追着捷报直传北平:南京解放!杭州解放!南昌解放!上海解放!就在这胜利的时刻,邓颖超受党中央的委托,携带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和廖梦醒一道,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邀请宋请龄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在信中满怀喜悦地告诉宋庆龄:"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并诚挚恳切地说:"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宋庆龄同志的敬佩、信任和期待。这封信,给宋庆龄带来极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北上,到北平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当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毛主席的信任和盛情,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当时身居重庆的宋庆龄获悉毛泽东抵达山城的消息,十分高兴。她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设法来到上清寺张治中的公馆--桂园,拜访阔别十八年的毛泽东。那天,毛泽东走出客厅门口迎接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同她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当她起身告辞时,毛泽东又一直将她送到大门外,她坐在汽车里还在向毛泽东频频挥手致意。当时在场的一位同志赶紧拍下这一感人的情景,这张珍贵照片,如今陈列在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宋庆龄都在为党和国家大事日夜操劳,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切的交往。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时,曾亲自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健康,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都要亲自问候,并送些礼品,每年还要寄去贺年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去的贺年片,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既生动有趣又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毛泽东亲热地称呼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对她送来贺年片深表感谢,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关心而风趣地写道:"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矢,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短短数语,毛泽东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对战友的诚挚情意溢于言表,读后令人感到十分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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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 签到天数: 20 天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3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向章士钊"还债"

       1920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备旅费,向章士钊救援。章即向沪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巨款相助,表示了对勤工俭学的支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曾与章士钊会晤。毛泽东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旅费向章求援事表示感谢,章听了非常感动。谈判后期,有一天,毛泽东会见章,问他:你看怎么样?章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意思是说重庆乃虎穴之地,不可久留。

    1961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打这以后,每年旧历正月初二,总有一位秘书送两千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后来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了,又对左右的同志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1973年春节,一位秘书又送来了两千元。这时章士钊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礼物时,他激动得双手发颤,对家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一份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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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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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3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为革命借款两万银元
    四十三年后每个春节必还债

    近读一篇纪念毛泽东主席的回忆文章,文章介绍说,1920年,毛泽东为了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1963年毛主席对章世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微笑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经常称他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毛泽东主席几十年前的“春节还债”故事,今日重温仍令人感奋不已,并由此让我联想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广大群众为什么会铁了心拥护共产党,为什么会舍生忘死支持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真心实意为人民,时刻心系百姓,与之同甘共苦,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用行动与群众建立了难以割断的血肉关系。笔者认为,毛泽东主席“春节还债”的故事,就是战争年代党群、军民鱼水关系的缩影。
    品读毛泽东主席“春节还债”的故事,我们可以感悟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密切联系群众、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历史;一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就是一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因此,亲民是我们党的本分,“还债”是共产党人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所在。
    然而现在,却有那么一些喜欢自称为“父母官”的人,他们根本不以公仆精神而自勉,反而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救世主”。有的为老百姓办了一点事儿就视为是一种“恩赐”;有的整天泡在会议里、文件中,下基层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根本没有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有的甚至充当了“土皇帝”的角色,老百姓提点儿意见便火冒三丈,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挟嫌报复……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人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还债意识”早已严重淡化甚至荡然无存了。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品读毛泽东主席“春节还债”的故事,既深含着对老一代共产党人的怀念之情,也包含着对新一代共产党人的诚意提醒:共产党人只有常怀“还债”之心、常立为民之志,常思立身之本、常存做人之德,才能竭尽全力回报人民群众的养育之恩,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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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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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36 | 显示全部楼层
    黄炎培与毛泽东
    黄方毅
      黄炎培之子,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父亲黄炎培辞世三十七年了。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在旧社会,黄长期埋头办学而不肯做官,两度坚拒不就全国教育总长;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抗战后,他结识了周恩来等,开始了与共产党人的长年合作;他与毛泽东主席的延安谈话被称作“黄氏周期率”,至今被人不时提起;他与孙中山结识,同袁世凯周旋,被蒋介石先通缉后引为上宾最后杀掉儿子。

       他与我共同生活了十九年。多年来,我一直着力父亲历史的追寻,虽然那段历史已然远离,但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被捕、逃亡、通缉,历经艰险而曲折,而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改初衷、又与时俱进。凡此种种,对于后人,对于在改革开放中从事新的奋斗的中华儿女,或是有所启示、有所裨益。故写下以飨读者。

       父亲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副总理。当今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黄亲手创建民盟和民建并担任两党的第一任主席。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几十年交往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

       早年神交,听黄讲演

       黄炎培生于上海浦东一书香门弟,家道中落,13岁失母,17岁丧父。家境贫寒激发他刻苦攻读,上个世纪初年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的著名人士中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二十年代,黄炎培并未见过毛泽东,但认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访黄求谈。到了1921年,黄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黄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俩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内战中,黄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沈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题上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

       搭台唱戏,艰难合作

       最早代表中共中央与黄正式联系的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徐特立是黄的学生。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在黄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

       民国之后,黄炎培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早已有不肯当官的美名。创办职教社后,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甚至自己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收入只相当于当时上层文化人收入的几分之一,黄的儿女们从小只能穿着旧的衣服到不收取学费并管吃住的公费学校去上学,后来黄不愿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黄。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生日时友人的礼赠,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建筑之一。抗战中,黄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也不是偶然的。黄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

       相见延安,共探“周期”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黄自己是早已记不起来了。

       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黄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笔者)。

       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为民做官,委以重任

       1949年2月,黄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

       黄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当然这时毛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的种种。

       毛抵达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当日,毛、黄长谈良久。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

       黄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接受了下来。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与毛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七十又四的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五四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黄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

       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1965年1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

       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

       “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的的年代,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不很寻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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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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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3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和彭德怀
    何 载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要彭去西南担任建设第三线副总指挥时,彭提出:我在庐山会议时曾做过三条保证,最后一条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主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这个话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安慰他,鼓励他前去工作;另一是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松动。

       我认识彭德怀是抗日战争初期,1947年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在庆阳县游击队,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大军打到陇东,怕我一个外地人在当地危险性大,叫我随了大部队前进。这样,我就跟随野战军转战了陕甘宁边区将近两年,直到1948年我回到西北局机关。抗美援朝后期,他回到北京。我们又同住在中南海甲区,晚饭后一块散步,陪他下棋,对他的思想和品德体会更多了。他给我谈的最多的是对于毛泽东的敬佩;大量事实说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一致大于分歧。

       ——两个伟人都因饱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苦难,实践使他们形成共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中国,因而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缔造者。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就把井冈山作为战斗的明灯,迅即前去会师。从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战斗了31年。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彭德怀总是站在毛的一边,拥护和支持毛的主张。同时,毛每遇到艰险任务时总要彭去承担。彭也未负重托,扭转了局面。

       ——长期艰苦的斗争,使他们不仅在情感上建立了战斗友谊,而且在军事思想上形成共识,都坚决主张发展人民战争,关心人民生活。毛的重要战略原则都得到彭的热忱支持,重要军事学说都凝聚着彭的心血。许多大仗、胜仗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是彭以英勇善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获得的。

       ——彭对毛十分敬爱,一贯尊为“兄长”、“老师”和“领袖”。毛对彭异常器重,两次书写“惟我彭大将军”。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磨练了共同特性,愈到艰难时候愈坚定勇敢,压力越大,反抗越大。都从不在强敌面前低头,不在困难面前动摇。彭是我军打恶仗、险仗、硬仗最多的将帅之一。

       ——都出身农民家庭,十分赞赏艰苦探索、清正廉洁的美德。都在无数艰险中认定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具有极端重要性,厌恶浮夸、报假和不老实。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利用毛泽东对彭的错误态度,落井下石,把彭定为野心家、阴谋家、招兵买马,组织军事俱乐部,说其一贯不与毛泽东合作,最多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是颠倒是非,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1.彭德怀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在平江起义,12月11日即经过种种艰苦战斗到达宁冈和朱德、毛泽东会见,但上了井冈山不几天,敌人发动三四十倍于我的兵力围攻井冈山时,为了保卫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向赣南转移,彭德怀只带领七八百人面对2.8万敌人,留守井冈山,保护伤病员和家属,执行这个“明知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叛徒的出卖,被敌人从背后突袭。激战三日后,只剩下300多人,238支枪突围。这在一个入党不到一年,彭德怀到井冈山只有几天,在部下反对接受此项任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是根本办不到的。

       2.1929年4月1日,彭德怀经过艰险苦战,攻克江西瑞金,二次与毛泽东会合。这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但彭坚决不同意,即上书中央:“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

       3.遵义会议后,1月19日毛指挥红军北进,先要彭率三军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机关撤出遵义,后改为前卫,开辟前进的道路。1月27日毛令彭统率一、三两军团作战,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充分信赖,彭也未负重托,先攻克天险娄山关,27日再克遵义城,使红军摆脱了强敌的前堵后追的困境。

       4.1935年6月16日,当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彭在会上反对张国焘的南进主张,拥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彭先派十一团去秘密保卫毛和中央的安全,后把周恩来、王稼祥接去三军团驻地医病,巧妙地把中央会议移到三军团司令部召开,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5.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被任为支队司令员,毛任政治委员。毛彭亲密合作,经过20多天急行军,战胜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阻击,突破西(安)兰(州)公路的封锁线,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不禁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章:“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对彭很高的评价,也是发自肺腑的赞许,充分反映了他们间的理解和友谊。由于这一切,才有彭德怀“叫顺了不好改口”而一直把毛泽东称“老毛”的习惯。

       在毛泽东领导下战果赫赫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在漫长的战争中,无论逆境或顺利时,无论从军事上或从政治上,毛和彭是相互信赖的,竭诚合作的,忠诚支持的。

       1936年5月28日毛主席和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又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挥戈西进,10月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合,这是毛主席指挥有方,也是彭德怀战斗有力的表现。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主席又委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直抵三原,有力地协助周恩来在西安团结东北和西北两军人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日彭德怀率红军通电请缨杀敌,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为副司令。

       1940年国民党在宜昌失败之后,日本狂炸重庆,妥协悲观的情绪弥漫大后方。这时朱德回延安,彭单独指挥作战。8月20日发动了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信心,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振奋,给投降派以重大打击,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创伤。

       1947年3月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共35个旅(师)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毅然决定要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西北野战军2.4万人奋勇迎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以少胜多著名的“三战三捷”战役,并由防御转入反攻,解放了整个西北。和平解放了新疆。

       1950年冬,毛泽东在林彪不愿承担抗敌指挥时,决定派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事实证明,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都是站在艰苦的地方和最艰险的前线,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上,他是最坚决、最勇敢、最忠诚的。应该说,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最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之一。

       两个伟大人物都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和其他革命前辈为我们创立的人民军队,打下的人民江山,我们将永远铭记不忘。有人对他俩作了一联,我认为至少恰当地概括了彭德怀的一生:

       精诚长夺晚霞丹,成也千古,败也千古,

       壮烈永昭青史灿,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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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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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臧克家
      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在中国影响巨大。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他新写的两首词送给邓颖超,附信说:“……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邓颖超激动不已。但她却没有修改毛泽东的作品。据查,即使在诗坛泰斗郭沫若等人当中,也从没有谁修改过毛泽东的诗词。几十年来敢于“痛改”毛诗,而改后又能为毛泽东所欣然接受的,唯有臧克家一人。
      1962年5月,毛泽东的《词六首》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小序说:“这六首词,于1929年-1931年,于马背哼成的……”臧克家看了,便把前面的一个“于”字删掉,并把自己的意见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臧克家的意见,非常高兴。他在1962年给臧老的一封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臧克家继续细心地钻研毛泽东诗词。1963年,《毛泽东诗词》要出单行本了。出版之前,先出了一个在小范围内发行的征求意见本。
      臧克家对这个征求意见本经过仔细琢磨,写出了二十条修改意见,加上时任《诗刊》副主编葛洛写的三条,一共二十三条意见,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上呈毛泽东。
      1963年12月,《毛泽东诗词》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以精装和平装两种形式正式出版发行。出版说明中说“本书收入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
      臧克家仔细对照这个新出的本子,发现其中作者竟有十三处采纳他的意见,“作了校订”。
      这修改的十三处中,包括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名,还有整个句子的掉换。如《七律·登庐山》,原第二句是“跃上葱茏四百盘”,额联原为“冷眼向洋观世界、热肤挥汗洒江天”,采纳臧克家的意见后,现已改为“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确使全诗生色不少。
      臧克家“痛改”毛泽东诗词的胆识,在文坛成为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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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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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他身上有枪疤,不宜去上海”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同志在鲁南时发现小便带血,当时鲁南缺医少药,毛泽东得知后,很快发来电报,指示: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好一点,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有同志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当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但第二天,却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一个急电,说:罗荣桓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
       罗荣恒在淮南治疗了一个时间后,带了一位医生返回鲁南。
       辽沈战役前夕,部队进军大连。刚一进城,毛泽东同志就来电报催他到医院检查。当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毛泽东又担心大连的医院不可靠,亲自布置如何就医。
       罗荣桓手术后两个月,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他再也躺不住了,立即返回前线。北京解放,中央从平山进京时,罗荣桓同志率部南下,行至天津,突然晕倒。毛泽东闻讯,马上派黄树则同志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同志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京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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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教师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他用自己理论的光辉,指引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无论战争多么残酷,也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无论矛盾多么复杂,也无论前途多么渺茫,毛泽东总是能够给中国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就是这么一个伟人,依然保持着一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对自己的长辈,对自己的老师,始终保持着尊重的态度。

    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



    壮哉徐老,革命荣光。愤世黑暗,以身矫枉。桃李遍天下,最识润之强。己身长求索,矍铄飘西洋。昔友曹瑛老,诗赞有华章:

    毛泽东在给老师徐特立的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2),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


    1951年11月,毛泽东为模范小学教师史瑞芬签名留念,右一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


    1950年6月,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教师符定一交谈



    进入北平后,毛泽东请老师符定一到家中作客。席间,两人从30多年前的往事,谈到当今。毛泽东感慨地说:“老师,我的许多知识都是跟你学来的,你永远是我的老师。”符定一说:“不,师生不分先后,应该说,能者为师。如果学生的学问超过了先生,那就是后者为师了。”

    抱病举贤的杨昌济

    在当年的湖南省第一师范,给过毛泽东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杨昌济1871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因世居板仓,所以后来被人称为“板仓先生”。毛泽东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在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杨昌济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认为“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道:“理想者,实事之母也”。


    难以忘怀的易培基

      易培基是在读了毛泽东的诗文后才知道他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念预科和本科一二年级时,由袁仲谦担任国文老师。袁先生告诉易培基:他班上有个学生叫毛泽东,文章和书信常以“廿八画生”署之,每回国文考试必夺文章魁首。打那以后,易培基便开始留意毛泽东那些被老师张贴在“揭示栏”里的诗文。

      
    成为至交的黎锦熙

    黎锦熙和毛泽东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交情历尽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深厚。1919年末,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黎锦熙闻讯,到毛泽东的住地——北长街99号福佑寺看望。后来他听说毛泽东组织了共产党,继而又传闻毛泽东上山打游击。他悉心保存着的毛泽东的六通书信,成了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把毛泽东的信和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及五期《湘江评论》装在一个精制的盒子里,珍藏起来。1948年底,炮声隆隆之际,黎锦熙当时已是北师大的名教授,国民党想劝其一同南逃,黎锦熙当着北师大教务长的面,撕毁了教育部的那张通知单
      

    以上就是毛主席与他的老师交往的片段,可见我们的毛泽东对人民教师的无比尊敬和热爱。正是毛主席对人民教师的关心,才使中国的教育蓬勃发展起来,无论是谁家的孩子,都能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扫盲运动,使大多数中国人认识了字,学到文化,为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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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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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44 | 显示全部楼层
    臧克家与毛泽东的交往
      仰见一颗大星
      毛泽东在我的心中是一个带点神秘性的伟大人物。1945年8月从重庆《新华日报》上得知他为了与国民党和谈飞到了重庆,我立即从远郊住处赶到市里。这天,毛泽东正缓步向中苏文化协会走去。他身材魁伟,头戴一顶白色布盔,群众怀着崇敬而好奇的心情拥集于周围,场面十分动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没过几天,叶以群同志通知我:毛泽东召开座谈会,要我参加,地址在张治中公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时到会。徐冰同志在门口迎宾,一一向毛泽东介绍,临到我,说:“诗人臧克家。”他笑着和我握握手。出席座谈会的大约二十人左右,现在能清楚记得的只有张奚若同志一人了。毛泽东亲切而和蔼地和每位同志交谈,时间短,话不多。我向他发问:“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毛泽东回答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这两句话,给我增加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这次到重庆,我和许多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本人大智大勇,磊磊落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参加座谈后,我思绪万千,写了一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的颂诗,用何嘉的笔名,发表在9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我在诗中写道:
      毛泽东,你是全延安,
      全中国最高的一个人,
      ……
      从你的声音里,
      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
      从你的目光里,
      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怀仁堂召开,我又见到了毛主席。他站在主席台上,亲切而庄重地向几百位文学艺术家致意:你们为人民做了好事,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话不多,意义深,事隔四十多年,声犹在耳。
      放言无忌颐年堂
      1956年,我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后,负责筹办《诗刊》。10月,副主编徐迟倡议,给毛主席写信,把我们搜集到的八首毛泽东诗词送上,请求他校订后交明年1月创刊的《诗刊》发表,我和全体编委及全编辑部的同志举双手赞成。我们写好这封不同寻常的信,由主编、副主编及多数编委签名,送上去了。大家静静地等待回音。
      1957年1月12日,毛主席写给我和《诗刊》编委诸同志的亲笔信,以及经他亲自校订过的八首,另加上十首,共十八首旧体诗词送来了。整个《诗刊》编辑部和作家协会都沸腾了。毛主席在信中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他很自谦,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毛主席的信和十八首诗词将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喜讯,到处轰传,创刊号一出版,热情的读者排长队争购,一时传为佳话。
      1月14日上午11点,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同志忽然给我来了电话:“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来接你。”那时,我住在笔管胡同7号人民出版社的宿舍,没有电话,电话是由斜对门的油盐店传呼的。我的住处到新华门,二十多分钟可达,我心急却嫌路远。车子驶入中南海,直达颐年堂门前。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毛主席站到我们身旁了。他安详和蔼地同我们握手,让座,自自然然地从烟盒里抽出支香烟让我,我说:“我不会吸。”主席笑着说:“诗人不会吸烟?”毛主席的神态和谈话,使我的心平静怡然了。主席问:“你在北大教书?”“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我回答。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我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主席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话没说几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谈起《诗刊》创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我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一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二十万,《诗刊》仅仅印一万,太不合理了。”“你说印多少?”主席问。我说:“公公道道,五万份。”主席想了一下,说:“好,五万份。”我天真地说:“请主席给黄治峰同志打个电话。”水拍用眼睛向我示意,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上面的话,仅仅是个开场白,随着情绪的高涨,无拘无束,越谈越多。主席先从国际重大事件开头,谈了他的看法。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只默听,没法插嘴。他忽然向我们发问:“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问得突然,我们说:“不知道,主席看呢?”“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是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我们会意了。
      诗人嘛,谈话总是离不开诗,不多时,话入到主题上来了。毛主席是喜欢、看重民歌的。他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毛主席喜欢三李,是人人皆知的了,但他对我们并没有提及,只说:“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又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告别时,主席送出殿门,嘱咐:“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啊!”
      回到家中,我诗思潮涌,一气呵成了《在毛主席那里做客》这首长诗。
      毛主席不耻下问,每有新作,总先送一份给我。《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前,送到我手,我改动了一点点,马上收到毛主席1962年4月24日的回信,其中有这么几句:“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一句,下面还画了重点符号。主席先后给我七封信,1961年11月30日来信,想约我和郭沫若同志去谈诗。
      珍贵的孤纸
      我主编《诗刊》,有个便利条件,不时给主席去信索稿,总想他有新作争先在《诗刊》上发表,以增加《诗刊》的身价。主席每次发表诗词,各报刊总约我写点文章。对主席诗词中某些字句,应该怎么解释好,我请求解答。田家英同志便在电话上告诉我。比如:他说:《送瘟神》第二首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句,不要讲得太死。又如:毛主席的某一首词(我记不清题目)中的几句,是受辛稼轩《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影响等等。我所写的有关毛主席诗词的短文,都是即兴走笔,有欣赏之情,而乏研究之功。可是,我有独具的条件,可以直接向作者请教。有些理解各异的字句,通过我的文章,把毛主席的原意传达出来。60年代初,袁水拍约我和叶君健同志(在外文出版社负责翻译主席的诗词)一起研究有关毛主席诗词理解各异的一些字句,打印出来,请教主席。主席当面对水拍做了回答,约有十七八处。水拍向我传达时,我在一张记有请示问题的薄纸上做了记号,现在我还珍存着它,年代久了,有些模糊不清了,成为“珍贵的孤纸”了。
      1963年,《毛主席诗词》要正式出版了,先印了少数征求意见本,送我一本,我认真地一读再读,准备了二十三条意见,事前曾和《诗刊》副主编葛洛同志在电话里商讨过。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通知,要我到钓鱼台去参加座谈会。大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着毛主席用铅笔写的几张条子,字很大。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一议。”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这次会,主要由田家英同志汇报了出书的情况,他说,这次破例,先由出版社出版之后,各报刊再转载。我有点失望,我是带着为让《诗刊》优先发表的希望去的。我把我写好的二十三条意见交给了田家英同志。《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后,我查了一下,有十三条意见被采纳了。例如:《七律·登庐山》中的“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热风吹雨”原作“热肤挥汗”,是毛主席接受我的意见改的。
      自1956年以来,我写了一些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文章,与周振甫同志合作,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1990年改名为《毛泽东诗词讲解》,总印数已达一百二三十万册;前年,我又和蔡清富、李捷同志主编了《毛泽东诗词鉴赏》,两年之间,印数就到十二万册。可见毛主席诗词影响的深广。(摘自《臧克家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版)附:臧克家生平
      臧克家(1905--)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烙印》,这是他最具影响的作品。这部诗集真挚朴实地表现了中国农村的破落,农民的苦难、坚忍与民族的忧患。
      此后,他陆续出版的诗集、长诗有《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泥土的歌》、《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十多部。
      这个时期,臧克家的诗篇幅短小,却颇具概括力。他除有意识学习古典诗词的结构方法,形成凝重、集中、精粹的风格之外,还苦心追求词句的新颖、独到、形象化,但又不失平易、明朗和口语化。
      建国后,臧克家多作政治抒情诗,《有的人》是他这类诗中的代表作。这首诗是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作,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表现具有哲理意义的主题:人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而活着。事实上,这一主题已超出了歌颂鲁迅精神的范围,而将读者引入对人生的更深层的思考。语言朴素、对比强烈、形象鲜明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
      除了继续做短小隽永的小诗之外,臧克家还创作了一部人物传记体长诗《李大钊》。这部长诗从多个角度,包括战斗、家庭等方面将一个革命先驱伟大而又平凡的人格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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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46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
    李 艾
    和毛主席在一起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一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应邀参加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庆祝活动。不少同志从外地赶来,相聚在北京。我们这些当年的小鬼,现在已是离退休的老年人了。回想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段日子,对我个人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是1954年9月27日由中南军区战士歌舞团调入中央警卫团文工队的。它是由乐队、舞队、歌队共30多人组成,任务是为驻京警卫部队演出,开展连队文娱活动,培养连队文娱骨干,周末参加为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我们住在万善殿院内,生活在碧波荡漾、古树浓荫的优美环境中,人们羡慕我们这些生气勃勃的小兵。我是在参加舞会时认识毛主席的。
       我们每个新来的同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都要问这问那,不是在人名上就是在地名上引经据典,非常幽默地说些小典故,让你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第一次和毛主席跳舞时,他问我叫什么名字,还对卫士长李银桥讲:银桥,你知道吗?这个小鬼有两个姓,姓李又姓艾,还是个大胆的、不怕鬼的姑娘。逗得大家都笑了。有一次,在北戴河,毛主席问我们去游泳没有?毛主席问我:你游什么姿势?我说:我喜欢游蛙泳。主席慈祥地说:游泳能很好地锻练身体,各种姿势都应该学一学,仰泳等于休息,自由泳可以防漩涡,遇到危险可以冲出去,不要怕风,也不要怕浪。
       我一直牢记着主席讲的这些风趣的哲理。的确,在离开中南海以后的生活经历中,还真是着着实实地考验了我的勇气和胆量。
    到北大荒去
      1958年初,全军掀起了去北大荒的热潮,口号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誓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这阵阵热浪冲击着我们青年人的心,文工队原来只有一个名额,但大家执着地追求,最后批准了20多人,我们终于加入了10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的行列。
       去北大荒的日子快到了,大家对这工作了四五年的地方越来越留恋,三月的北京,小草开始吐绿,迎春花含苞欲放,中旬的一天,我们怀着眷恋之情走进春藕斋,参加了告别舞会。这一次,除周总理因忙于外事活动,其它首长都来了,朱老总,少奇同志……以及他们的夫人(我们称大姐)都跟我们谈了许多,真是语重心长,还特意送给我们每人一张亲笔签字的单人像片。毛主席11点才进来,我们忘了纪律,一哄围了过去,与毛主席握手问好,七嘴八舌,说个不停,主席看着我们,若有所思地问:去北大荒,你们是自愿的吗?姑娘,小伙子异口周声地回答:是自愿的!并说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的,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被批准的……。主席说:“好,好,你们年轻人是应该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练啊!远走高飞吧!”“到那里别忘了我这老头子,要给我来信啊!”吴风君同志心直口快地说:您那么忙,哪有时间看我们的信啊!主席认真地说:你们的信很宝贵,我可以了解千里以外的真实情况。不知是谁说:主席今晚您可要和我们每个去北大荒的都跳一个舞,您累不累?主席说:好,好,都要跳一个舞,你们远走高飞都不累,我也不怕累。
       主席在和我跳舞时对我说:嗯,不怕鬼的姑娘!你也要远走高飞啰!并关心地说:那里很冷,很苦,怕不怕?我说不怕。主席说:我晓得你不会怕的。我告诉主席我打算提前两天去哈尔滨,到哈军工看望男朋友,而后随大队一起去北大荒。主席关切地说:好啊!你这次去,就结婚好啰!还等什么?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主席,我们还没谈过结婚的事,这次只是顺路去看看。主席说:好嘛!有什么喜事,写个信告诉我一声,也让我老头子高兴高兴。
       舞会快结束了,大家依依不舍地又围在主席身边,主席不停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大家说:主席您要保重身体,少吸点烟。主席没答理我们,却喃喃自语地说:老头子孤单了,老头子也想你们哪!别忘了给我来信啊!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临别时,主席对我们讲: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你们离开北京到北大荒去,肯定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点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管在什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要乐观,要挺得住。大家说,主席您放心,我们记住了,主席再见。
    战斗在北大荒
      3月20日晚,我们到达牡丹江农垦局当时的所在地密山县,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首先是一场大风雪,东北人称它叫“大烟炮”,风刮着雪花漫天飞舞,直扑人脸,呛得人喘不了气,睁不开眼,一片白茫茫、黑糊糊,五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摄氏零下30多度的气温,人们系紧帽耳,裹紧大衣,背着背包,按北上时临时确定的连队编制分头奔向指定的宿营地。我们一行,一个紧跟一个地走出车站,雪深处拔不出腿,雪浅处溜滑,前面不断传来口令“跟紧,不要拉开距离”。气氛很紧张,这哪像是建设北大荒的和平进军,简直是一支穿插在敌人据点间的敌后武工队,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被带到一个空荡荡的礼堂里,礼堂不太大,没有椅子,地上铺着三排苇席,中间留了两条一人多宽的走道,生着两个大炉子,这里要容纳几百人住宿,女同志受优待.安排在舞台上,男同志就都在下面,条件是差了点,但总算到了一站,大家都缓了口气,解下背包,席地而坐。不料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两个,这可急坏了领队,大家也明白,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掉队意味着什么,一定要把同志找回来。领队的虽只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出来,结果是全体人员都站了出来,患难与共的感情从一开始就紧系着军垦战士的心,并将伴随着“战士”去征服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领队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征集了几个手电筒,兵分三路,大家目送他们又悄无声息地钻进那茫茫的风雪夜幕中。留下的同志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几个小时过去了,时间煎熬着同志们的心,直到夜深了,才传来了喜讯:丢失的同志找到了,他们出站时低头跟错了队伍,到了另一个连队的宿营地,没吃什么苦。大家这才放下心,但是不知为什么,大家这一夜都非常激动,几乎谁也没睡。
       第二天,天亮后,雪不下了,风也停了,太阳照在雪地上十分耀眼,大家早早地梳洗完毕,收拾好行装,等待着分配的命令。早饭后宣布,我们连除留下几个在农垦局搞接待工作,其余人员立即出发,开赴850农场。
       我们是第一批到达北大荒的,我们被留下的马上以北大荒土人的身份接待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10万转业官兵及他们的家属。密山县的机关、学校、医院……一切能动用的建筑物,都被用作接转军垦战士的临时兵站。火车、汽车、大车,人来人往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尽快将军垦战士送往春耕第一线。设在大街上的高音喇叭不断播送着各项指令。为抢农时,要在短短两个月内接纳并转送10万大军分赴各个农场,密山县简直沸腾了。
       筹备工作仓促,许多问题须临时设法解决,为了能帮助这些曾在解放战争中、朝鲜战场上英勇战斗过的转业官兵解决一些具体困难,我们竭尽全力地请示,联系、求援、到处奔走,吃饭没有定时,很少有时间睡觉。每当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困难,心里总是甜滋滋的,但当眼看着一些“战士”虽千里迢迢而来,因为交通工具不足,任务又急,来不及休整,又匆匆地背起背包,徒步奔赴数十里外的农垦最前线时,心中十分内疚。
       春耕开始,我们随局机关抽调的人员一起下到农场,播小麦、点大豆、锄草、松土,以补机耕的不足,每天早出晚归要在地里劳动十几个小时,且不说在豆垄里锄草要挨闷热蒸烤,最可恨的是“小咬”,这种比小米粒还小的“吸血虫”,一叮一大片,轰都轰不走,用手去拍,能拍一手的血,把我们这些新农工咬成了“烂切糕”,苦是当然的,不用细说,可当看到亲手播种长成的青苗,真有说不出的喜悦。
       农垦局要筹建一个现代化的糖厂,没等秋收,我们又被分配参加近百人的制糖班子,开赴齐齐哈尔糖厂,接受培训。
    到达齐齐哈尔,正好是糖厂设备检修季节,我们边参加检修边熟悉生产过程,学习制糖理论,为冬春制糖季节打下基础。
    甜菜下来了,我们都进入生产车间,跟师傅进行实际操作,我被分配在结晶罐车间,糖厂一开工就三班倒。结晶罐很大,能装几百斤糖浆,经高温浓缩,撒上“种粉”使糖浆结晶,“煮”到标准粒度后,放出,经离心机甩去“蜜”,再经干燥,出来的就是成品糖了,被甩出的“蜜”,再加工就制成了红砂糖。一罐糖浆能出三四百斤白糖。结晶罐车间属高温车间,经常是摄氏38—40度,严冬的齐齐哈尔室外是零下30—40度,我们每天进出生产车间要经受70—80度的温差。上班时都穿着大衣,棉鞋,进了厂房,边走边脱,到了车间只剩下单裤和短袖衬衣了,8个小时的工作,汗水浸透着衣裳,擦脸的毛巾都能拧出水来,体弱的同志常晕倒在车间,一轮夜班下来,女同志的脸都是青的,我们都坚持着,大家都挺过来了。
    当我第一次独立操作结晶罐,生产出合格的白糖时,心里真是激动。我大胆找到车间主任,说:我想买一瓶我亲手制成的白糖。主任理解地让师傅给我装了一瓶,我小心翼翼地一直将它珍藏在箱子里。
       春末夏初,经过两个季度的生产实践,我们出师了,但培训工作尚未结束,突然接到调令,让在糖厂培训的文工团员立即返回农垦局,另行分配。我们舍不得新学的技术,舍不得新结识的战友,忍着泪,又一次地告别。
    根据垦区形势的发展,农垦局组建了自己的文工团,上面指示“亦文亦农”,平时用文艺武器活跃垦区文娱生活,农忙时就是一支农业突击队。100多人的文工团以原公安军的同志为主体,并调集了原总政、海、陆、空军的文艺骨干,分成话剧、歌剧、舞蹈、乐队等四个队,我担任了歌剧队的副队长,又干上了老行当。
       在新的战斗集体里,我们立即开展了各项工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极为艰苦,工作条件很差,我们却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创作,根据复转军人战胜“大酱缸”,开发雁窝岛的英雄事迹,编写了话剧《北大荒人》,后又改拍成电影。反映抗日联军挽救我国最小的少数民族赫哲族的歌剧《赫哲三百人》也相继诞生,还有小歌、舞……。军垦战士很快就看到了反映自己的节目,我们的演出极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1960年秋天,歌、舞、乐三队受命支援秋收,三个副队长负责,由我总带队。我们在稻种场干了一个多月。北大荒的冬天来得早,中秋节一过,随时可能降临暴风雪,成熟的稻穗易倒伏在浅水田里,水一冻就全“瞎”了,为了颗粒归仓,须与时间赛跑,抢在封冻前收割完毕。我们组织了竞赛,同志们真是干劲冲天,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手掌打了泡用毛巾一缠,继续干,腿被镰刀划破了口,扎一扎又接着干,腰酸得实在弯不下身,干脆蹲着割,跪着割,有病的同志不忍心躺在床上,仍下地为同志们磨镰刀,做些辅助工作。已是深秋季节,田边上都结满了冰碴,上工时大家都穿着棉衣、棉鞋,但干了一阵以后脱得只剩单衣还一身汗。苦,非常的苦,累,能把人压垮的累,但我们这批新农工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没有一个肯在这抢收的战斗中退却的。
       当时生活条件极差,20多平方米的茅屋要住十几个人,睡统炕。天不亮就得起床、吃饭,赶东方发白时我们已在地里干开了,天黑透了才收工,每人还要割一捆茅草背回来烧炕,做饭,中午饭在田间吃。一个多月没吃过肉,没沾过一滴油,经常是“大碴子”饭,麦粒做的饽饽,有一点咸菜,能喝上一碗萝卜汤,就美得不行。由于突击时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缺乏营养,睡眠不足,很多男同志便秘,长痔疮、便血,很多女同志不来月经、浮肿。我们远离领导,缺乏常识,只知为完成任务而拼命地干,虽然归队后组织上为我们想尽方法进行调养,但终因条件有限,不少同志落下了遗憾终身的病根。
       产大豆的地方不缺油,出粮食的基地谷满仓,但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向苏联还债,北大荒人把成吨的大豆、粮食装上火车运往四面八方,自己却勒紧裤腰带,裹紧破棉袄,挨饿,挨冻毫无怨言。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文工队一起来的同志中就有三个人倒下了,为了建设北大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多少年来,每当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北大荒!为了建设北大荒,我们曾付出过血的乃至生命的代价。在那创业的年代里,为了理想,我们只是执着追求,不曾“游戏人间”。
    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
      1959年9月下旬,我被派去北京观摩全国性的优秀节目调演。我小心地带上那瓶珍藏的白糖,到了北京,在我母亲家住下后,赶快找到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请他将这瓶由我亲手制成的白糖转交毛主席。
       一天下午4点多钟,我在家里,忽听门外有人喊“李艾在家吗?”我开门一看,是李银桥同志,他一进门就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很大的中式信封说:这是主席给你的信。我接过信问道:主席好吗?大家都很想念他,我想看看主席。李银桥认真地说;主席也很想你们,只是赶上国庆节,日程排得满满的。我说:过了“十一”我就要回去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再来北京,以后就更不容易见到主席了。卫士长理解我的心情,他思索着,后来噢了一声说:30日有个舞会,我告诉门口警卫,你来吧,在舞会上你可能见到毛主席。我高兴地说:好吧!谢谢你了。送走了李银桥,我取出信件仔细地看着,全文是:
    李艾同志:
       承赠食物一包,甚为感谢!祝贺你的进步。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问小蒋、小胡她们好。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9月30日,国庆节前夕,我观摩完话剧《东进序曲》,从首都剧场骑车飞奔中南海春藕斋,心想毛主席一般都是11点半到舞会,我是能够赶上的,可当我一到门口就楞住了,怎么11点半刚过舞会就散了呢?正巧碰上李银桥走过来对我说:你怎么才来?舞会u点就结束了,你忘了明天是国庆节?我恍然大悟,只得遗憾地说:真对不起,我的确疏忽了,请问主席好,那我就回去了。李银桥看我那难过的样子,忙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主席休息了没有,如果主席没睡下,你就进去见一面。过了一会儿李银桥回来说:李艾你去吧!主席在书房里等你,记住,时间不要长,进去看看就行了。我说:知道了。
       我是第一次到主席的住地,走进丰泽园,有一条走廊,廊口放着一个小方桌,桌上有一部电话,一个记录本,有两个警卫在那值班。我问主席在哪,他们指了指前面中间亮灯的书房,我走到门口轻轻敲了两下,听见主席那熟悉的声音:进来!主席放下手中的毛笔站了起来,我紧走两步向前,握着主席的手,问声主席您好!主席用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我好!好!你请坐吧!我仍站着说:主席,我来晚了,真对不起,我去看话剧《东进序曲》,散场后才赶来的,现在都快12点了。主席笑着说:不怕鬼的姑娘长大了。一边点点头一边又说《东进序曲》是反映华东战场陈毅将军东进的吧?我说;是。主席说:应该看嘛!那是一部好戏,你坐呀!要不要喝点水?我说:不啦,谢谢主席,我要走啦,您明天还要检阅呢!您早点休息。主席说:那好,你走好,我不远送了。边说边送我到门口,我向主席摆摆手,走出了丰泽园,回头看见主席书房里仍亮着灯。卫士长一直在等着我,我们互道了再见,我蹬上自行车穿行在这熟悉的中南海小道间,这静静的夜,蓝蓝的水,引起我多少回忆。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正逢中南海周末舞会,我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
       春藕斋传出了熟悉、优美的《浏阳河》乐曲,我知道毛主席肯定在舞会上啦,我兴奋地赶到门口,站着,等舞曲完了再进去。舞曲刚停,毛主席就招呼我:李艾,过来,过来。主席拉着我的手对在场的同志说:瞧!这是从北大荒回来的李艾同志,她有两个姓,还是个不怕鬼的姑娘,你们晓得不?逗得大家都笑了。熟悉的、陌生的同志都友好地看着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毛主席让我坐在他身边,随后拿起一支烟,幽默地问道:我可以吸烟吗?我说:当然可以。心想主席还记得我们劝他少吸烟的事1我给主席划着了火柴,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把烟都咽在肚子里,好长时间才吐出一口气,吮了一下嘴唇,对我说,你们远走高飞,都长大啰!成为一个劳动者了,我很高兴,前些时候,去北大荒的那个梁小芳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小鬼呀!才这么点子高的个头,就当列车长了,好啊!主席向我打听着北大荒的生产、生活情况,看见我的脸好像有点浮肿,关心地问我有没有挨饿。我看到主席的脸上也增添了皱纹,听李银桥说主席为不少地区天灾人祸,不能安睡,已经几个月不吃肉了,经常吃些野菜,薯类顶粮食,我心里很难过。我告诉主席我没有挨饿,脸上浮肿,可能是连日观摩演出睡觉少的缘故。主席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好像在思索着什么。等吸完一支烟,我请主席跳舞,平时跳舞,主席总是问这问那,这次跳舞他很少说话,等舞曲完了,我仍坐在主席身边,主席又问我:你讲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我定了定神说:主席,粮食是丰收了,我们吃了很多苦,在艰苦的环境中,大家都继承着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北大荒的转业官兵处处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非常能吃苦,个个都是好样的。主席吐了口长气,恳切地说了句“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还说:你们要爱护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我点点头,站起来说:我该走了,明天就要回北大荒,主席您要好好保重身体。主席紧握着我的手,关心地问道:我能帮你做点什么事吗?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含笑地摇摇头,坚定地对主席说:您放心吧!我一切都好。并说了声“主席再见”,转身赶快离开了主席,只听主席喃喃地说:长大啰!都长大啰!忍在我眼里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绝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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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农民与毛泽东的特殊友情

    编者按:他叫杨步浩,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结下的农民朋友。本文作者1972午到延安参观时听过杨步浩本人的报告,于是就写下了这篇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伟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友情故事。
    延安出了一个劳动英雄杨步浩,他还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结识的一位农民朋友呢!解放以后,他曾4次在毛主席家里做客。
    1936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连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都要交公粮。杨步浩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他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他们工作那么繁忙,哪有时间种地交公粮呢?自己才20岁,老婆19岁,刚结婚,又没拖累,正好年轻力壮,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何不去帮他们代耕交公粮,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国家的大事呢?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乡长,叫乡长跟毛主席说说去,乡长把他的想法报告了上去。毛主席知道后,同意了他的想法,就叫下面问问,看他还需要什么条件。杨步浩一连说了四个四:“四头驴子,四把犁头,四把犁耙,四担小米。”他白天干,晚上还打着火把干,这年他种了不少小米,秋季大获丰收。不仅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交齐了公粮,而且还大有剩余,他全都上交了政府。1936年杨步浩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劳动英雄称号。杨步浩知道了毛主席喜欢吃辣椒的事后,就种些辣椒、西红柿,每隔几天就担着一对柳条筐,一头装些新鲜辣椒,一头装些新鲜西红柿,还装着些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给毛主席送去。赶上吃饭时间,就在毛主席那里吃饭,毛主席经常留他一起吃饭。从1936年起到1947年毛主席离开延安,杨步浩每年都是这样。时间一长,他跟毛主席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主席也很喜欢这位农民朋友。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攻打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撤离了延安。从那以后,杨步浩就一直想念着毛主席。
    1942年,他找到了延安的地委书记,说现在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地委书记同意了他的要求,给他开了介绍信,买了火车票。他买来24尺布,做了24个小口袋,一个口袋装着白面馍馍,一个口袋背着黑面馍馍,什么小米啦、玉米啦、葵花籽啦、南瓜籽啦等等,一共装了24个小口袋,再把24个小口袋装在一个大麻布口袋里,就这样上了火车。


    列车上的一个女服务员,看见一个头上包着白毛巾、穿一身黑色粗布衣服、一双黑色担布布鞋、一双白色粗布布袜的人,大约三十五六岁,像个农民模样,座位旁边放了一个大麻布口袋,有些挡道。就上前去问:“喂同志,你这大麻布口袋里装些啥?”他答道:“最贵重的东西。一带这么多东西,你准备送给谁呀?”“送给最贵重的人。”女服务员听了后就想,一个农民,一个大麻布口袋,会有啥最贵重的东西,又要送给啥最贵重的人呢?她想不明白,就进一步问:“同志,你上哪去,看你啥人?”他又回答说:“我到北京去,看最贵重的人。”女服务员还是没搞明白,就对他说:“你这大麻布口袋放在这里有些挡道,我给你另放个地方好不好?”他说:“不好,不好,就放这里,我好看着呢。”女服务员没有办法,只好去跟列车长汇报。列车长听了觉得有点奇怪:他说的到北京,去看最贵重的人,北京最贵重的人是谁呢?他说的最贵重的人是不是指毛主席?列车长决定亲自去问问。他随女服务员一起来到杨步浩身边,直接问他:“同志,你是不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杨步
    浩认为这事应当保密,不能告诉别人,就默不作声。恰恰是这沉默表示了默认。列车长见杨步浩默认了,就对他说:“同志,你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那我们给你换个位置,请你到我们的软卧车厢去,那里放得下你的最贵重的东西,那里很安全。”杨步浩不置可否,他也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软卧车厢。列车长提着他的大麻布口袋,他就跟着来到了软卧车厢。他进车厢一看,这么宽,还可以躺着睡觉,还有门可以关上,就他一个人,心里很是高兴。这时他才把介绍信摸出来递给列车长看了一下,列车长看了后也认为自己的判断正确,觉得这样做是做对了,每餐叫餐车做一大碗鸡蛋面条送到杨步浩手里。火车到了北京,列车长亲自把杨步浩送到了中南海的新华门口。杨步浩给值岗的解放军递上介绍信,说自己是来见毛主席的,解放军战士给里面打了一个电话后,叫他稍微等一下。一会儿,江青坐——辆轿车出来把他接了进去。他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一见面就很激动。在毛主席家吃第一顿饭,他就吃了9个白面馍馍,一碗大米饭。毛主席见他吃这么多,就问他是不是火车上没有吃饭,他说他是因为太激动。在毛主席家里,江青给他削苹果,边削边对他说这样吃才卫生,他却说皮削了太可惜了,营养都在皮里面呢。这次他来北京耍了一个月,耍不惯就闹着要回去。
    1959年,他又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就去找地委书记开个条去买布(那时买布要开票),与第一次一样,准备了24个小口袋,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土特产。地委书记跟他说:“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反映一下我们延安医院床位太少、汽车运力不够的问题。”他一见到毛主席就说:“我们地委书记说的,延安医院的床位不够,汽车运力不够,叫我跟您说说。”毛主席表态说:“给你们解决就是了”。当毛主席问他家里生活情况怎样时,他说:“我大娃在供销社当售货员呢,一个月19块钱呢,我二娃参军去了呢。”满脸知足、得意的样子。这次他在毛主席那里耍了40多天,毛主席说:“就在北京耍,不要回去了,行不行?”他不同意,说他耍不惯。毛主席说:“你不在北京住,那我送—辆小车给你,怎么样?”他忙摆手说:“我要那玩意儿做啥?我不会开呢。”这次,他跟毛主席两人站着照了一张全身照作为纪念,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1962年,杨步浩没给任何人说,又照样准备了一大麻布口袋的“最贵重的东西”上了北京,因为他手头有一张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
    在北京,毛主席问他想不想坐飞机,他说,“我怕呢,我不坐呢。”毛主席说:“不用怕,坐飞机有什么好怕的?”有一天,毛主席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打了一个电话,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把他载上在空中飞了几圈,让他尝尝坐飞机的滋味。他耍了一段时间就想回去了。毛主席告诉他,这次你就坐飞机回家,他坚持不坐,一到西安,他却去找到西北局的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说,“刘书记,我想坐飞机回延安。”刘书记就安排他坐飞机回了延安。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凭他那特殊通行证又到了北京。毛主席问他:“你们延安文化大革命搞起来没有?”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答不上来。毛主席就改种方式问:“你在延安,看到什么没有?把你看到的说来听听。”意思是想了解一下,下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杨步浩想了一会儿,我这些天看到了什么啦?他想起有一天看热闹的情况。他说:“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羊,听到延安街上很热闹,我就把羊先赶回家去,然后跑到延安街上去看热闹,在街上看到好多人戴着高帽子在游街。”毛主席知道了延安的文化大革命也发动起来了,就没再问他什么了。这次,是他在全国解放以后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京见毛主席。回到西安后,他又去找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说要坐飞机回延安。刘澜涛书记想从他嘴里打探毛主席说了自己些什么,就问:“毛主席问你什么啦?你跟毛主席说什么啦?”杨步浩说:“毛主席问我看到什么没有,我就说在延安街上看到了有些人戴着高帽子在游街,其它毛主席没问什么,我也没有说什么。”
    1972年,杨步浩当了杨家岭展览馆的馆长,穿的仍然是陕北农民穿的那种粗土布,盖的被子也是粗土布染蓝的,铺的席子是陕北高梁杆的皮编席子,生活仍是那样俭朴,说话仍然是那样朴实。1976年,他已60岁了,延河涨水,冲走了国家的木材,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抢救国家财产,被洪水无情地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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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同志善交工人朋友
    “五四”时期,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同志,有一项很大的、非常卓越的本领--他能找到和工人群众接近的大众语言。他的诚恳的主,老实朴素的态度,简单、透彻的语言,能够使任何工人信服。最疑难的事物,最深奥的道理,毛泽东同志都能给工人们解释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工人的办法是煞费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去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去和工人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一天,毛泽东同志去长沙城的南门外和小吴门外一段铁路上散步,走来走去,总希望遇见个把工人。后来终于遇到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这人是广东人。毛泽东同志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这工人觉得客人很亲切。经过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泽东同志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回来后,毛泽东同志派郭亮同志去作工人夜校的教员。突破了一点之后,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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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54 | 显示全部楼层
    提倡领导干部学屈原讲真话
    毛泽东曾赞《楚辞》:提倡领导干部学屈原讲真话

       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他请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50余种收集来,在这段时间里集中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张治中读《楚辞》,并推荐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在一封信里还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1年他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把屈原的《离骚》比作战斗的利剑,表达了毛泽东对屈原拇笪尬范氛竦脑奚汀?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把一套线装《楚辞集注》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了他。在一本明人陈第撰的《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句子作了圈画。毛泽东曾用行书书写了“帝高阳之苗裔兮……夫惟捷径以窘步”。用小楷书写了“帝高阳之苗裔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可见其对屈原楚辞的喜爱程度。

       毛泽东终生喜爱屈原的《离骚》和以《离骚》为主的《楚辞》,对屈原的伟大爱国精神和天才的文学创作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他评价屈原是继《诗经》之后“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对《离骚》中抒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毛泽东非常崇敬。

       对于屈原的创作,司马迁曾评论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来评价。毛泽东很同意司马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的这一评论,不仅对研究屈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研究文学创作,也具有深刻的启示。

       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写下了不少气势磅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古典诗词,尤其是那些想象奇特,颇具大家风范的诗词为人所称道。他的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毛泽东在日常工作中也随时能联想到《楚辞》中的诗句,并用之于谈话中。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熟悉和运用自如。1954年10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到外地访问,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在一次讲话中他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么一人做了这一篇。”这同时也肯定了《天问》。1958年有一次中央在广西召开会议,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突然停电。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颇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因为那是最富于幻想的火热的“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的,恐怕不仅仅只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了。 


    ——>  1962年初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要“说真话”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针对浮夸风等不良倾向,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是他和毛泽东在大会的主席台上。( 来源: 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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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和李四光
    “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毛泽东和李四光

    李 林

    我的父亲李四光同志,一生中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的谆谆教诲.我父亲都铭记心中。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同我们谈起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关心和对待科研人员的鼓励。这些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我父亲。那天,我父亲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父亲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我们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我父亲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
    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对于我父亲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我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我父亲。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父亲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我国地质条件,认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195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

    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我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我父亲,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我父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我父亲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我父亲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我父亲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父亲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父亲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我父亲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我和母亲等候我父亲,到深夜他才回家。原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我父亲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我父亲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父亲一起登上舞台,一同演员合影留念。我父亲对我们说:‘‘在找油方面我们刚刚迈了一步,主席就这么热情鼓励我们,还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启发教育我们要深入实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道路。”父亲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就好像获得了新的、无限的生命力,变得像一个年轻人一样。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父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父亲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清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我父亲回来告诉我说:
    “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
    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我父亲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我父亲,马上拉着我父亲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部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我父亲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主席拉着我父亲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那天傍晚,父亲回来了。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我父亲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晚才回来,便都急着问父亲。

    父亲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这短短的l小时.毛泽东和父亲却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我父亲说,他很想看看我父亲写的书,希望我父亲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找父亲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我父亲问。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我父亲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父亲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

    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我父亲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部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要写的资料丛本上整理完了,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l本,父亲就叫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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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57 | 显示全部楼层
    章士钊批斗不过关怒给毛泽东写信
    作者:孙琴安李师贞岳洪治缩编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清末曾任上海《苏报》主编,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已闻知章士钊的大名,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也是他爱读的一种。据说,当杨昌济考虑自己的爱女杨开慧是否要嫁与毛泽东时,曾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朋友,他那 时已认识毛泽东,就劝杨昌济促成此事。杨昌济就听从了章士钊的意见,成全了这桩婚姻。后来杨昌济在临终前,也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泽东,而章士钊也认真地接受了这一推荐。
      1920年,毛泽东为了筹备湖南共产党的成立,又想援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钱款。一时无法筹措,想起了章士钊,就请他帮忙。“你派什么用场?”章士钊问。“为了一批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好吧。”章士钊一口答应。不久,章士钊即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他收了这笔钱,一部分资助湖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就用来搞革命了。
      那时章士钊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有时抽空也去听他的课。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其间由覃理鸣设宴,让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先生,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小12岁,但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
      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便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在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分析形势时,毛泽东特意提到了章士钊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见解。他说:“他的这一意见应该引起重视。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他为了挽回战局,特请章士钊等来与毛泽东面谈,以求和谈之路。于是,由章士钊等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同年2月北上,先到北平,然后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毛泽东闻讯后,先接见了章士钊,就有关事项交换了意见,征求了他的看法后,再接见其他二位代表。不久,国共两党和谈再次破裂,章士钊与当时不少知识界人士都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每逢熟知的老朋友,便极道毛泽东之贤。这时他的家眷尚在上海国统区。
      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城刚解放的当天,便有4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站在章士钊家门前值班,保护章先生的家属。
      同年秋,章士钊在香港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便北上北平。不久,章士钊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便把在上海的家属接往北京定居。
      1950年春,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年已66岁,与老妻无儿无女,孤苦伶仃,又无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找到章士钊那儿。章士钊就叫他写份自传,又把李傥的自传转送到毛泽东那里,自己附了封亲笔信。毛泽东不久便在这份自传的第一页上批道:“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然后,他又批了一段话:“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益,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批语后,马上就给李傥安排了工作。这件事使李傥一直对章士钊十分感激。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仅经常请章士钊开座谈会,陪同吃饭,两人之间还有一些彼此会心的幽默交往。1955年,章士钊寄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看罢,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转向李银桥,吩咐道:“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李银桥连忙赶到街上,跑了好几家副食品店,总算把鸡买到了,又匆匆送到章士钊家去。章士钊那时住在一个四合院内,李银桥敲开门,拎着两只鸡对章士钊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说着,便接过了两只鸡。“主席看到你的信了。”章士钊举举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随后又问:“主席身体怎么样?”李银桥说:“很好。”告别了章士钊,在回去的路上,李银桥一直很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一见到毛泽东,李银桥便把给章士钊送鸡的经过照说了一遍。毛泽东听了,微微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
      1957年,共产党开门整风。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
      岂料,不数日,“反右”斗争接踵而起,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士钊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章士钊在家闷闷不乐。这时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其女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劝说道:“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毫不听劝,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章士钊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
      毛泽东对逻辑学问题重新发生兴趣后,得知章士钊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著作。一次碰见他时,就问道:“行严先生,听说您过去曾有过逻辑方面的著作,是否能够拜读一下?”
      章士钊一听,便知道是指他过去写的《逻辑指要》一书。此书1943年初版于重庆,是为响应蒋介石“以精神之学教天下”的号召而写的,张君劢曾为之宣扬过。想到这儿,他颇觉踌躇,便回答说:“这本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如果把这本书给您看,岂不是侮辱您了吗?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笑着说:“这是学问方面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章士钊只好把《逻辑指要》一书借给了毛泽东。
      过了3个月,毛泽东邀章士钊前去聚谈。他到时,只见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他的原著。毛泽东坦然地对他说:“行严先生,我对此书已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通读过了。这些年来,我阅览的有关逻辑的书也不算少了,但大多数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不足称为专著,独先生吸取中国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可以说是仅见的一种……”
      “主席过奖了,还是多提些意见。”章士钊不好意思地说。“根据我的意见,此书足可作为今日的参考资料,宜于印行。”“承蒙主席错爱。”章士钊说,“我的观点比较旧,即使要出版的话,有些地方还需改动。”
      “这就全由先生做主了。”毛泽东说,“目前中央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套《逻辑丛书》,先生的大作是否即可作为其中的一种?”“可以。”
      1961年,《逻辑指要》经过修改后,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自然赠送给了毛泽东一本。
      1962年1月31日早晨,章士钊忽然收到毛泽东的请柬,邀他到丰泽园去小酌。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当毛泽东见章士钊等被接到颐年堂前时,诙谐地说。
      “客人是谁呢?”章士钊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们都认识他。”毛泽东见章士钊甚为蹊跷的模样,故意不说出名字来,为这次家宴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也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经这一说,章士钊等更觉诧异了。正猜测着,一位高个头戴眼镜的清瘦男子已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了颐年堂的客厅。毛泽东迎上前去,与他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然后环视了一下章士钊等人,微笑着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章士钊等这时才恍然大悟。于是,大家边吃边聊。吃完饭,毛泽东还与溥仪、章士钊等一起合影留念。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他设了两桌饭,除自己的亲属外,只邀了4位老人作陪,他们是: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事先并关照,每位来客可带一个子女。章士钊那次赴宴便带了女儿章含之同往。
      在吃饭之前,毛泽东与章士钊等谈古说今,十分快活,接着便又问了4位老人儿孙辈的情况。
      听说章含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毛泽东要她教自己读英文。
      章含之原以为他是说了玩的,不料一周之后,果然派人打来了电话,并约她星期日下午去。
      “去吧,他是很随和的。”当章士钊知道电话后,心里很高兴。“另外,”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套《智囊》的线装书,对她说,“去的时候,顺便把这套书带给主席。”
      从此,章含之一边教毛泽东学英文,一边也就成了毛泽东向章士钊借书、还书的交通员,毛泽东并对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有一次,即1963年的一个冬天,毛泽东读完英文后,和章含之散步,闲谈中忽然想起了自己1920年向章士钊借的2万银元。他说了事情经过,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10年还完两万。”
      “是有这回事吗?”章含之如听传奇一般,回家问父亲。
      章士钊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没过几天,毛泽东的秘书果然送来了两千元。并说:“以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这怎么行?”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主席当真还债了。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当章含之把父亲关照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从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总会送两千元到章士钊家中。章士钊要推也推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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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偶尔看看III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19:59 | 显示全部楼层
    姚雪垠与毛泽东
     我最后一次见到姚雪垠,是在1996年春天。一见面我就发现,他
    确实衰老了,说话和行动都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依然放光,声音也还
    洪亮,思维已经不大敏捷,所说的内容和话语是单一的重复的。寒暄
    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毛主席对《李
    自成》的批示原始记录找到了,原话是……”。他喃喃背诵的那个
    “重要指示”我没有记住,只记住了他连连重复的“非常重要”和后
    面的几句话:

       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
    持,就不会有《李自成》。

       1957年以前,他同时在进行三部大作品的构思:一是《天京悲剧》,
    二是《杜甫传》,三是写新乡面粉厂的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以李
    秀成为主角,写太平天国的覆亡;先写成电影剧本,因为当时迫切需
    要电影脚本,他想在这方面尝试一下,然后发展成长篇历史小说。———
    这三部作品后来都没有完成。

       从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所兴起的反教条主义之风,思想解放
    之风,使得我和姚雪垠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心情激动,信心倍增,
    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姚雪垠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时候
    都活跃,写了不少文章,也多次在会议上发言。后来,这些文章差不
    多都有了问题,发言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其中真正犯忌讳的主要
    是四篇文章,即:《谈破除清规戒律》、《创作杂谈》、《打开窗户
    说亮话》、《惠泉吃茶记》。这些文章不仅触及了文艺界的最高领导,
    而且有的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是他成为“极右分子”的重要原因。


       先说引起毛泽东注意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
    上的《创作杂谈》。

       姚雪垠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是他竟敢公然与“深入工农兵生活”
    的伟大号召唱反腔。毛泽东说的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
    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
    中去”,而姚雪垠却提出了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老作家在
    旧社会生活得久,不但不应该把这点看做是他们的包袱,反而应看做
    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是他们的财富”,由此发出呼吁,“要重视老作
    家独具的生活经验”。

       当时,姚雪垠的另一篇文章《惠泉吃茶记》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注
    意,而且正式传达了他的有关指示。那已经是1957年的春天,作协武
    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从北京回来,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内中提到姚雪垠。大意说,读了《惠泉吃茶记》,
    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
    之分,这是不对的。

       和所有的右派一样,姚雪垠也被批得一钱不值。说他历史肮脏,
    品行恶劣,是老流氓,这种侮辱性的谩骂他倒不在乎,最令他伤心的
    说他不学无术,说他专门写色情文学。一个知识分子,被人从精神上
    剥得精赤条条而无告地处于众人的围观唾骂之中,那种内心深处的羞
    辱和绝望是难以忍受的。他就是怀着这样悲愤的心情开始了他生命史
    上的最重要的一搏———写《李自成》。

       那已经是1957年的秋天,运动已近尾声。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向我透露了他提前写《李自成》的原因。前
    面提到过,按原先的计划,他打算先写《天京悲剧》和《杜甫传》,
    然后再写《李自成》。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主意,提前
    写《李自成》呢?对此,他表述得很清楚,是因为毛泽东,因为毛泽
    东与李自成的特殊关注。他说他虽然很早就对李自成的事迹感兴趣,
    而真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是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当
    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了,他知道毛泽东对此文很重视,
    列为整风学习材料,而且还曾致函郭沫若给以高度评价,同时还有搬
    上戏剧舞台的建议。他还告诉我,在延安的时候,开明士绅李鼎铭的
    侄儿写了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永昌演义》,呈给毛泽东
    审阅。毛一直把这部书稿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周扬,说写得不好
    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姚雪垠说他读过《永昌演义》,确实写得不
    怎么样。但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李自成是历史上最近
    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是从陕北起事的;毛泽东是当代农民革命的
    领袖,也来自陕北,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毛泽东对李自成特别
    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我和姚雪垠分别到不同的地方接受改造,他
    在武汉市郊东湖农场“监督劳动”,我到沙洋农场“劳动教养”。几
    年以后,当我们都成为“摘帽右派”而重逢并再度成为邻居的时候,
    客观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写完,正忙于联系出版的事。
    1962年年底,他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后和我谈及在京期间所
    受到的礼遇和赞扬,告诉我他都见了哪些重要人物,谁又说了些什么。
    说时滔滔不绝,喜形于色。这中间,他最重视也谈得最多的,是茅盾
    和吴晗。一个是文学泰斗,一个是明史权威,他们的意见当然十分重
    要,十分可贵。

       就是在这个时候,姚雪垠把刚刚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寄呈给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举措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他听到了掌声,得
    到了赞扬和鼓励,同时也听到了贬斥声,看到了冷眼。他在有些飘飘
    然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学术上艺术上所获得的赞扬并不能改变
    “摘帽右派”的身份。他知道,只有通天,或可有望改变处境。他和
    夫人王梅彩一起包扎这两部书时,我刚好在场,他们是怀着诚敬之心
    在做这件事的。当时我还问他:“现在的出版物那么多,主席又那么
    忙,未必会看你这部书。”姚雪垠胸有成竹地肯定说:“我看会的。
    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毛泽东确实特别重视李自成,真的读了他的
    《李自成》,而且是基本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畅游
    长江驻跸武汉时,曾有谕旨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你告诉武汉
    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
    写下去。”

       他在(1975年给毛泽东)上书之前并没有直接向我透露消息,怕
    我嘴不稳泄露出去,而是以一种有意无意地发牢骚的口吻试探我的看
    法:“看来真没办法了,只有给他老人家写信……”。我说只怕很难
    送到他手上,他也难得有精力管这种事。等到信已送达并有了好消息,
    他才把一切告诉我。在信里一开始就说明自己是《李自成》的作者,
    重提当年呈书并获恩荣的往事以勾起毛泽东的记忆。然后谈他的写作
    计划,恳求帮助。这时他没有忘记吴晗的话,计划中只提写农民起义
    的《李自成》和《天京悲剧》,而不提写辛亥革命的《大江流日夜》。
    信的最后还附一首旧体诗。诗是他的旧作: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这首诗确实与毛的风格相通,又有形势大好,又有雄心壮志;末
    联用鲁阳挥戈、夸父逐日两个典故,以表现暮年豪情。

       毛泽东支持他继续写《李自成》的指示下达后不久,姚雪垠就如
    同跃过了龙门,迁居北京,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最后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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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吃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东渡黄河后,毛泽东乘吉普车去西柏坡。吉普车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突然看到一个孩子躺在路边的茅草上,坐在孩子身边的母亲正在流泪。毛泽东身体一阵震颤,喊道“停车!”司机煞住车,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孩子身边,问道:“孩子怎么啦?”
    “病啦!”母亲泪流满面。
    “什么病?”
    “请一个先生看过,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的说胡话,只剩一口气......”母亲呜呜地哭出了声。
    毛泽东的眼圈泛红了,猛地扭过头,朝车上看。
    “我在这里。”已在毛泽东身边的朱医生说。
    “快给孩子看病。”
    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询问孩子的母亲......
    “有救吗?”毛泽东问。
    “有救。”
    “好,一定要把孩子救活!”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
    “有是有......只剩一支了。”
    “什么药?”
    “盘尼西林。”
    “那就快用。”
    “可这药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的用,不到万不得已......”
    “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请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舍不得用的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毛泽东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的车送母女俩回家,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是要泛红,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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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20:01 | 显示全部楼层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
      相互尊重半世纪

       郭沫若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3月23日的广州,从那时算起,两人相交达半个世纪之久。早在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开国大典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泽东献锦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

       毛泽东也一直尊重郭沫若,这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当年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在桂园接待各界人士,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毛泽东目前正在和国民党谈判,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表,他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相赠。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

       以史为镜得殊荣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郭沫若收到毛泽东手书后,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

       惊涛中的安慰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历来十分重视。大概是《十批判书》在学术界影响深广的缘故,毛泽东先后读了五遍。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到郭沫若的观点和《十批判书》。他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这时毛泽东语气平和,所以郭沫若也并未感到多大压力。“9?13事件”发生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1973年5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就在这一年下半年,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他批孔扬秦、扬法抑儒的观点,但他没有想到有人会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

       然而江青却有她的算盘。她跑到北京大学,组织起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江青这样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为首要的终极目标,她心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标,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碍的周恩来。毛泽东不一定看出了江青的用意,但及时发现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阻止。江青一伙不死心,1974年1月25日,他们擅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

       1月25日的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江青他们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1?25”大会实况录音带,客观上也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范围散播,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出于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道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伙还是不甘就此罢休。这次大会后不久,张春桥和江青先后窜到郭沫若家里,指责他歌颂孔子骂了秦始皇。江青更是逼他写“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针对周恩来的,即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近三个小时,郭沫若五内俱焚,急火攻心,当夜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知道郭沫若生病住院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疗,并常派自己的医生前往医院探望。随后,毛泽东也派人来看望郭沫若,并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因为他心里最清楚,就在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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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清室三格格
      1955年元旦,中共中央办公厅像往常一样,收到了由各处呈送毛泽东主席批阅的文件。在众多的公文里,有一份材料显得与众不同,十分显眼。它是由当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送来的,其中除章士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及章士钊题《满宫残照记》两首诗外,还有一年轻女子19岁时的西洋婚纱照和一张26岁时的满族旗装照。随后是这个女子用笔恭恭正正写了十几页的自述。
      章士钊和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是至交。经杨先生介绍,毛泽东在1919年就认识了章士钊。建国后,两人交往仍多,关系甚为深厚,如老友一般。那么这位美丽的满洲女子,被章士钊称为“女知识分子中之佼佼者”,却“身为满人零落”要毛泽东考虑“优予提振”的是谁呢?
      章士钊偶得《满宫残照记》
      身为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对清廷历史尤感兴趣,1954年的一日,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旧书摊上买书,偶然见到一本名叫《满宫残照记》的书,其中所收大多是皇家家庭信件及生活实录。章士钊如获至宝地浏览了一遍,里面一个叫金韫颖的写的信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些信都发自日本,是寄给她的哥哥、当时在伪满洲国做“皇帝”的溥仪的。信写得天真顽皮,流畅轻松,在晚清遗老遗少们的八股之中,这十几封信读来别有一番情趣。章士钊见其文采,欣赏之余,又有好奇,想访求其人。于是章士钊就去找溥仪的七叔载涛询问。载涛说,溥仪确实有一亲胞妹妹姓金名韫颖,人称“三格格”,最近才从东北迁回北京。章士钊闻言,执意要见一见三格格。不几天,载涛就带着金韫颖来到了章士钊的寓所。只见这位三格格,却是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妇女,衣着简朴,风华已失,言谈举止中虽平和谦逊,却神采不凡。章士钊对金韫颖说,你写一份自述吧,由我呈送给毛主席看看。
      昔日御妹的风华岁月
      金韫颖,1913年出生于北京紫禁城,由于爱新觉罗家族自醇亲王载沣起就改姓金,所以韫颖还有两个字号,一个是其父载沣为她取的蕊秀,一个是溥仪的英国教师庄士敦为其题赠的莉莉,由于她排行第三,所以宫里人通称她为“三格格”。
      三格格出生时已是1913年。她天性娇柔温文,而且生得美丽聪颖。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包围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溥仪只得迁居天津张园,十多岁的三格格也走出了紫禁城来到了天津。走出宫门,她每日和溥仪及兄弟姊妹学习日语,其它时间则打网球游戏,她和溥仪同为瓜尔佳氏所生,深得溥仪喜欢。
      19岁那年由溥仪指定亲事,三格格与前清大臣荣源的二儿子、也就是婉蓉皇后的弟弟润麒订亲。1931年,来天津已闲居6年的溥仪在日本军警的秘密保护下出逃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三格格和润麒的婚礼也就迁到长春举行。婚后不到一个月,溥仪便派溥杰和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三格格韫颖也随之前往。三格格一到日本,日本皇室上下便把她包围起来,不仅要她担任妇女会的名誉会长,而且裕仁天皇的弟媳也特邀她去寓所让她教中文。韫颖越来越感到束缚和压抑,便时常提笔写信给溥仪,溥仪很喜欢读韫颖的信,并把这些信件装订成册保存起来,章士钊看到的《满宫残照记》中的十余封信,就是韫颖在这一段时期写的。
      两年后,韫颖回长春探亲,就再也不肯回日本去了,润麒也从日本回国,在伪满高等军事学校任中校教官,他们便在长春住了下来。1945年,日本战败,韫颖在惊慌中随着皇族家眷仓皇逃至大栗子沟躲藏,不几日,东北解放。丈夫在逃亡途中下落不明。这一年,韫颖32岁。
      从御妹到平民
      金韫颖把随身携带的十几箱金银珠宝全部上交后,只留下随身的几件换洗衣服,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通化。一家人要糊口,只有依靠自己。这位皇室御妹脱下她穿了几十年的华贵旗袍,换上了普通的蓝布短衫,在街上支起一个香烟摊,兼收一些穷户人家的破衣破鞋,开始了她坦然却是艰苦的生活。
      但这种温饱的日子并没过多久。轰轰烈烈的批斗会开始了,金韫颖每日提心吊胆。大会主席要她讲述自己以前的经历,她便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从紫禁城讲到天津、日本和东北的生活……当她讲完,等待别人批判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质问,也没有人反驳她。半个月后,她们一家重又回到了通化。1949年,北京解放了她被政府告之迁回北京。拉扯着三个孩子的韫颖,同婆母住在一起,像往常一样辛勤地操劳着。1951年,韫颖的父亲载沣去世,韫颖分得了一点遗产,靠几间旧房的租金勉强度日。从那时起,她开始参加街道工作,由于她识文断字,大家都推举她当了居民组长,治保主任。
      毛泽东感慨赞御妹
      从御妹到平民,其中的艰辛远非文字所能尽说。毛泽东提笔在金韫颖的自述后写道:“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他批示送周恩来阅,考虑是否酌情处理。不久,金韫颖就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1956年,经毛泽东批准,金韫颖还和七叔载涛等人到战犯管理所去看望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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